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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耳其人的第二次战争使威尼斯在1499年丢失了莫东和科罗尼（Corone），它们是共和国用来盯住东方的两只眼睛，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者还烧毁了威尼斯附近的村庄。尽管弗雷德里克·莱恩把这些事件视为威尼斯历史的转折点，是它“衰落”的起点，但这种判断反映的是一种对国家运作方式的旧认识，带有这位美国历史学家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典范的色彩。威尼斯依靠其海上霸权建立和维持了一个由航线和海洋贸易组成的帝国，然而在1500年之后，这种海上霸权要靠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的默许才能继续存在，这个国家在金角（Golden Horn）上拥有自己的军械库，臣服于它的航海民族数量与薛西斯所控制的不相上下。对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奥斯曼人更关心的是土地而不是贸易，这使得共和国能够保留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商业，但护卫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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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去了两只“眼睛”削弱了威尼斯对爱琴海的控制，但是被派去救援它们的舰队的可耻行为引发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威尼斯的海权文化开始衰落了吗？若干世纪以来，地中海的海战方式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到此时为止，人们主要都是依靠对人的投射火力和肉搏战来一决胜负，威尼斯人精通这些技术，但大型加农炮和大型帆船为战斗带来了新的元素。在1499年至1500年的战争里，重型加农炮第一次被用作破坏船只的武器。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大炮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用巨大的石弹轰击威尼斯的桨帆船，这标志着新战术的到来。1470年，奥斯曼的炮火阻止了威尼斯人为内格罗蓬特港（Negroponte）解围的企图。1499年，这些武器被安装在重达2000吨的帆船上。把这些笨重的庞然大物整合进桨帆船舰队成了一个大问题。从战略层面上来说，由于受到淡水装载量和船员耐力的限制，快速、灵活的桨帆船只能在紧密相连的基地之间移动。它们的火力比不上依靠风力行驶的笨重帆船，后者可以在没有海岸支持的情况下连续航行数周。在战斗中，风力船和划桨船之间的战术配合需要非凡的航海技术和严格的纪律才能执行。有个共识正在形成——帆船应该被放在编队前方，向前进中的敌人的桨帆船开火，在划桨船与之交战前瓦解敌人的编队。这要求海军将领们等待有利于执行作战计划的风向，或是把他们的帆船队拖曳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两种做法都很耗时，而且充满不确定的因素。较小的帆船更灵活，但不那么威风凛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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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在15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热那亚因法国的入侵分散了注意力，同时，尽管苏丹用舰队占领了内格罗蓬特，但其指挥官回避了海战。1499年，当苏丹调集了一支新舰队时，威尼斯也集结了一支强大的舰队，由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总司令统率，这支舰队包括12艘大桨帆船（grand galley）、40艘标准军用桨帆船、4艘卡拉克帆船（carrack）、10艘大型帆船和14艘其他种类的帆船，它们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岸的莫东扬帆出港。威尼斯的基地离古代的斯法克蒂里亚很近，雅典人曾在该岛让斯巴达人颜面扫地，那里有一个海湾，威尼斯人把它叫作佐奇奥（Zonchio），但在今天，它的名字是纳瓦里诺（Navarino）。[38]奥斯曼人不得不带着重炮从莫东旁边驶过，去围攻威尼斯在科林斯湾的勒班陀（Lepanto）要塞。虽然奥斯曼帝国的船只数量更多，但除了两艘满载精锐的近卫军步兵的巨型船只以外，他们的桨帆船和大多数帆船都比威尼斯的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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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马尼相信，他在重型帆船和桨帆船操控技术上的优势能让他占据上风，于是他驻扎在科罗尼和莫东附近，等待机会发起攻击。奥斯曼的海军上将达乌德帕夏（Duad Pasha）不想冒险在外海作战，他把舰队带进了佐奇奥。8月12日，达乌德率领舰队出海，他紧靠海岸航行，这样，岸上的土耳其部队可以支援他。格里马尼迎着风发动攻击，这对他用大型帆船展开攻击来说很有利。安东尼奥·洛雷丹（Antonio Loredan）用两艘威尼斯卡拉克帆船攻击了土耳其舰队里最大的一艘船。在经历过加农炮轰击和激烈的近距离交战之后，这三艘船都被大火吞噬。就在此时，威尼斯人仍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摧毁动摇的敌军舰队，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然而，他们的船只却退缩了：在俘虏了几艘奥斯曼船只后，因为桨帆船舰队乱成一团，帆船和大桨帆船停止了追击。他们被加农炮火吓住了。在一片喧嚣声中，一艘威尼斯小型帆船被击沉，几名高级军官被炮弹打死了。有传言说格里马尼是故意不去支援比他更年轻且更受人爱戴的指挥官洛雷丹的。