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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Pitassi,The Navies of Rome,pp.14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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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I.Samotta,‘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in Roman Republican Historiography’,in E.Foster and D.Lateiner,eds.,Thucydides and Herodot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34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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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四章贸易、战争和仪式：威尼斯的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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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WAR AND CEREMONY:THE VENETIAN SEAPOWER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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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军械库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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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迦太基毁灭之后的一千年里都没有产生过一个海权，但贸易和航运还是在继续，沿海国家，特别是那些控制着诸如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丹麦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国家，仍然在对它们征税。同样的，海洋与战略依然保持着深刻的联系，军队经常来往于海上，比如蛮族对英格兰的入侵、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和非洲的军事行动、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以及诺曼征服。但在一个被海洋和为了争夺对可征税土地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搞得动荡不安的一神教世界里，作为一种空间的海洋还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多数战斗是在陆地或沿海水域进行的，在这些战斗中，舰船只是陆上作战的平台而已。军舰都放弃了撞锤这种古代的船战兵器，因为专业的海军部队很少，而大型舰队之间发生战斗的机会就更少了。因此，需要有高水平的专业技能才能使用的武器系统被步兵战斗或陆地武器所取代，例如希腊的火力投掷装置和攻城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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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没有一个国家或政治家认为把焦点从陆地转向海洋的不对称转移能够带来优势，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正是这种依赖推动了雅典和迦太基等富裕而强大的城邦做出这种选择。此外，海权的知识遗产已经丢失了。在拜占庭的修道院或穆斯林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一些重要著作的抄本，但痛恨海洋的神职人员们对它们不屑一顾。[1]当这些古代文本通过战争、征服和欧洲人挑战宗教和政治正统的意愿传播开来时，它们为新的海权提供了思想、技术以及最重要的、来自古代世界的政治先例。在非正统的威尼斯和信奉新教的北欧海权国家里，希腊思想逃过了天主教对异教徒文本的禁令，这并非偶然，它们的社会是开放、包容和好奇的，会以强调海洋来维持与罗马教会的主流思想相左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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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的缺席为海洋城市创造了一个机会，它们在陆上帝国的边缘地带运作，有时候是大国的被保护国，有时候是机敏的、遮遮掩掩的投机者，在被文化和距离隔开的敌对政体之间充当中间人。这些边缘国家中的一员将成为第一个现代海权，这不是因为它很强大，而是因为它弱小，而且刻意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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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威尼斯的身份和政策就都是围绕海运的繁荣而形成的。在缺乏可征税土地的情况下，国家只能依靠关税、盐和酒税。至关重要的是，威尼斯站在了笼罩一切的世俗和精神控制体系之外，正是这些体系影响着意大利其他地区。尽管它信奉天主教，但教会是被城市控制着的，因为罗马天主教——特别是它那禁止与异教徒进行贸易，不赞成航海的强硬、独裁的形式——与海权文化格格不入。在世俗领域，威尼斯一直保持着与拜占庭的历史联系，从未承认过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这些选择使威尼斯这个自我定义为帝国的国家能够基于其孤立皇帝和教宗的世俗权威之外的地位，在他们两者之间进行仲裁。[2]威尼斯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地位，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包容性的、由寡头控制的政治结构，依靠选举、制衡来确保共和国不受王朝统治和政策剧变的影响。威尼斯政府在意大利诸共和国中独树一帜，一个官僚主义的、高度法制化的强力结构控制着它。这一体系把人与国家而不是家族和派系绑在一起，从而避免了热那亚历史上不时出现的那种内乱，直到贵族联合的特权和领导地位完全巩固为止。国家的元首总督是由他的贵族同僚选举产生的，从10世纪时起，他的权力受到了严格限制。总督代表国家，与他的议会和参议院齐心协力行动，但如果他想要以权谋私，那他就会遭到阻挠，甚至被处决。政治稳定使威尼斯繁荣昌盛，国祚延续了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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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政治结构限制了个人的权力，阻止了王朝统治的出现。考虑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意大利不时出现的公民暴力和政权更迭，这些保护措施显然是必要的，因为军阀、王朝君主、雇佣兵队长、激进的共和主义者、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甚至是教宗都在争夺城市和国家的控制权。除了一个由连锁的职位和限制构成的复杂体系外，威尼斯人还建立了一套由政府资助的官方庆典，从“与海洋的婚礼”到教会游行，都有装得满满的粮仓和廉价的食物作为他们的后盾，以满足下层民众的需求。威尼斯的稳定和持续性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威尼斯的精英认为他们的政制是国家的最高成就，是威尼斯终极的艺术作品。统治精英联合起来对抗来自陆地（terra firma）的贵族、外国人和下层社会。