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40313 从1177年开始，威尼斯人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在这一年里，他们接待了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让他们和解了。每年一度在耶稣升天节时举办的“与海洋的婚礼”仪式所纪念的就是这一里程碑式的政治事件，在那一天，总督会坐在国有仪式用的桨帆船上，划出潟湖，将一枚金戒指投入大海。隐藏在仪式背后的是一个经典的威尼斯权力游戏。由于皇帝无法控制意大利北部，使得它可以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商业。在这个时候，威尼斯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一个拥有强力的海军和海上影响力的区域性角色，与拜占庭和伊斯兰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一场战争，它成了一个大国。1204年，在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的策划之下，正在进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转移了目标，这些军队本是要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的，结果却攻克了两座信仰基督教的城市。十字军让威尼斯重新控制了扎拉（Zara，位于扎达尔的旧城附近），还推翻了拜占庭帝国，以此来支付威尼斯人送他们前往东方的船费。在拜占庭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拉丁帝国向威尼斯提供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了安装在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山形墙上的那四匹著名的铜马（quadrigia），还给了它极为优厚的贸易特权以及从对大海毫不在意的法兰克军阀那里购买连接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一系列岛屿基地的机会。丹多洛的胜利使威尼斯“从一个小国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它扩大了自己的领土，成了地中海贸易的领导者，还宣称自己拥有对拜占庭的支配权”。[7]使用暴力来保障贸易的安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886年，威尼斯人洗劫了与之竞争的科马乔港（Commachio），这显示出了他们毫无保留地致力于扩大贸易的意志。从一开始，他们的贸易就包括了向穆斯林出售战略物资——武器、金属和造船用的木材，尽管教宗颁布了一系列禁令禁止这种行为。[8]这座城市会因此而遭到惩罚，但威尼斯人从不让信仰干扰贸易。在1204年之前，威尼斯人是为了获得贸易而战；在此之后，他们运用自己的岛屿帝国和海军力量，为了保住贸易而战。财富、权力和一套新的历史文物重塑了威尼斯的过去。现在它可以强调自己与拜占庭的联系了，因为它们已经不再带有任何政治统治的痕迹。

1700140314

1700140315 为了利用1204年带来的机会，威尼斯通过合法地封锁包括土地在内的其他投资渠道，创造了它的海洋经济。为了确保精英会留在这座城市里，这项法律的效力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9]在中世纪时期，威尼斯的相对权力臻于鼎盛，此时它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还没有因贵族统治的结束而僵化，而其他国家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正如弗雷德里克·莱恩所说，虽然海权是通过海盗行为、奴隶贸易和战争发家的，但一旦站稳脚跟，它们就变得“更关心维持运输服务和和平交流的好处”。[10]稳定的威尼斯消灭了海盗，因为海盗会使重要的客户不敢上门，而不稳定的热那亚则失去了市场，因为它控制不了热那亚的海盗。[11]归根究底，“威尼斯人寻求的是制海权，而不是可以获取贡赋的领土”[12]。他们会为了改善威尼斯的贸易条件而战，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对付的是其商业竞争对手，而不是主要的陆上大国，他们以海上中间商的身份为这些大国服务。当两个大国发生冲突时，威尼斯人会支持最不可能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或能够提供最有利可图的贸易特权的国家。其他民族的战争使威尼斯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和——简而言之——一个海权大国，它把现实与战舰和商船的表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海权的语言。

1700140316

1700140317 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获得的暴利让威尼斯从一大群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买下了横跨地中海东部的“海军基地帝国”[13]。这些岛屿将亚得里亚海与克里特连接起来，后来又将它与塞浦路斯也连接起来，对一个与阿卡、阿勒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大型贸易中心都有贸易往来的海权国家来说，塞浦路斯这个海岛可谓是最理想的领地。丹多洛总督制定了一种标准货币——这对国际贸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用以取代缺乏信用的拜占庭货币。银行系统的发展为昂贵的航行提供了支持，而汇票则让资金的流动简便了许多。威尼斯对贸易进行监管，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以便从相对静态的商业活动中获取最大的利润。