即便如此，最初的失败还是可以弥补的，但当格里马尼下令再次进攻时，大桨帆船又一次退缩了，帆船也不愿意与敌人进行接舷战。在这场没有结果的小冲突之后，土耳其人驶进了科林斯湾，攻占了勒班陀，这是战略上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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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以其特有的坚定来迎接这场失败，贬黜了格里马尼，并把他投进监狱。格里马尼指责他的下属懦弱和不忠。帆船的指挥官阿尔维斯·马塞洛（Alvise Marcello）也参加了这场战斗，直到他的两名参谋人员被一枚巨大的石弹击毙后才后退。他的行动凸显了这些炮弹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深刻影响。马塞洛反过来指责格里马尼拙劣的战术和混乱的命令。总司令没能协调好他的部队，使他们对整个作战计划缺乏信心。格里马尼一直在遵循参议院的命令，但这些命令不能反映前线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高级指挥官都被安排在舰队的后方，不能身先士卒，也无法抓住战机。洛雷丹的指挥勇猛果敢、鼓舞人心，但舰队里没有人冲出来接应他。一年之后，在佐奇奥附近发生的另一场战斗中也出现了这种缺乏纪律的情况。莫东、科罗尼和佐奇奥落入奥斯曼军队之手，苏丹让他的舰队撤回了伊斯坦布尔。在佐奇奥附近遭遇的两场失败所反映的是拙劣的战术、无能的领导和不稳定的船员征募，这些因素终结了威尼斯人对大海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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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舰队撤走后，威尼斯人以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两栖作战占领了几处重要的海上基地。贝内代托·佩萨罗（Benedetto Pesaro）允许他的船员劫掠被占领的城镇，处决声名狼藉的奥斯曼领导人，还羞辱或处死没能经受得住战争考验的船长，不论这些人的关系跟他好不好。他的行动重建了军官们的纪律，提振了水手们的士气，改善了海军人员的征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威尼斯人的勇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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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重炮的心理影响是深刻的，但土耳其人的大规模炮击只会有一轮，他们几乎不可能在战斗中重新装弹。在佐奇奥，大型帆船之间的战斗还是演变成了用投掷火力和白刃互斗，威尼斯人在这样的战斗中占了上风。在绝望中，土耳其人只好纵火，把三艘武装商船都烧毁了。[40]这场战役的规模和意义使它成为最早出现在同时代的木刻中并销往欧洲各地的海战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的话）。[41]重炮的引入恰好碰上一个野蛮的新时代。阿尔巴诺·德阿姆尔（Albano d’Armer）是威尼斯在佐奇奥损失的第二艘船的船长，苏丹巴耶塞特二世（Bayazet Ⅱ）下令把他在伊斯坦布尔锯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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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奇奥战役之后，威尼斯加强了其海洋帝国的防御工事，但当奥斯曼在1516年征服马穆鲁克埃及，建立起一个定于一尊的伊斯兰帝国后，这个战略体系开始瓦解。现在苏丹可以把他的海军资源与香料贸易结合起来。威尼斯的海外帝国就像巴卡家族领导的迦太基一样，即使掌握了海上霸权，也会被实力更胜一筹的陆上强国压倒。一些前哨阵地迅速沦陷，苏丹仅靠一场战役就夺取了塞浦路斯岛，不过，克里特的防御工事运作得很好。干地亚经受住了长时间的围攻，直到1669年才因为威尼斯缺乏海军力量和维持防御所需的资金而陷落。从1470年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内格罗蓬特到1716年成功保卫科孚岛，英勇地防守一座孤立的港口城市成了威尼斯进行战争的标准模式。在哈布斯堡，从陆上发动的一次攻势的帮助下，一支生力军乘着海战获胜之机在科孚岛上登陆，为这座堡垒解了围。威尼斯舰队一直保持着科孚岛附近海域的畅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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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奇奥大败之后10年，威尼斯在陆地上的野心也受到了同样深刻的冲击。意大利成了威尼斯政策的主导因素，1509年，它在阿尼亚德洛（Agnadello）遭遇的失败标志着其陆上野心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此战战场离米兰比离威尼斯近得多。它的对手是短命的康布雷同盟，该联盟由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教宗和其他意大利国家组成。阿尼亚德洛战役后，威尼斯的陆上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常被人忽视，那就是这个当时欧洲最大的同盟是为了反对威尼斯而建立的，因为它让半个大陆的世俗和宗教君主们感到恐惧。这个同盟反映了威尼斯的大国地位。共和国收复大部分失地的速度之快——到1516年就完成了这个进程——使这一信息变得更加鲜明了。同盟瓦解了，而威尼斯依然存在。它也吸取了教训，1529年后，它坚持中立政策，“人们逐渐意识到威尼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比以前要小，并且15世纪90年代的外国入侵已经把（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交给了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人，对现实情况的认识取代了自信”。