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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多建立迦太基》（Dido Building Carthage），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于1815年为妄图称霸的拿破仑被击败而创作的寓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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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伟大的海权迦太基一直是座海洋城市。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推罗臣服于亚述统治者沙尔马那塞尔三世（Shalmaneser Ⅲ）之后，[1]作为它有意采取的一项政策行动，迦太基建立起来了，建起这座城市的腓尼基人是乘船而不是骑马来到这里的。他们在推罗和塔特索斯（Tartessos）之间建立了一个海上枢纽，而不是一个陆地军事哨所。迦太基的政治将反映出海上贸易那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穿越撒哈拉的商路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围绕贸易路线和资源的控制权展开的冲突将会决定迦太基国家的演变，使它先是和希腊，后来又和罗马发生冲突，它的这些竞争对手有着与它截然不同的陆上军事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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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迦太基的推罗人向海洋寻求战略和经济优势。他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商业控制权，而不是可耕地的面积；他们没有企图征服内地，反倒因为占用了别人的禁地而向当地统治者进贡。几个世纪以来，迦太基的食物都是从西西里、撒丁岛和更远的地方进口来的。控制从利凡特到伊比利亚的航线比在非洲获得土地重要得多，因为腓尼基人的经济依赖于从加的斯进口的金属。迦太基仿效了推罗模式，占领了一些位于岛屿上的海军基地，像是西西里海岸上的莫蒂阿（Motya），还把迦太基和尤蒂卡（Utica）连接起来，利用非洲和西西里之间的海峡来控制贸易。撒丁岛南岸的基地封锁了进入阿尔沃兰海（Alboran Sea）的北部路线。[3]任何对迦太基海权的挑战都会引起迅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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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坐落在一个箭头形的半岛上，易于防御来自陆地一侧的威胁，拥有极好的海滩和港口设施。正如西塞罗所观察到的，它被港口包围，有运河连通外界。突尼斯潟湖里的天然锚地被巨大的人工港所取代。[4]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变得像规则的网格一样整齐，有意识地创建了一个宏伟的城市建筑群。它的中心是广场和元老院，位于海港和庙宇之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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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大国的势力在利凡特海岸的增长，尤其是公元前671年亚述人对推罗的围攻，促使推罗人向西移民。到公元前550年，迦太基实际上已经独立，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控制着通往伊比利亚的航线，是地中海西部的腓尼基殖民地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宗教领袖。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535年间，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通过一系列海战挫败了希腊人占领科西嘉岛（Corsica）的企图，这些海战确保了这二者的联盟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并切断了希腊人获取西班牙矿藏的通道。然而，发生在东方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使迦太基继续与更广阔的世界保持着联系。公元前525年，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给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超级大国配备上了腓尼基海军，波斯人想用这支海军来对付迦太基。但推罗拒绝出海攻击自己的“孩子”，从而解除了这一威胁。公元前509年，迦太基又与罗马签订了条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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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罗逐渐失去联系导致迦太基的政体演变为共和国。每年会选出两名执政官或苏菲特来领导城市，而元老院则负责解决是战是和的重大问题。公民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力，公众抗议并不少见。元老院对有限战争、商业协定和雇佣军的偏爱与其他海权完全一样。作为一个宪政共和国，迦太基拥有维持具有一定代议制性质的政府所必需的制衡。亚里士多德认为迦太基政制是成功的：它在胜利和失败中不断演化和忍耐，没有遭到僭主或暴民统治的破坏。[7]虽然腓尼基人建立的城市都是靠商业来获取财富，这必然会更容易受到商业寡头政治的影响，但迦太基从一个殖民地和贸易站发展为一个城邦，后来又演变成非洲的强国，这个过程创造了一种竞争性的土地利益，使它的决策制定变得复杂化了。尽管拥有土地的家族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但他们只能羡慕罗马土地贵族对权力的垄断。相互抵触的海洋和陆地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方向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但土地精英们所选择的始终是有限的失败，而不是无限的战争。