1700140318

1700140319 威尼斯努力维持着一个具有多个供应源的分散市场，并防止处于垄断地位的供应商推高价格和挤压利润。它不让宗教差异干扰商业，坚持与拜占庭和马穆鲁克埃及进行贸易。828年，圣马尔谷的遗体被从亚历山大港运回威尼斯，这反映了它与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14]威尼斯和控制叙利亚的埃及都从香料贸易中获利，并反对土耳其军阀和蒙古皇帝。难怪开罗——这是它们进行贸易的城市中最大的一座——对威尼斯的建筑造成了影响。[15]

1700140320

1700140321 1300年以后，人们学会了使用航海图和罗盘，这些航海科学的发展使得在冬季和夜间也能在地中海里航行，这让希腊每年派出的护航队增加了一倍。随着威尼斯贸易的稳定，居住在外国港口的商人建立了定期的通信。商业被资本化了，而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国债也在1262年被创造出来，这迫使威尼斯人为帮助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赞助文化项目的慈善团体提供稳定的收入。与所有海权国家一样，威尼斯的主要收入来自关税，而不是土地税。

1700140322

1700140323 威尼斯是地中海东部最重要的转口港，它通过邻近的阿尔卑斯山脉通道以及后来那些驶往佛兰德斯（Flanders）的国有帆船，把亚洲和中东与地中海和北欧连接起来了。转口港的模式增加了收入：货物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交税。德国商人带着银子来威尼斯购买商品，威尼斯人又用这些银子在利凡特购买商品，1228年，德国商人也获准在威尼斯建起了他们自己的商馆。

1700140324

1700140325 威尼斯的贸易依靠两种船来进行。大型的商用桨帆船装载着大量香料和丝绸进行贸易，靠划桨航行来跟上日程或避免被捕获。这些船上的划桨手和船员都是从威尼斯雇来的专业人员，这确保了航行的质量，同时也让划桨手们的技能不会生疏，即使爆发战争也能立即派上用场。然而，这种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是脆弱的。定期、安全的运输使威尼斯人得以控制贸易，使他们能够置身于一个远至伦敦、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运输体系之中心位置，始终保持着转口港的身份，并避开了法国设下的贸易壁垒。北方的帆船会带着当地的羊毛和锡回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载散装货物、谷物和原材料的帆船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适合航行。有军用桨帆船护卫着它们。

1700140326

1700140327 到了13世纪90年代，一个世纪以来几乎从未间断的成功给威尼斯人的思想注入了一种不切实际的色彩。这座城市在其相对实力达到巅峰时的傲慢和野心反映在这样一个建议中：在印度洋部署一支基督教舰队，打破穆斯林对香料贸易的控制，将保证威尼斯获得长期的经济成功。[16]1300年后，威尼斯的经济帝国主义在其属地的叛乱和意大利本土遭受的失败中幸存下来。贸易特权和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确保了资金的持续流动。1250年之后，位于利古里亚海岸边的充满活力的海洋共和国热那亚，利用其更灵活、不那么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成为一个极具威胁性的经济竞争对手。与热那亚的战争转移了威尼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注意力，1261年，这里重新回到了希腊人的统治之下，这使热那亚获得了原本属于威尼斯的商业特权。继1291年最后一个十字军王国阿卡陷落以及威尼斯人在亚得里亚海被热那亚人打败之后，还出现了更多的损失。但到了13世纪末，威尼斯又恢复了对拜占庭贸易的控制，它迫使安德罗尼卡二世（Andronikos Ⅱ）同意让其商品免税进入帝国市场。

1700140328

1700140329 威尼斯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小港口，极易受到传染病的侵袭。1347年至1349年、1575年至1577年和1630年至1631年爆发的灾难性瘟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这座城市。第一场瘟疫使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其他瘟疫的破坏性也只略低一点。人力的损失因为源源不断的移民而得到了弥补，但是，虽然移民活力充沛，但他们既不是威尼斯人，也不是水手：鼠疫之后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更为工业化的特征，人们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以便出口，这种情况在化学制品、玻璃、冶金、造纸和奢侈品行业里尤为显著。这些行业既是海上贸易的副产品，又是它的一种替代：“威尼斯再也不像13世纪那样，主要是一个海洋国家了……威尼斯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但它的力量日益体现在其工匠和商人的财富上，而不体现在为数众多的船只和本地海员的储备上。”[17]