1529年，当教宗与卡尔五世（Charles Ⅴ）在博洛尼亚（Bologna）议和时，他们忽略了威尼斯，这是“威尼斯好战分子的必胜信念与新的现实之间的一道分水岭”。[43]从此以后，威尼斯就要靠着协调和操纵法国与西班牙的利益来求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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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无力反击，只好调整过去以适应新形势，披上了罗马文化的外衣。1516年，它任命了一位官方历史学家，10年后，又任命了一位新市政建筑师，负责建造更容易辨认的罗马式建筑正面。由于不像其他意大利城市中心那样拥有古典遗迹，威尼斯为了取得政治、仪式和艺术上的效果，对城市空间进行了改造。圣马尔谷广场和连接着它与潟湖的小广场，再加上总督府，被改造成了一个罗马式的广场，使人联想到帝国的力量和城市的威严。这个空间会给外国列强和民众（popolari）留下深刻的印象，把威尼斯变成新的罗马、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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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尼斯的罗马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但它起到了使威尼斯权力正常化的有益作用，使这个独特的共和国呈现出了清晰可见的陆地形态。古老的共和美德是一种非常适合用来控制下层社会的工具。这种对身份的重铸强调了稳定性和规避风险，它也服务于寡头政治的目的，寡头政治在与康布雷同盟的战争中控制了威尼斯。统治阶级分裂了，权力落入一个由昔日的统治家族组成的精英团体手中，这标志着威尼斯的精英朝着僵化为“一个团结紧密的小群体，掌握所有有关居民生活和共和国政策的决定”踏出了最后一步。[44]与此同时，寡头们解除了对土地投资的禁令，转而拥抱罗马的历史和罗马式的公共建筑，这折射出了一个现实：威尼斯不再是一个海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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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为国内外的受众重建了过去的文本和图像。来自荷兰的油画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等新的艺术作品传达了国家的力量。“第一位伟大的海洋画家”维托雷·卡帕乔（Vittorio Carpaccio）用桨帆船和帆船来表现威尼斯的特殊性和力量：“对其他画家来说，船并不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45]卡帕乔非常详尽地捕捉到了同时代船只的细节。[46]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一个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意大利战争挑战了威尼斯模式的时代。业已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需要加强，而国家则急于显示其寿命和权力。在没有国王、军队和广阔领土的情况下，威尼斯人把重点放在了突出城市的宏伟、仪式性的展示和创造一个合适的、不断发展的“威尼斯神话”之上。外国的来访者都被这些作品的规模和奢华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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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年，卡帕乔为一间政府办公室绘制了《圣马尔谷之狮》（The Lion of St Mark），这幅画是个寓言，强调了这座城市及商业的安全。使徒的狮子上半身站在陆地上，下半身踩在海里，爪捧和平的信息，这是进行贸易所必需的，背景里有一支商船队，而公爵宫则代表着稳定、政府和法律。[47]时机很重要。卡帕乔这幅画——一个“威尼斯神话”——出现在阿尼亚德洛的惨败以及爱琴海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落到奥斯曼人手里之后不久。威尼斯渴望与东方的君主和西方的对手和平共处，力图用权力的象征和一支经过强化的海军来打动他们，这些符号同时朝向这两个方向，并且有助于维持公民的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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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年建立的封闭的社会结构迫使统治精英通过市民姿态、仪式和节日来获取下层社会的赞同。15世纪晚期兴盛起来的慈善基金会“高等学校”（Scuole Grandi）建立起了跨越旧有社会界限的社群，它们以慈善事业为支撑，并以历史的、宗教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它们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地点或职业把各个社区和团体联系起来，市民和民众在这些微型共和国里发挥领导作用，使出身低下的人也能成为市民的领袖。他们的会议厅里装饰着以历史和宗教为主题的艺术品，强调了威尼斯的过去和神在它的繁荣时期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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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题材的画作被设计成能像文献一样阅读，它们强调了城市和家族的荣耀。贵族捐赠者会买下那些能为他们家族增光添彩的艺术品。这些图像充实了文本——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文本是很稀有的——并被看作是像文字一样传达着真理。