人民在贵族的这些争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跟雅典人民所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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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迦太基身上有着多种文化的印记；希腊和埃及的影响使迦太基文化与腓尼基文化有所区别。这座城市是通过同化移民而发展起来的，迦太基人对异族通婚没有种族或阶级上的限制，从而建立了一个与北非、希腊和意大利有着密切联系的新社会。妇女拥有财产权，并参与经济活动。人们普遍拥有奴隶。[8]迦太基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陆地，在西班牙和自己的腹地寻找资源，它注意力的这种转移在迦太基硬币上得到了反映，马匹、棕榈树和女神取代了船只。[9]这些符号代表着这个国家正处在从海权到大陆帝国的转变当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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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战略文化反映了对商业/海洋的关注，它对稳定和繁荣的关心胜过对征服和领土的关心，拥有财富、缺少人力使它非常重视盟友和雇佣军，最重要的是，它有为了维护国家不惜做出妥协的意志。身为“第一个真正称得上广阔的内地中海帝国”，以岛屿作为“重要的连接点”，[11]迦太基显然是威尼斯和英国的前辈。这样的国家却先是跟西西里岛上那些侵略成性、对土地十分饥渴的希腊移民国家，后来又跟罗马共和国去争夺领土，最后当然只会挑起迦太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它无法应对这些对手那种残酷的军事文化，一般来说也经受不起战争的考验。然而，这些接触使迦太基日益希腊化，在军事领域尤其如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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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迦太基人采用了希腊式的军事方法，但他们并没有把公民士兵、牺牲和荣誉这一整套军事文化接收过来，那种文化会让整个社会不惜一切地投入战争。就像创建这座城市的推罗人一样，他们更喜欢依靠船只、金钱和雇佣军来作战。就连汉尼拔也没有残忍好杀的本能。他的战略/政治模式是取得有限的胜利，从而实现力量平衡和均势，这种模式更适合一个二流的贸易共和国，比如推罗，而不是一个大国。与主动挑起冲突相比，迦太基更有可能被动地回应侵略，它很不愿意增加军队。政治现实主义是它的口号：迦太基领袖会马上抛弃战败的盟友，迅速和胜者达成交易。作为一个海权，迦太基把海军视为国家首要力量。它发起有限的海上冲突通常是为了控制关键的贸易路线、岛屿基地和资源，在冲突中，它会让由迦太基人建造和操纵的舰队跟可消耗的雇佣军协同作战。迦太基在侵略成性、渴望土地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进入重要资源地区时做出反应，但它并没有有意识地寻求领土建立帝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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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移民国家想要占领西西里的富饶土地时，迦太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公元前480年，迦太基人在希梅拉被叙拉古的希腊人打得大败，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无法进入西西里东部。[14]希梅拉战役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新的政府结构，迦太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国内生产上。它变成了孤立主义者。这一进程与土地精英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土地财富看重的是稳定和权力的长期积累，而不是海上贸易那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收益。迦太基成了古代的威尼斯，一个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的贵族共和国，令亚里士多德赞叹不已。寡头政治在希腊文化和新神祇的传播中得到了呼应，这些神祇中有许多是从西西里的希腊人那里传过来的。尽管它与叙拉古的战争被证明是昂贵和优柔寡断的，但迦太基的海洋控制还是能为城市和舰队提供充足的税收收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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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究底，迦太基还是需要西西里的：要使用战舰控制通往伊比利亚半岛的海上航线，就不得不依靠西西里的军事基地。叙拉古在公元前410年击败雅典人之后[16]控制了西西里岛，这促使迦太基人再次介入。然而，迦太基没能动员起足以赢得胜利的军力，这使得冲突持续了许多年。它并不想征服这个岛屿，只要确保海军基地和政治影响力就足够了。公元前340年，包括由精英市民组成的神圣军团（Sacred Band）在内的一支庞大的迦太基军队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尝试灾难性地失败了。这结束了它派遣公民士兵去国外战斗的传统。自此以后，迦太基对自己的目标和投入做了限制，只打算依靠海军力量和雇佣军去赢得有限的胜利。公元前310年，叙拉古的僭主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改变了这场冲突的性质，他派了一支军队登陆北非，想要进行一场“决定性”战斗。虽然入侵失败了，但它在迦太基政治中引起了巨大的变化。