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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逊尼派穆斯林武装。这些武装组织的力量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各派首脑主要活动于巴基斯坦境内，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最初有六个较大的组织：古勒布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布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协会”（又称“伊斯兰促进会”）、尤努斯·哈利斯领导的“伊斯兰党”（与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不一致）、赛义德·艾哈迈德·伊凡提·盖拉尼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穆罕默德·纳比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和西卜迹图拉·穆贾迪迪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其中前三个组织坚持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理论，以捍卫伊斯兰教的同一性为己任，又合称为原教旨主义派；后三个组织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们没有理论和指导思想，只是在口头上笼统地要求恢复以前的阿富汗，让人民享受更多的公正和平等。这六个组织的总部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巴基斯坦境内的白沙瓦，他们一方面独立组织和指挥国内的战斗，一方面不停地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活动，要求得到资助，是构成阿富汗抵抗力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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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什叶派穆斯林武装。这些组织一直得到伊朗的支持，他们的基地或者在伊朗，或者在阿富汗国内，在伊朗均设有办事处。其中较大的组织有八个：“伊斯兰胜利党”“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卫士”“伊斯兰团结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党”“伊斯兰呼声”“伊斯兰力量”和“真主党”。这八个组织主要活动于阿富汗的中部和西部，思想上较为激进，主张进行伊斯兰革命，军事力量不如逊尼派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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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国内部落武装和左翼武装。这类组织估计有100—200个，数量最多也最为分散，大多是以村落、部落或亲属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独立的地方武装。他们主要通过缴获和自制的方法获得武器，并有很多原阿富汗军队中退出的军官和士兵在指挥、参与战斗，较大的组织有阿富汗中部山区的哈扎拉人抵抗力量、北部由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人组成的萨马组织以及东部库纳尔地区一部分由努里斯坦人组成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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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是主要由前国王查希尔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组成的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组织，这些人多流亡在欧美各国，在国内几乎没有自己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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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狂热崇拜斯大林，斯大林的肖像一直摆在阿明的办公桌上。他喜欢不断重复说：“斯大林同志教会了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非常好！”按照这套逻辑，阿明完全忘记了上台之初自己承诺的政策，转而不断向阿富汗人民施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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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后的三个月里，阿明处决了600多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军人以及被怀疑有“反阿明情绪”的人。此时的阿富汗已经到了全面失控的边缘，各种穆斯林武装合计已拥有4万兵力，控制了阿富汗全国80％的领土。当时的阿富汗全国有4万座清真寺和30万毛拉，伊斯兰信仰鼓舞着阿富汗的穆斯林武装与政府军战斗，这样的战斗甚至快要蔓延到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几个伊斯兰加盟共和国。阿富汗政府军动用飞机、坦克、火箭炮等武器全面“清剿”穆斯林武装的活动地区；军队所到之处，乡村、灌溉系统、庄稼均遭毁灭性破坏。惨烈的内战引发了难民潮，1978年底逃离家园的阿富汗难民约11万人，1979年底达到80万人左右。逃往邻国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越来越多，许多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境内加入游击队，又返回阿富汗与政府军作战。阿明政权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难以驾驭，而是临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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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面临抉择：要么丢掉阿富汗，要么军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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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1979年3月15日赫拉特爆发兵变时，塔拉基政府就已经请求苏联出兵帮助镇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79年3月17至19日讨论了阿富汗政府的出兵请求，结论是——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暂不出兵。勃列日涅夫答应向阿富汗再提供10万吨小麦的粮食援助，除已在阿富汗的3000多名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之外，再增派1000名军事顾问和高级党务工作者。塔拉基政府先后20次请求苏联出兵，均未得到回应；阿明上台后自然不承认那些请求，苏联人却马上不请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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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核心会议，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出动规模不大的兵力，即7.5万至8万名军人，解决阿富汗问题。