大型公共建筑墙壁上的图像经常被作为历史证据来引用，因为委托制作它们的人是诚实的，并且与它们所表达的事情有着密切关系。古老的绘画被复制，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文献性质。威尼斯历史学家不仅引用图像，还有意识地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探讨中，创造了图文并茂的历史。这些作品为官方的说法构建了强有力的视觉元素，维护了国家的声誉，使它过去和现在的行动正当化。这对一个游走于两个世界边缘、相对较小的海权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人文主义把威尼斯人的视野转向西方，转向陆地，使它与罗马的历史越来越亲密，获得陆地上的前罗马城市使威尼斯人喜欢上了帝国式的宏伟建筑。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日益迫近，以及威尼斯的陆上帝国主义激起了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敌意，威尼斯知识分子匆忙重组了他们的过去：马尔坎托尼奥·萨贝利科（Marcantonio Sabellico）创作于1487年的官方历史与李维笔下的罗马史非常相似。[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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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德·巴尔巴里的《威尼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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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Barbari）在1500年以“威尼斯”为主题制作的巨幅木刻版画强调了船只的关键作用，准确地说，在一幅颂扬这座城市的名望和独特性质的图画中，船只被当作了共和国的象征。与其说这是一幅地图，还不如说这是威尼斯这个欧洲最大的海上强国对它在东西方贸易中所占主导地位的一份宣告。[49]巴尔巴里用大型的三桅商船填满了整个海滨，而对军械库的精确勾勒——连同桨帆船——则强调了海军的力量。船不再是普通的背景装饰，在这个威尼斯历史的紧要关头，它们已经成了希望的象征。在一个缺乏名望、荣耀和利益的时代，它们代表着这三样东西；正是它们维持着威尼斯依然伟大的假象，保持了社会凝聚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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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艺术来体现海权，威尼斯还采用了最新的文学方法来阐释它。位于威尼斯陆地部分的帕多瓦大学大力支持法律和实用技艺方面的学术研究。人文主义学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彼特拉克（Petrarch）以及与希腊人——他们是人文主义的关键——日益密切的接触。逃离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拜占庭领土的希腊学者来到这座城市，这里有西方最大的希腊商人社区。1468年，枢机主教贝萨里翁（Bessarion）把他收藏的大量希腊文手稿捐赠给了共和国，以拯救希腊文化并让共和国从1453年的大灾难中吸取教训。[51]他的手稿支撑起了丰富的人文主义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是在希腊移民和希腊著作印刷品的推动下形成的，率先从事希腊著作印刷工作的是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他把这些古代文本带入了西方世界。[52]为了收藏贝萨里翁的遗赠而修建的马尔恰纳图书馆（Marciana Library）——一座姗姗来迟的建筑——在2016年举办了一场展览，展出了马努提乌斯出版的希腊古典著作，以此来纪念他的丰功伟业。[53]修昔底德的著作于1502年5月出版，比希罗多德的早4个月。在被展出的修昔底德著作的扉页上，用古老的字体写着一个醒目的英文单词——“图书馆”，就像许多其他海权思想的核心文本一样，这本书曾经属于一个英国人。在马努提乌斯的英国朋友中，有人文主义者威廉·拉蒂默（William Latimer）和托马斯·林纳特（Thomas Lynate），他们分别在牛津和剑桥任教，在这两所大学里都能找到马努提乌斯出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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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作为两个世界和两个时代之间的媒介，把海权介绍给了西方。修昔底德的著作是最权威的海权文本，事实证明，它的出版恰逢其时。16世纪时，威尼斯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暴露了它的海权身份和资源基础的弱点。在地中海东部，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控制着亚洲贸易的所有终端，威尼斯得不到任何发展空间。居于垄断地位的供应商发动昂贵的战争往往会推高进货价格。这迫使威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本土，在那里寻求粮食、战略性的原材料、劳动力，并控制通往北方的商路。惨败阿尼亚德洛之后，它一时之间失去了这个意大利帝国，这粉碎了威尼斯人那种认为自己不可战胜的观念。威尼斯不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都遭受了重创，失去了重要的海军基地和地产，它看起来已经穷途末路，变回了原来那个古老的岛屿，手里只剩下几个小小的前哨基地，仅60年前，它还是西方世界的荣耀之一，而现在，它的荣光已经成了遗迹。衰落的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威尼斯人的脑海中。1512年，皮埃特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反思：船只、国家和人类的野心。