[17]在这个时候，罗马和迦太基还是盟友，它们携手对抗地中海西部的希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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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拥有西西里岛上的重要海军基地，但没能从希腊人手里夺走西西里的控制权，通过长期的接触，它变得越来越希腊化。这种趋势也扩展到了它在非洲的腹地，希腊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于公元前396年被引入，还有马戈（Mago）那部著名的农业百科全书的问世，都表明迦太基对农业的重视达到了新的高度。橄榄、葡萄酒、水果和鱼露跟标准的腓尼基特产，如紫色染料、皮革制品和陶器一起，成了主要的出口商品。扩大国内粮食供应成了迦太基政治领导层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急于防止民众骚乱。[18]这座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贵金属储备，黄金来自西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白银来自西班牙东南部的新迦太基（Carthago Novo，卡塔赫纳，Cartagena）。这些财富推动了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的经济发展，并为巴卡家族[19]的军队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提供了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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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300年，迦太基像其他几个大城市一样，摆脱了区域竞争的局限。罗马、迦太基、亚历山大和塞琉古王朝首都安条克（Antioch）的人口数都超过了10万。到公元前2世纪，地中海盆地的人口达到了3500万至5000万，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时的两倍。这种增长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尤其明显。[20]不过，对资源的争夺也随之而来，这将重塑地中海世界。除了人力、粮食和木材，迦太基的资源应有尽有。尽管迦太基试图通过更密集、更持久的定居方式以及开发当地食物和原料来源来弥补这些弱点，但它对外国军队、西西里谷物和撒丁岛木材的依赖还是会导致它的毁灭。[21]当它从一个推罗人的商业站点发展成一个陆地国家时，它的资源需求使它与罗马发生了冲突，罗马是位于希腊化世界边缘的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未来的问题是，在公元前3世纪统治地中海的列强——罗马、迦太基和东边的各希腊化君主国——将会如何相互影响。所有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但只有迦太基是个海权。这座城市以巨额的财富和强大的海上实力参加了这场竞赛，但事实证明，它无法与奉行军国主义的意大利共和国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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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不是一座海洋城市：它控制着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河流渡口，而且，尽管罗马的领土在公元前640年之后不久就到达了海边，但罗马人仍然只在陆地上活动，在海军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他们擅长航海的邻国，其中包括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直到公元前394年，罗马才有了它的第一艘战舰，以及第一枚带有战舰图像的硬币。[22]它没有转向大海。罗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意大利半岛上，因而接受了迦太基在海上的统治地位及其对第勒尼安海上的大型岛屿的控制。在公元前348年订立的神圣条约中，罗马同意不与迦太基以西的地区或撒丁岛进行贸易，公元前306年双方更新了条约，罗马承认迦太基的“利益范围”包括西西里。作为回报，迦太基将不染指意大利地区。这些条约被刻在了铜板上面。尽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在几个世纪之内不断变化，但罗马的陆权与迦太基的海权之间一直有着明显的区别。[23]在与迦太基签订了最终条约之后，罗马人只花了10年时间就把势力延伸到了意大利的脚后跟。他们与迦太基的关系在公元前272年他林敦投降后开始改变，此时，罗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并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港口。罗马与托勒密二世（Ptolemy Ⅱ）签订了条约，以孤立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41年）期间，迦太基想向埃及借款2000塔兰同，却遭到了拒绝。[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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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们在讨论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时，毫不犹豫地采用了罗马人对其原因的解释，只有罗马一方的观点被古代史记载下来了。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特奥多尔·蒙森、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和他们的追随者无视迦太基人的看法或许不同于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记载的可能性，接受了“东方学家”的观点，认为迦太基这个衰落的“东方”大国应该对战争的爆发负责。罗马人用胜利证实了自己的主张。罗马观点的核心是，罗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与迦太基的战争之中，这是一场不受欢迎、出乎意料的战争，罗马对此毫无准备。这些似是而非的主张是说给同时代的东方希腊强邻听的。