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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G.C.Picard and C.Picard,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thage,pp.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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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A.J.Toynbee,Hannibal’s Legacy:The Hannibalic War’s Ef ects on Roman Lif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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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G.C.Picard and C.Picard,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thage,pp.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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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pp.237-239.For the eight-mile issue see p.239 f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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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Plato,The Laws,704b-7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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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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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G.C.Picard and C.Picard,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thage,pp.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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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P.Horden,N.Purcell,‘The Mediterranean and“the new Thalassolog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ne 2006),pp.72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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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vol.II,p.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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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Fantar,Carthage,p.96.巴卡家族认为麦勒卡特和赫拉克勒斯是同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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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R.Waterfield，Taken at the Flood:The Roman Conquest of Gree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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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G.C.Picard and C.Picard,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thage,pp.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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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vol.I,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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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Pitassi,The Navies of Rome,pp.14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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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I.Samotta,‘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in Roman Republican Historiography’,in E.Foster and D.Lateiner,eds.,Thucydides and Herodot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34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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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四章贸易、战争和仪式：威尼斯的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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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WAR AND CEREMONY:THE VENETIAN SEAPOWER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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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军械库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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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迦太基毁灭之后的一千年里都没有产生过一个海权，但贸易和航运还是在继续，沿海国家，特别是那些控制着诸如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丹麦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国家，仍然在对它们征税。同样的，海洋与战略依然保持着深刻的联系，军队经常来往于海上，比如蛮族对英格兰的入侵、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和非洲的军事行动、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以及诺曼征服。但在一个被海洋和为了争夺对可征税土地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搞得动荡不安的一神教世界里，作为一种空间的海洋还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多数战斗是在陆地或沿海水域进行的，在这些战斗中，舰船只是陆上作战的平台而已。军舰都放弃了撞锤这种古代的船战兵器，因为专业的海军部队很少，而大型舰队之间发生战斗的机会就更少了。因此，需要有高水平的专业技能才能使用的武器系统被步兵战斗或陆地武器所取代，例如希腊的火力投掷装置和攻城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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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没有一个国家或政治家认为把焦点从陆地转向海洋的不对称转移能够带来优势，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正是这种依赖推动了雅典和迦太基等富裕而强大的城邦做出这种选择。此外，海权的知识遗产已经丢失了。在拜占庭的修道院或穆斯林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一些重要著作的抄本，但痛恨海洋的神职人员们对它们不屑一顾。[1]当这些古代文本通过战争、征服和欧洲人挑战宗教和政治正统的意愿传播开来时，它们为新的海权提供了思想、技术以及最重要的、来自古代世界的政治先例。在非正统的威尼斯和信奉新教的北欧海权国家里，希腊思想逃过了天主教对异教徒文本的禁令，这并非偶然，它们的社会是开放、包容和好奇的，会以强调海洋来维持与罗马教会的主流思想相左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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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的缺席为海洋城市创造了一个机会，它们在陆上帝国的边缘地带运作，有时候是大国的被保护国，有时候是机敏的、遮遮掩掩的投机者，在被文化和距离隔开的敌对政体之间充当中间人。这些边缘国家中的一员将成为第一个现代海权，这不是因为它很强大，而是因为它弱小，而且刻意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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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威尼斯的身份和政策就都是围绕海运的繁荣而形成的。在缺乏可征税土地的情况下，国家只能依靠关税、盐和酒税。至关重要的是，威尼斯站在了笼罩一切的世俗和精神控制体系之外，正是这些体系影响着意大利其他地区。尽管它信奉天主教，但教会是被城市控制着的，因为罗马天主教——特别是它那禁止与异教徒进行贸易，不赞成航海的强硬、独裁的形式——与海权文化格格不入。在世俗领域，威尼斯一直保持着与拜占庭的历史联系，从未承认过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这些选择使威尼斯这个自我定义为帝国的国家能够基于其孤立皇帝和教宗的世俗权威之外的地位，在他们两者之间进行仲裁。[2]威尼斯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地位，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包容性的、由寡头控制的政治结构，依靠选举、制衡来确保共和国不受王朝统治和政策剧变的影响。威尼斯政府在意大利诸共和国中独树一帜，一个官僚主义的、高度法制化的强力结构控制着它。这一体系把人与国家而不是家族和派系绑在一起，从而避免了热那亚历史上不时出现的那种内乱，直到贵族联合的特权和领导地位完全巩固为止。国家的元首总督是由他的贵族同僚选举产生的，从10世纪时起，他的权力受到了严格限制。总督代表国家，与他的议会和参议院齐心协力行动，但如果他想要以权谋私，那他就会遭到阻挠，甚至被处决。政治稳定使威尼斯繁荣昌盛，国祚延续了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