阿尼亚德洛战役之后两个月，洛雷丹总督谴责了代价高昂和灾难性的陆地扩张政策，为依赖雇佣军队而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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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我们掌控着一切，我们怀着真正的热忱处理自己的事务，不依靠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是犯了什么傻，非要离开海洋转向陆地，因为航海可以说是最老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提醒和警告，告诉我们应该一心一意从事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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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雷丹所掌管的威尼斯是由海上男儿建立的，所以应当遵循他们开辟的道路。他解读了近期遭受的灾难，认为威尼斯的海权是自觉、有意地构建起来的，而不是神或地理因素造成的。虽然这样的忧虑在之后的8年里由于领土的收复而暂时得到缓解，但它们仍然很明显。即便在意大利半岛，威尼斯也算不上一个大国了，1527年，神圣罗马帝国对罗马的洗劫反映出了哈布斯堡王朝那压倒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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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艺术和建筑主导了威尼斯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1529年，也就是卡尔五世皇帝以《博洛尼亚和约》（Treaty of Bologna）证明了他支配意大利的那一年，托斯卡纳建筑师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受命监督圣马尔谷广场的改造工程，这座广场是城市的仪式中心，建于12世纪晚期，为了建造它，人们填塞了一条运河并拆毁了一座教堂。他服务于安德烈亚·格里蒂（Andrea Gritti）总督的意图，即通过建筑的重建来表达文化和商业、智慧和正义这些威尼斯的长处，以恢复它的威望。只有古典建筑才能传达这些思想，而两年前从哈布斯堡军队对罗马的劫掠中逃出来的桑索维诺正是这个领域的行家。他修建的前廊、马尔恰纳图书馆和铸币厂把圣马尔谷圣殿和广场的景色框在中间，从海上眺望时，威尼斯建筑显得更加威严了。这些象征着智慧、财富和权力的符号取代了迁往里阿尔托的肉类市场，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的神殿”、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马尔恰纳图书馆凸显了总督府的智慧属性。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古代神祇雕像与总督府外面的巨大雕像相互呼应。[55]城市粮仓和铸币厂一样，仍然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新建筑将威尼斯定位为一个内部和平、稳定的岛屿，把它与一个由外国军队控制的半岛区分开来，在这个半岛上，佛罗伦萨共和国被推翻了，罗马则被路德宗的士兵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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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廊是精英们观赏户外仪式的观景台，上面镶着代表了威尼斯帝国的权力以及威尼斯政府的智慧、未雨绸缪与和谐的精致嵌板。随着时间的推移，丢失塞浦路斯和克里特改变了嵌板的意义。古典符号渗透到了总督府里，桑索维诺在具有仪式性的“伟人们的台阶”（Stair of the Giants）顶部安放了战神马尔斯（Mars）和海神尼普顿（Neptune）的雕像，这两位神祇代表着威尼斯国家的两大支柱。总督在这里完成他们的授职仪式，而法列罗总督也是在这里被斩首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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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550年，威尼斯的建筑已经被古典和巴洛克风格的模式所主导，这反映了一种以城市的宏伟来震慑外敌的意图。然而，这一语言经过了微妙的修改，以保持独特的威尼斯信息。1556年，在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和人文主义贵族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的帮助下，古罗马建筑师威特鲁威（Vitruvius）的著作在威尼斯出版。巴尔巴罗和帕拉弟奥与陆地城市维琴察（Vicenza）及罗马教会有联系。[57]帕拉弟奥的新设计把这些理念带进了一座到此时为止一直以独特而不拘一格的建筑为特色的城市。他修建的两座伟大的教堂——圣乔治·马焦雷教堂和威尼斯救主堂——慎重地扩展了圣马尔谷广场的视线，把港湾带进了城市的仪式空间。三个等距离的点构成了一座海上剧场，正如圣马尔谷广场为陆地上的仪式提供了舞台一样。此时威尼斯正在与教宗对抗，帕拉弟奥巧妙地利用了海洋环境和威尼斯主题，颠覆了巴洛克风格中的罗马元素。帕拉弟奥借助威特鲁威的著作发展出来的古代强国建筑在威尼斯很受欢迎，它曾经切断了与罗马的联系。帕拉弟奥出生于梅斯特雷（Mestre）附近的一个贡多拉船夫家族中，他利用海洋环境来抵抗教宗的禁罚。整个水上空间的最后两件作品——海关和安康圣母教堂——把世俗和宗教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为威尼斯想要展现的景象提供了绝妙的焦点。当最后一个元素于1631年完工时，圣马尔谷湾成了“一个有着浓厚的宗教和政治意义的空间，一座威尼斯神话的剧场”。[58]威尼斯的身份与大海息息相关，从海上观赏它是最好的，置身于威尼斯的人都被吸引去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