实际上，罗马并不是无意间被卷进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去的。皮洛士（Pyrrhus）试图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建立希腊的主导地位，这迫使罗马人思考半岛以外的问题，而征服粮食和资源都很丰富的西西里岛显然是征服意大利南部的后续行动。罗马无疑是有预谋的。他们在公元前264年宣战时，已经拥有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舰队，还有有效的行政和指挥结构、船坞和补给品。没有这支海军，他们是无法向西西里投送陆军力量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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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编造他们的海军很无能的神话，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战前所做的筹划和藏在纯属吹嘘的“从无到有建设海军”故事背后的虚伪，根据这个故事，罗马人是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仿照迦太基的一艘沉船造出一支新舰队来的。这种说法不仅本身荒唐无稽，而且罗马战舰根本就不是仿照轻巧灵活的迦太基式“四列”战船建造的，它们的范本是重型的叙拉古式“五列”战船。叙拉古人的设计是想要削弱布匿人的航海技术在海战中的作用，发挥接舷战的威力，从而改变海战的平衡。罗马舰队大部分是由具有航海传统的同盟城市建造和操纵的，而罗马自己的海洋城市奥斯提亚（Ostia）和昂提乌姆[26]（Antium）则被免除了为舰队提供船只和人员的征兵义务。[27]公元前267年，罗马从布鲁希亚人手里抢走了西拉森林（the Sila Forest），这是一处重要的造船资源生产地，这一事件有力地证明了罗马正在策划进行海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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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做好了战争准备，并选择了开战时机：在没有舰队的情况下对一个海外岛屿发动战争未免太愚蠢了。然而，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并没有使罗马成为一个海权。它仍然是一个军事国家，只是利用海军来扩大陆军的战略影响范围，陆军才是它的主要打击力量。罗马舰队由于风暴和恶劣天气而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蒙受的严重损失反映了其海军的弱点：战舰过于笨重，指挥官缺乏经验，富有传奇色彩然而实际上很快就被废弃了的乌鸦吊桥（corvus，一个顶端带刺的登船坡道）影响了船只的重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陆军控制海军。将军们的傲慢使海军多次遭遇灾难，但罗马人学得很快。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能够执行经典的撞击攻击了，而且也已经废弃了乌鸦吊桥。好几个大陆军事强国建起了有效的海军，其中部分国家的海军，包括罗马、德国和美国的，称得上非常强悍。陆上强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海军的专业性，而是它们是否愿意长期维持舰队，把它当成国家最关心的问题。罗马人从来没有把海军放在心上。海洋跟名誉、光荣和掠夺联系不紧密，不能带来社会声望和从军的威望；它“不受罗马精英们的喜爱”，他们“憎恨和害怕大海”。[29]罗马舰队可以把罗马的军事力量从一个大陆投送到另一个大陆，但它不是一件制胜的武器，也不是一种特别适合表现罗马力量的工具。罗马将通过征服围绕着海洋的陆地来统治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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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战争还留下了另外一件更加令人不快的遗产——大量没能得到报酬的雇佣兵留在了这座岛上。当从意大利来的马墨尔丁（Mamertine）雇佣兵[30]占领墨西拿（Messina），屠杀成年男性居民时，迦太基人试图将他们赶走。然而，罗马很快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它是入侵西西里的重要桥头堡，此举破坏了将西西里划为迦太基势力范围的长期条约。在完成了对意大利本土的征服之后，罗马人已经做好抓住新商业机会的准备了，这是控制着元老院的罗马—坎帕尼亚贵族的期望。为了保住西西里岛的市场准入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迦太基已经打了一个多世纪的仗，如今它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这次它的对手是一个寻求全面控制的强国。在长达140年的战争中，迦太基人显然没能占领西西里，他们证明了自己无法对罗马构成军事威胁。他们既无力也无心入侵意大利。公元前264年当选的罗马执政官选择了战争，他们追求荣耀和利益。虽然很明显，迦太基是海外扩张的一道障碍，但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还在意大利北部跟高卢人打仗，这表明个人的野心和帝国扩张的需要压倒了合理的战略，还表明罗马并不认为迦太基是足以与它匹敌的对手。[31]在罗马的公开声明中，以马墨尔丁暴徒那不值一提的请求当作开战的理由，这是它为了掩饰其侵略预谋的借口。开战的真正理由是个人和帝国的野心，在这种野心中或许还混有一些对迦太基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力的修昔底德式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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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以迦太基的海洋/商业财富为首要目标，他们想要推翻和掠夺敌人，而且吃下去的越多，胃口越大。罗马的其他邻国都很穷，因此不怎么能引起他们侵略的兴趣。罗马人完全无视自己与迦太基缔结的条约，而他们是自愿订立这个条约的，还把它刻在铜板上，存放到国家档案里。为了掩盖他们的不法行为，他们发动了持续不断的宣传攻势，这种攻势在两千年后仍然有效。