10日再次开会，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奉召到会；他反对出兵，理由是这些数量的军人解决不了问题。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粗暴地打断了他：“还轮不到您教训政治局！您只需执行命令。”最终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停止犹豫的决定性因素，是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能打到苏联纵深的中程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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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这样做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决策者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书记处二把手苏斯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随后政治局委员全体拥护，只有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没有签字，接着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认同了这一决议。这种表决方式在苏共中央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它反映了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心态。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克夫1996年在其回忆录《阿富汗战争的秘密》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做出的困难最大、最富有戏剧性的决定之一。问题提得如此突然，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容不得进行长时间的考虑。出兵阿富汗的建议不是安德罗波夫提出来的，而且谁都谈不上是决定的起草人。可以说，从苏联、阿富汗本身和苏阿关系的战略利益考虑，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考虑的都是一个问题，即苏联对阿富汗形势的发展不能漠不关心。因此，他们谁也不劝说对方放弃对阿富汗‘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想法，分歧只在于如何实施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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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合法依据”是塔拉基活着时的“请求”，以及另一张快要被人遗忘的王牌——一直流亡在苏联的卡尔迈勒。其实，在1979年9月阿明发动政变后，苏联就开始为入侵做精心的准备。12月初，苏联向阿富汗空运了3个营的兵力，实际控制了喀布尔以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12月8日，苏联的运输机把一队队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运到喀布尔。这些人都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外表与阿富汗人极为相似。早在1978年春，20架苏军直升机被派往阿富汗，协助阿富汗政府军镇压穆斯林武装。在阿富汗行动的苏军直升机全被重新涂装成阿富汗空军的颜色，由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飞行员驾驶。阿富汗的人口中，塔吉克族占25％，乌孜别克族占8％，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直升机在阿富汗坠毁时不会引起太多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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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底，驻守首都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军4个师“奉命”被调往外地，喀布尔防守空虚，完全被苏联军队所控制。与此同时，部署在喀布尔以南的阿富汗政府军第7师和喀布尔以西的阿富汗政府军第8师这两支精锐部队在做奇怪的事——他们在苏联顾问的劝说下“清点弹药”，封存轻武器，实际上失去了战斗力。在喀布尔以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苏联顾问又以“维修检查”为名，从阿富汗军官手中“暂时接管”了通信线路。其他喀布尔以外的阿富汗军队，苏联顾问和专家们以对坦克进行换季维修以适应冬季训练为理由，把阿富汗政府军的坦克拆得七零八落，根本无法抵抗任何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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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苏联人还信誓旦旦地向阿富汗政府军的将军们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苏联入侵阿富汗前的第二十天，恰逢《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勃列日涅夫亲自向阿明致电祝贺，声称苏联将继续向阿明提供“全部无私的援助”。另外，苏联《真理报》还突出报道了阿明当选为阿富汗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得到阿富汗绝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此期间，苏联对西方接连发动引人注目的外交攻势和宣传攻势，大力宣传苏联从东德部分撤军，猛烈抨击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在阿富汗问题上，苏联宣传部门大力谴责巴基斯坦、美国和中国对阿富汗进行“破坏”和“颠覆”，以制造入侵借口。就在入侵前的第四天，苏联《真理报》还特意辟谣，指责西方关于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报道是“不折不扣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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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所有这些外交欺骗措施，都是为入侵阿富汗提供烟幕。1979年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也颇为有利：这年初，霍梅尼在伊朗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这场宗教革命导致伊朗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到1979年11月，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爆发，美伊之间的人质危机更使两国关系紧张到极点；美国派出航空母舰对伊朗进行军事威慑，伊朗则扬言，如果遭到进攻就处决人质。美国在人质问题上已是焦头烂额，无力顾及阿富汗，西欧也是鞭长莫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地区性大国也有这样那样的国内问题，无暇他顾。苏联抓住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对阿富汗动手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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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主要负责“特殊任务”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安排下，苏联内务部负责安全的第一副部长维克多·帕普京中将率代表团于12月5日来到喀布尔。