教堂是这种稳定的核心，但是，因为与异教徒的贸易而不止一次对威尼斯施以惩罚的圣座从来都没能控制得了威尼斯的宗教。威尼斯人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不受圣座的约束。这与亨利八世（Henry Ⅷ）对罗马权威的否定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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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总是与众不同。大海把它与陆地的发展隔离开来，塑造了它的社会结构，并为它的典礼提供了阅兵场。虽然围绕着威尼斯的神话宣称，由于神的眷顾，这座城市静静地从海上出现，不费吹灰之力就主宰了各处海洋，但现实情况却大不相同。威尼斯海权和其他所有海权国家一样，不是“自然”产生的；它的海权身份是由贵族精英们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并不断地对它进行修改，他们从未忘记由海军力量支撑着的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既然威尼斯选择成为一个海权，重视海上贸易更胜于陆上扩张，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某种形式的岛屿帝国。用桨帆船与东地中海和黑海进行贸易时所必需的后勤保障决定了这个帝国的性质。这些小型的、人员密集的船只需要经常在安全的港口靠岸，下一处港口必须位于划桨航行两天所能到达的距离之内，以便让船员们恢复体力。如果没有这些港口，威尼斯的贸易就要靠其他国家的善意来维持了。当威尼斯成为一个大国时，帝国就建立了。威尼斯是财富和资源的大国，而非人力和领土的大国，它向邻近的大陆延伸，以获取维持海军统治地位和控制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关键贸易路线所需的资源。这使得这个海上共和国变成了一个陆上强国，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敌意，它们害怕共和国的财富和独特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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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上来说，这座城市最初是由位于众多人工岛上的一系列小型地方社区组成的，这种特色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它们之间通过水路而非马路连通，还有不适合马匹和轮式车辆通行的人行道。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行动，对文化造成了重大影响。16世纪以前，威尼斯的精英们在运河上建造房屋，在一楼——海洋层——处理贸易，楼上则用于居住，因为紧凑的土地规划要求他们向上延伸。[3]这些狭小的房屋正面被公开展示出来，由此发展出了独特的世俗和宗教建筑，以表达一种与大陆城市完全不同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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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公元1000年，威尼斯都还只是个地方上的小角色，主要从事沿海、河流和潟湖贸易，大部分货物靠驳船来运输；当地生产的鱼、盐以及进口的奢侈品被用来交换农产品，以养活这座建在泥滩上的城市。这一贸易有武装人员护卫。此后，武装航海成为一种惯例，这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结构，它重视以政治和宗教独立为保障的贸易自由。这座城市的演变是为了维持海运，对进口商品进行加工以增加其价值，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战略资源，特别是造船用的木材。威尼斯用来维持制海权的资金来自贸易收入。992年，威尼斯通过派遣军舰赢得了拜占庭帝国的青睐，拜占庭以降低关税作为对此的回报。威尼斯无情地利用拜占庭的弱点来控制贸易，这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感到震惊。被威尼斯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剥夺关税之后，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迅速衰落了。保卫拜占庭贸易的强大海军也日渐衰弱；帝国没能通过成为海权的测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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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拜占庭作为古老的霸主和贸易往来的核心仍然是威尼斯理所当然的模仿对象。在威尼斯不再是拜占庭的附属国之后很久，它仍然在文化上保持与东方的联系，它用这种强劲且持久的声明来表达它的与众不同。东方的身份、岛屿的位置和海军力量使它得以与意大利其他地区保持一定的距离。与拜占庭的联系激发了修建于12世纪的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的独特灵感，这是一座故意按照古老的东正教样式来建造的建筑，按希腊风格进行装饰，它的模板是600年前查士丁尼（Justinian）在君士坦丁堡修建的圣使徒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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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来看的话，威尼斯的目光投向的是君士坦丁堡身后那个更古老的罗马，它把罗马的共和传统用得炉火纯青，还重新利用了罗马的文物和建筑风格以维持国家和贵族的身份。而另一个东方则为它提供了使徒的遗体、符号和建筑参考。圣马尔谷、翼狮、尖拱和总督府都来自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总督府的原型就是开罗马穆鲁克的觐见厅。[5]这种借鉴在历史文本、艺术和建筑中代代相传，成了一个独特国家的官方真理。然而，威尼斯是唯一一个没有罗马遗产的意大利城市。[6]没有历史的威尼斯人却沉迷于过去，这是对他们处境的一个小小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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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77年开始，威尼斯人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在这一年里，他们接待了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让他们和解了。每年一度在耶稣升天节时举办的“与海洋的婚礼”仪式所纪念的就是这一里程碑式的政治事件，在那一天，总督会坐在国有仪式用的桨帆船上，划出潟湖，将一枚金戒指投入大海。隐藏在仪式背后的是一个经典的威尼斯权力游戏。由于皇帝无法控制意大利北部，使得它可以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商业。在这个时候，威尼斯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一个拥有强力的海军和海上影响力的区域性角色，与拜占庭和伊斯兰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一场战争，它成了一个大国。1204年，在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的策划之下，正在进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转移了目标，这些军队本是要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的，结果却攻克了两座信仰基督教的城市。十字军让威尼斯重新控制了扎拉（Zara，位于扎达尔的旧城附近），还推翻了拜占庭帝国，以此来支付威尼斯人送他们前往东方的船费。