1700140330

1700140331 弗雷德里克·莱恩认为，这一发展孕育着解体的种子，为了争夺通往爱琴海、黑海和埃及航线的控制权，威尼斯与热那亚打了两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这挑战了这座城市的社会秩序，暴露了瘟疫之后威尼斯桨帆船船员令人担忧的弱点——必须雇用盟友，外交手段比海军技术更能确保最终结果。为了重建破碎的公民自豪感，总督安德烈亚·丹多洛（Andrea Dandolo）创作了一部人文主义的国家历史。他的继任者马里诺·法列罗（Marino Faliero）则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最近的历史带来的教训。法列罗试图推翻共和国，他得到了中产阶级海上经济行动者的支持，他们将最近的失败和失去市场归咎于旧体制。法列罗的举动呼应了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在意大利各地夺取权力的趋势。法列罗遭到了审判，并被斩首于总督府的台阶上，他的肖像被从历代总督的记录中拿走了，这起事件成了威尼斯政治稳定的一个惊人见证。尽管在国内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但威尼斯人在海外的苦难仍未结束。匈牙利国王占领了达尔马提亚（Dalmatia），热那亚人应威尼斯移民的邀请进入塞浦路斯，控制了法马古斯塔[18]（Famagusta）。公共债务则在30年里增长了10倍。

1700140332

1700140333 忍耐、外交和金钱使威尼斯得以幸存。1379年，热那亚军队进入潟湖，威胁这座城市，但威尼斯人进行了反击，并比敌人坚持得更久。自此以后，金钱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战略工具。威尼斯从地方统治者的手里买下了重要的港口，并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中守住了它们。威尼斯军队和他们的指挥官都是雇佣兵，而最优秀的水手则越来越需要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招募。共和国于1386年购买了科孚岛（Corfu）以取代大陆上的拉古萨（Ragusa），建立了一个坚固的阵地来保卫亚得里亚海。1388年它购买了阿哥斯和纳夫普利亚[19]（Nauplia），1396年又购买了都拉斯（Durazzo）和斯库台（Scutari）。[20]1409年，它收复了达尔马提亚海岸，靠的同样是金钱而不是战舰。

1700140334

1700140335 虽然以购买来维持帝国主义充分发挥了威尼斯的力量，但重视堡垒的全新态度揭示了一个潜在的现实：以质量和数量为基础，毫不费力就能取得海军优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在海战中遭受了一系列失败，不过，威尼斯仍然垄断着东西方之间的高价值贸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利用伊斯兰世界内部分裂所创造的机会垄断了香料贸易。当马穆鲁克埃及与奥斯曼苏丹争夺贸易时，威尼斯可以乘机压价。共和国还是面朝东方，贵族们从事着海军和商业活动，而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则装饰着从东方运来的古代石雕，它们是被急于表现自己的爱国心和慷慨的船长们带回来的。拜占庭式的细部设计依然是威尼斯哥特式建筑的核心。

1700140336

1700140337 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尼斯的市政建筑逐渐使三个地区被凸显出来：圣马尔谷广场发展成了权力、信仰和政治的剧院；里阿尔托（Rialto）成了商业中心；军械库（Arsenale）则支撑着威尼斯的商业，并为它而战的桨帆船的家园，让欧洲的每一个军工厂都以此为名。1204年后，就在一个世纪之前还只是城市靠海那边的一个海军工坊和仓库的军械库变为了一个军舰建造工厂，成了国家造船业的中心。在13世纪末，它被扩建为公共造船中心，拥有一个新的大型索具工厂。步兵武器和攻城机械也在这里制造和存放。1326年，为了方便建造大型帆船，造船厂被向外推进到城市北端的沼泽地带。为了建造和维护商用桨帆船以及大量生产军用桨帆船，共和国保留了一支常规的劳动力队伍，著名的“军械库工人”（Arsenalotti）随时准备应对海上的紧急情况，而其他欧洲国家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拥有国家造船厂。他们在国家里享有特权，集消防等许多重要的城市角色与仪式职责于一身。最重要的是，总督保留了在紧急情况下征召潟湖里所有造船者前往军械库工作的权利。对军械库的连续建设活动阐明了共和国与海军之间的关系。[21]