帕普京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曾长期供职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在许多国家组织间谍网，并成功地策划过几次政变。帕普京中将的代表团在评估阿富汗局势后指出——为了加强阿富汗治安力量和武装部队的实力，建议由苏联帮助改组阿富汗军队、警察部队和情报机构。阿明指责这一建议等于削弱自己对武装部队和治安力量的领导权，立即予以拒绝。帕普京又提出苏联政府愿意出兵帮助镇压穆斯林游击队，阿明对苏联的意图表示怀疑，也婉言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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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入侵行动方案是在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领导下，由苏联国防部、苏军总参谋部、中亚军区和土耳其斯坦军区共同制定的。在拟定方案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阿富汗东西正面宽、南北纵深短的地理特点和境内交通状况，认为这是检验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战役理论的大好时机。他们最终决定：以铁尔梅兹—喀布尔为主要突击方向，以库什卡—赫拉特—坎大哈为辅助突击方向，分进合击，实行钳形攻势，对阿富汗实行东西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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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苏军在毗邻阿富汗边界的铁尔梅兹建立了相当于军一级的前方指挥部，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索科洛夫元帅任总指挥，统一指挥地面和空中行动。同时，苏军还在该地增设了卫星地面接收站，开设了专门的指挥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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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大入侵行动的突然性，苏军采用了就地动员、就地扩编、迅速展开、快速推进的做法。除空降部队外，主要使用中亚军区和土耳其斯坦军区靠近阿富汗边境部署的6个师。12月14日至15日，苏军将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第103空降师和南高加索军区所属第104空降师各一部，以远程空运演习为名，转往莫斯科附近，尔后调至中亚军区的巴尔喀什和奇姆肯特。同时，苏军中亚军区所属的第105空降师秘密进驻铁尔梅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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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2月24日，苏军的6个摩托化步兵师、2个空降师、3个武装直升机团和2个运输直升机团共12.5万人已基本完成入侵前的战略准备和展开。这支强大的入侵部队，共拥有坦克2000余辆、步兵战车1000辆、各种火炮2000门、汽车2.5万辆、各型固定翼飞机200架、直升机150架。这些装备除少量留在苏联境内外，其余大部分全部投入了入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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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月24日夜间开始，大批苏军被运进了喀布尔。据当时的目击者说，由于苏军大规模空运部队，喀布尔市区的夜晚简直无法入睡，大批飞机在低空轰鸣，震得窗户上的玻璃格格作响。喀布尔机场上，一架架巨大的银白色“安东诺夫”运输机起降不息，巨大的苏军安-12和安-22运输机在跑道上连发动机都不关闭，等士兵们冒着螺旋桨卷起的风沙走下飞机后，运输机立即起飞，返回苏联运载另一批士兵。机场上到处摆满了坦克、大炮、装甲车、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机场附近帐篷林立，苏军士兵来回巡逻，往日空旷的机场热闹得像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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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被空运来的苏军，正是第105空降师和第103、104空降师一部。他们是入侵行动的先遣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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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行动将在黎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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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中旬，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塔别耶夫以保护阿明安全为由，劝说他暂时离开喀布尔的总统府人民宫，搬到喀布尔郊外的达鲁阿曼宫居住。达鲁阿曼宫是喀布尔众多王宫之一，也是具有新古典风格的欧式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它曾是阿马努拉国王推行改革的重要象征。阿马努拉国王下台后，该宫曾先后用作喀布尔博物馆和国防部办公楼。这里地形险要，防守严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阿明接受了这个建议。阿明就这样离开了喀布尔市区，留下了信息和权力的短暂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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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27日傍晚，夜幕在喀布尔降临。市区南部的大小商店相继关门打烊，穆斯林居民们吃过晚饭后大都早早地歇息了。喀布尔市区北部则是霓虹灯争相闪烁，呈现出一片欢乐气氛。圣诞节刚过，距1980年元旦只剩4天，驻阿富汗的西方国家使馆官员和新闻记者正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之中。一些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酒吧和咖啡厅内人影晃动，喧闹声和与伊斯兰教音乐大相径庭的现代爵士乐不时传出，丝毫没有反常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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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鲁阿曼宫中的阿明此时却接到了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塔别耶夫的电话。塔别耶夫的意思明确——尊敬的哈菲祖拉·阿明同志，鉴于阿富汗目前政治局势混乱、反革命势力猖獗和日益扩大的反苏倾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阁下作为阿富汗总统、总理和人民民主党主席，已经丧失了控制局势和领导人民同帝国主义势力开展斗争的能力。因此，为了避免阿富汗局势的恶化，避免喀布尔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反苏势力的附庸，防止不必要的流血事件，莫斯科建议阁下辞去阿富汗总统、总理和人民民主党主席职务。这是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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