在拜占庭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拉丁帝国向威尼斯提供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了安装在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山形墙上的那四匹著名的铜马（quadrigia），还给了它极为优厚的贸易特权以及从对大海毫不在意的法兰克军阀那里购买连接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一系列岛屿基地的机会。丹多洛的胜利使威尼斯“从一个小国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它扩大了自己的领土，成了地中海贸易的领导者，还宣称自己拥有对拜占庭的支配权”。[7]使用暴力来保障贸易的安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886年，威尼斯人洗劫了与之竞争的科马乔港（Commachio），这显示出了他们毫无保留地致力于扩大贸易的意志。从一开始，他们的贸易就包括了向穆斯林出售战略物资——武器、金属和造船用的木材，尽管教宗颁布了一系列禁令禁止这种行为。[8]这座城市会因此而遭到惩罚，但威尼斯人从不让信仰干扰贸易。在1204年之前，威尼斯人是为了获得贸易而战；在此之后，他们运用自己的岛屿帝国和海军力量，为了保住贸易而战。财富、权力和一套新的历史文物重塑了威尼斯的过去。现在它可以强调自己与拜占庭的联系了，因为它们已经不再带有任何政治统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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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利用1204年带来的机会，威尼斯通过合法地封锁包括土地在内的其他投资渠道，创造了它的海洋经济。为了确保精英会留在这座城市里，这项法律的效力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9]在中世纪时期，威尼斯的相对权力臻于鼎盛，此时它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还没有因贵族统治的结束而僵化，而其他国家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正如弗雷德里克·莱恩所说，虽然海权是通过海盗行为、奴隶贸易和战争发家的，但一旦站稳脚跟，它们就变得“更关心维持运输服务和和平交流的好处”。[10]稳定的威尼斯消灭了海盗，因为海盗会使重要的客户不敢上门，而不稳定的热那亚则失去了市场，因为它控制不了热那亚的海盗。[11]归根究底，“威尼斯人寻求的是制海权，而不是可以获取贡赋的领土”[12]。他们会为了改善威尼斯的贸易条件而战，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对付的是其商业竞争对手，而不是主要的陆上大国，他们以海上中间商的身份为这些大国服务。当两个大国发生冲突时，威尼斯人会支持最不可能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或能够提供最有利可图的贸易特权的国家。其他民族的战争使威尼斯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和——简而言之——一个海权大国，它把现实与战舰和商船的表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海权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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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获得的暴利让威尼斯从一大群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买下了横跨地中海东部的“海军基地帝国”[13]。这些岛屿将亚得里亚海与克里特连接起来，后来又将它与塞浦路斯也连接起来，对一个与阿卡、阿勒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大型贸易中心都有贸易往来的海权国家来说，塞浦路斯这个海岛可谓是最理想的领地。丹多洛总督制定了一种标准货币——这对国际贸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用以取代缺乏信用的拜占庭货币。银行系统的发展为昂贵的航行提供了支持，而汇票则让资金的流动简便了许多。威尼斯对贸易进行监管，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以便从相对静态的商业活动中获取最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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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努力维持着一个具有多个供应源的分散市场，并防止处于垄断地位的供应商推高价格和挤压利润。它不让宗教差异干扰商业，坚持与拜占庭和马穆鲁克埃及进行贸易。828年，圣马尔谷的遗体被从亚历山大港运回威尼斯，这反映了它与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14]威尼斯和控制叙利亚的埃及都从香料贸易中获利，并反对土耳其军阀和蒙古皇帝。难怪开罗——这是它们进行贸易的城市中最大的一座——对威尼斯的建筑造成了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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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年以后，人们学会了使用航海图和罗盘，这些航海科学的发展使得在冬季和夜间也能在地中海里航行，这让希腊每年派出的护航队增加了一倍。随着威尼斯贸易的稳定，居住在外国港口的商人建立了定期的通信。商业被资本化了，而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国债也在1262年被创造出来，这迫使威尼斯人为帮助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赞助文化项目的慈善团体提供稳定的收入。与所有海权国家一样，威尼斯的主要收入来自关税，而不是土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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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是地中海东部最重要的转口港，它通过邻近的阿尔卑斯山脉通道以及后来那些驶往佛兰德斯（Flanders）的国有帆船，把亚洲和中东与地中海和北欧连接起来了。转口港的模式增加了收入：货物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交税。德国商人带着银子来威尼斯购买商品，威尼斯人又用这些银子在利凡特购买商品，1228年，德国商人也获准在威尼斯建起了他们自己的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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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贸易依靠两种船来进行。大型的商用桨帆船装载着大量香料和丝绸进行贸易，靠划桨航行来跟上日程或避免被捕获。这些船上的划桨手和船员都是从威尼斯雇来的专业人员，这确保了航行的质量，同时也让划桨手们的技能不会生疏，即使爆发战争也能立即派上用场。然而，这种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是脆弱的。定期、安全的运输使威尼斯人得以控制贸易，使他们能够置身于一个远至伦敦、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运输体系之中心位置，始终保持着转口港的身份，并避开了法国设下的贸易壁垒。北方的帆船会带着当地的羊毛和锡回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载散装货物、谷物和原材料的帆船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适合航行。有军用桨帆船护卫着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