1700140338

1700140339 15世纪中叶，尽管威尼斯的国力已经衰弱了，但它仍渴望成为一个帝国，模仿共和时期的罗马，在海上超越雅典，在陆上超越斯巴达。为了震慑竞争对手，威尼斯旧有的克制和谨慎被展示权力和公开的夸耀所取代，罗马凯旋门式的建筑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它是古典的荣耀象征。[22]在这座城市里，最先采用这种新语言的地方正是军械库，这绝非偶然，在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威尼斯马上开始对它进行大规模重建。军械库的新陆门是这座城市里的第一座人文主义建筑，它与陆地上的罗马凯旋门非常相似。这是为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0年后，为了让总督在外国列强代表的陪伴下进行每年一次的仪式性访问时能够看到一条“宽阔而美丽的街道”，一些遮蔽视线的房屋被强制买下并拆除。这就是威尼斯的第一条凯旋之路。[23]修建具有仪式性的水门、陆门和高耸的砖墙都是为了给外国列强留下深刻印象，起到威慑的作用。它们曾是欧洲的热门话题，常被用于向来访的精英们展示威尼斯的权力。

1700140340

1700140341 然而，进入这个空间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军械库的砖墙“第一次认真地尝试着把像模像样的罗马气质赋予不朽的威尼斯”，但它在军事上完全没有用处。它只是用来管住军械库工人并把外国情报员挡在外面。威尼斯人早就知道复原信息和保守秘密的重要性。保密和痴迷收集情报是威尼斯的典型特征，海权国家需要面对比它更强大的敌人，对它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作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国家，威尼斯对世界进行了建模，并将其绘成地图，从而更好地定位自己，展示力量。[24]1547年，威尼斯为国有大型游艇“礼舟”（Bucintoro）新建了一个船坞和仓库。1591年，按照米歇尔·桑米凯利（Michele Sanmicheli）的设计重建了武器库的出入口。[25]修建它们都是为了给外国访客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为军械库的仪式性力量添上了新的一笔。

1700140342

1700140343 如果威尼斯正如伊恩·芬伦（Iain Fenlon）所说，是一座“仪式之城”，那么军械库的大门（Magna Porta）就把海权放在整个仪式过程的核心位置上了。威尼斯人知道，他们站在一条可以回溯到雅典和迦太基的道路上，他们阅读了古典文献，考察了古希腊的废墟——从阿伽门农的迈锡尼到荷马的提洛岛，还调查了迦太基的遗址。[26]他们把从希腊岛屿上找到的石狮子放在军械库外的一段铭文下面，这段铭文把这座城市于421年奠基的神话化为了事实。威尼斯把希腊和罗马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强调了它在意大利的大国地位，正如它对海洋的主宰（domino maris）一样。[27]这样的主张在十年之内会变得更加鲜明，因为威尼斯与奥斯曼苏丹之间的战争快要爆发了。

1700140344

1700140345 展示用的建筑外部是真实的战争，1470年后，主导着这些战争的是奥斯曼帝国无情的推进，它是一个拥有惊人的人力和物力储备的大陆霸主，驱动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以无休止的征服换来国内的稳定。这些战争是为了领土、贸易和金钱而进行的：宗教是一种有用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动机。[28]归根究底，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冲突双方是一个海权和一个大陆霸主。然而，与雅典和波斯、迦太基和罗马之间那种旧式的关乎存在的冲突不同，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都有意识地控制冲突的规模，因为双方在其他地区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且威尼斯人从来不曾忘记贸易的必要性。虽然威尼斯的海军霸权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并不是攸关生死的威胁，但威尼斯对利凡特贸易的控制影响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对帝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1700140346

1700140347 威尼斯的海外帝国，或称海洋之国（Stato da Mar），是这座城市的延伸，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海权国家惊人地相似。这个帝国由一系列设防的港口控制，它们把桨帆船港口与海军设施结合起来，建有桨帆船船坞、工坊和能容纳大型帆船的军械库。这些城镇的四面八方都有防御工事，以抵御当地居民和潜在的外国侵略者。最关键的几个阵地是亚得里亚海的南门科孚岛、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端的莫东（Modon，迈索尼，Methoni）以及整个地中海东部的枢纽——克里特岛上的干地亚（Candia，伊拉克里翁，Heraklion），它位于连接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的主要航路上。在1211年到1669年之间，克里特被当作威尼斯贵族的一处领地来经营，以避免在当地驻扎雇佣兵部队所产生的费用。在克里特最要紧的北部海岸上有三座设防的城市，分别是首府干地亚与地区中心干尼亚[29]（Chania）和雷提蒙（Retimon），这反映了威尼斯人的利益所在。这三个港口都得到了开发。干地亚能容纳50艘军用桨帆船。15世纪中叶，新的防御工事被修建起来，以应对奥斯曼帝国的攻城机器和战略孤立所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30]这些巨大的花费是合理的，因为人们希望这些防御工事能够阻挡威尼斯无法击退的进攻，并保护贸易网络。