19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以罗马为榜样，谴责迦太基人不守信用，尽管当时背弃誓言的是罗马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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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战争目的是防御性的，他们没有兴趣改变这些目的。他们那种有限的防御战略无法与罗马为了扩张领土和让元老阶层发财而采用的残忍、坚毅、无情的手段相匹敌。罗马的资源或许令人印象深刻，但事实证明，想要获胜的政治意愿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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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是一个大岛，交战双方都要依靠海路来运送军队、动物、食物和供给品，这是发挥海洋战略的典型舞台。海上指挥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在古代史上，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发生的舰队战斗次数是最多的。迦太基是这一地区的海军强国，而最近才利用意大利南部的资源组建起舰队来的罗马缺乏经验。在首战失利的情况下，罗马利用乌鸦吊桥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它使得罗马的陆战部队能够占领迦太基的战舰。乌鸦吊桥是罗马把海上冲突陆战化的象征，也是在此前一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新式大型战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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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桨座战船是海权的武器，它是一种设计简单的舰船，利用速度和技巧来撞击和摧毁敌舰。要用好它必须有熟练的舵手和划桨手。然而拥有大港（Great Harbour）的叙拉古人已经证明，装载着更多步兵的重型战舰可以通过正面撞击来抵消航海技术的作用。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一世（Dionysius Ⅰ）专门开发了“五列”的战船来对抗迦太基的海战技术。在这种战船上，原本的三列划桨手增加至五列，上面的两排桨每根由两个人来划，使划桨手人数超过了300名，这样就无须增加熟练桨手的数目了。五列战船的设计目的是通过直接的、船头对船头的或是正面的撞击来击败三列桨座战船，从而将对熟练舵手的要求降至最低。这种战斗的第一个例子发生于公元前397年。[33]然而，五列战船的速度比三列桨座战船要慢，机动性也较差。为了保留这些重要的海上属性，迦太基人开发出了四列战船，这种战船只有两排桨，每支桨由两个人划，再用五列战船做旗舰。在米列战役中，罗马人动用了100艘五列战船和20艘三列桨座战船。他们忽略了四列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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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尽管海战频繁且代价高昂，但双方在战略上都是优柔寡断的。只要双方在当地还保有海军基地，他们就可以更换损失的船只，调集新的船员，重返战场。[34]公元前256年，双方都对这种战略僵持局面深感疲惫，于是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再次起用了阿加托克利斯的战略，在一场重要的海战中打通了通往北非的海上通道，让一支军队在迦太基附近登陆了。如果能在陆地上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迦太基人将被迫撤离西西里、科西嘉和撒丁岛，并解散其舰队，迦太基就会像意大利南部的本土城市一样，沦为一个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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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迦太基人拒绝了雷古鲁斯的要求，他们雇用了一位名叫克山提波斯的斯巴达军人，他教会了他们如何打败罗马军团。克山提波斯意识到，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作战，会让罗马人尽情地发挥他们的优势，而迦太基的方阵、骑兵和大象则难以施展。雷古鲁斯最终战败并被俘，他的军队被歼灭，但罗马人对战争的投入基本未受影响。雷古鲁斯的作战和他挑起的利比亚农民起义严重地损害了迦太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权力从商人手中转移到地主手中。地主们更愿意把精力放在非洲，他们想平息在海上和西西里发生的战争。公元前249年，迦太基人少有地在特拉帕尼（Drepanum）取得了一场海战的胜利，当时迦太基人有足够的海上空间使用他们的机动技术，他们俘获了96艘罗马战舰。与此同时，西西里岛上新来的将军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汉尼拔之父）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专业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战。但在另一次海战失败中失去了一支庞大的护航舰队之后，迦太基领导人以相对温和的条件议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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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失去了战斗的政治意愿，而元老院的野心和优越的人力资源支撑了罗马的掠夺和征服战争。迦太基为和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撤出西西里岛，支付了2000塔兰同的战争赔款，并承诺不攻击叙拉古。迦太基成了罗马的盟友，这符合它的寡头领导层的政治野心。罗马胜利的有限性则体现在迦太基的军队不受限制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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