1700140348

1700140349 尽管威尼斯人做了准备并建立了情报网络，但他们还是没有预料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意大利本土上了。利用相对的权力真空，威尼斯成了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强国。这些战争把资源从海洋和为共和国提供资金的贸易网络中抽走了，而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和巴尔干半岛取得了霸权。对受过古典教育的政治家来说，通过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的描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潜藏在这种重心转移中的风险，但此时获得希腊著作文本的机会尚未到来。有人认为把重心转向陆地是明智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31]无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它都对威尼斯的邻国产生了重大且纯然不利的影响。一旦威尼斯开始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行事，它的财富和权力就会威胁到半岛上的其他国家，而稳定、成功的共和制度则对世俗政府和宗教政府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虽然威尼斯是靠着雇佣兵将领指挥的雇佣兵部队来打意大利战争的，但这些战争分散了城市的注意力，使它没能察觉到它对东方贸易的控制已经遇上了非常重大的威胁。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令威尼斯大为惊骇，它不得不寻求与这位大占上风的新霸主和解，并采取了一种新的战略模式，所有海权国家的领袖都会对这种模式产生共鸣。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不代表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对基督教世界的挑战达到了最高峰：他的挑战将会到达意大利本土，直抵威尼斯眼前。

1700140350

1700140351 威尼斯的战略就是伯里克利的战略：“保持对海洋的控制，保卫那些可以从海上加以保护的城市，情况允许的时候就多占点便宜，并通过海上袭击来报复土耳其的侵略行为。”同时代的大陆强国在信仰和对领土的野心推动下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但始终摧毁不了它。威尼斯小心翼翼地避免给奥斯曼苏丹世俗或宗教上的借口，以免他调动“土耳其军队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他们。[32]这符合一个海上贸易国家的利益，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很明智。然而，这种来之不易的智慧需要得到时常的提醒。在垂死的教宗碧岳二世[33]（Pius Ⅱ）的劝诱下，威尼斯卷入了一场宗教战争[34]，它被意大利的盟友抛弃，在1479年遭受了严重的领土损失，为了保护贸易，它不得不忍气吞声。

1700140352

1700140353 到1500年时，威尼斯的经济重心向海岸转移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它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收入来自本土城市，四分之一来自海外领土，还有四分之一来自地方的销售税。重要的是，威尼斯海外领地的运营成本与从它们那里获得的税收相当，而本土地产的成本则只占它们所产生收入的四分之一。[35]威尼斯必须考虑以陆上扩张为目标，以及如何在不把政治权力转交给土地所有者和陆地居民的情况下，建立保卫其陆地财产所需的军队。雅典和迦太基也遇到过这些问题：它们还将出现在荷兰共和国和大英帝国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精英阶层不再使用住所的海洋层进行贸易：旧建筑被改造，新建筑则摒弃了设计上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解释了为什么是由几个大家族统治着共和国。[36]

1700140354

1700140355 与土耳其人的第二次战争使威尼斯在1499年丢失了莫东和科罗尼（Corone），它们是共和国用来盯住东方的两只眼睛，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者还烧毁了威尼斯附近的村庄。尽管弗雷德里克·莱恩把这些事件视为威尼斯历史的转折点，是它“衰落”的起点，但这种判断反映的是一种对国家运作方式的旧认识，带有这位美国历史学家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典范的色彩。威尼斯依靠其海上霸权建立和维持了一个由航线和海洋贸易组成的帝国，然而在1500年之后，这种海上霸权要靠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的默许才能继续存在，这个国家在金角（Golden Horn）上拥有自己的军械库，臣服于它的航海民族数量与薛西斯所控制的不相上下。对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奥斯曼人更关心的是土地而不是贸易，这使得共和国能够保留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商业，但护卫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37]

1700140356

1700140357 虽然失去了两只“眼睛”削弱了威尼斯对爱琴海的控制，但是被派去救援它们的舰队的可耻行为引发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威尼斯的海权文化开始衰落了吗？若干世纪以来，地中海的海战方式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到此时为止，人们主要都是依靠对人的投射火力和肉搏战来一决胜负，威尼斯人精通这些技术，但大型加农炮和大型帆船为战斗带来了新的元素。在1499年至1500年的战争里，重型加农炮第一次被用作破坏船只的武器。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大炮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用巨大的石弹轰击威尼斯的桨帆船，这标志着新战术的到来。1470年，奥斯曼的炮火阻止了威尼斯人为内格罗蓬特港（Negroponte）解围的企图。1499年，这些武器被安装在重达2000吨的帆船上。把这些笨重的庞然大物整合进桨帆船舰队成了一个大问题。从战略层面上来说，由于受到淡水装载量和船员耐力的限制，快速、灵活的桨帆船只能在紧密相连的基地之间移动。它们的火力比不上依靠风力行驶的笨重帆船，后者可以在没有海岸支持的情况下连续航行数周。在战斗中，风力船和划桨船之间的战术配合需要非凡的航海技术和严格的纪律才能执行。有个共识正在形成——帆船应该被放在编队前方，向前进中的敌人的桨帆船开火，在划桨船与之交战前瓦解敌人的编队。这要求海军将领们等待有利于执行作战计划的风向，或是把他们的帆船队拖曳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两种做法都很耗时，而且充满不确定的因素。较小的帆船更灵活，但不那么威风凛凛。

1700140358

1700140359 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在15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热那亚因法国的入侵分散了注意力，同时，尽管苏丹用舰队占领了内格罗蓬特，但其指挥官回避了海战。1499年，当苏丹调集了一支新舰队时，威尼斯也集结了一支强大的舰队，由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总司令统率，这支舰队包括12艘大桨帆船（grand galley）、40艘标准军用桨帆船、4艘卡拉克帆船（carrack）、10艘大型帆船和14艘其他种类的帆船，它们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岸的莫东扬帆出港。威尼斯的基地离古代的斯法克蒂里亚很近，雅典人曾在该岛让斯巴达人颜面扫地，那里有一个海湾，威尼斯人把它叫作佐奇奥（Zonchio），但在今天，它的名字是纳瓦里诺（Navarino）。[38]奥斯曼人不得不带着重炮从莫东旁边驶过，去围攻威尼斯在科林斯湾的勒班陀（Lepanto）要塞。虽然奥斯曼帝国的船只数量更多，但除了两艘满载精锐的近卫军步兵的巨型船只以外，他们的桨帆船和大多数帆船都比威尼斯的要轻。

1700140360

1700140361 格里马尼相信，他在重型帆船和桨帆船操控技术上的优势能让他占据上风，于是他驻扎在科罗尼和莫东附近，等待机会发起攻击。奥斯曼的海军上将达乌德帕夏（Duad Pasha）不想冒险在外海作战，他把舰队带进了佐奇奥。8月12日，达乌德率领舰队出海，他紧靠海岸航行，这样，岸上的土耳其部队可以支援他。格里马尼迎着风发动攻击，这对他用大型帆船展开攻击来说很有利。安东尼奥·洛雷丹（Antonio Loredan）用两艘威尼斯卡拉克帆船攻击了土耳其舰队里最大的一艘船。在经历过加农炮轰击和激烈的近距离交战之后，这三艘船都被大火吞噬。就在此时，威尼斯人仍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摧毁动摇的敌军舰队，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然而，他们的船只却退缩了：在俘虏了几艘奥斯曼船只后，因为桨帆船舰队乱成一团，帆船和大桨帆船停止了追击。他们被加农炮火吓住了。在一片喧嚣声中，一艘威尼斯小型帆船被击沉，几名高级军官被炮弹打死了。有传言说格里马尼是故意不去支援比他更年轻且更受人爱戴的指挥官洛雷丹的。即便如此，最初的失败还是可以弥补的，但当格里马尼下令再次进攻时，大桨帆船又一次退缩了，帆船也不愿意与敌人进行接舷战。在这场没有结果的小冲突之后，土耳其人驶进了科林斯湾，攻占了勒班陀，这是战略上的惨败。

1700140362

[ 上一页 ]  [ :1.70014031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