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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年，也就是威尼斯基本上恢复了其陆地帝国的那一年，13世纪时制定的禁止投资土地的法律失效了。[65]这应当被理解为对失去了希腊的关键海上前哨的回应。新的法律结构使威尼斯贵族脱离了海外贸易，形成了拥有大量地产的陆上精英阶层。当他们将权力基础从贸易转移到土地上面来时，他们沿着布伦塔河修建了帕拉弟奥式的别墅，这条河把他们与这座海洋城市连接起来。法律上一个简单的、利己主义的改变破坏了贸易、权力和身份之间那至关重要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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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庇护下，意大利半岛恢复了和平，这开启了一个以罗马风格来表现威尼斯城之宏伟的新时代。桨帆船——威尼斯权力与繁荣的工具和象征——被放置在一枚勋章的背景中，这枚勋章是为纪念安德烈亚·格里蒂公爵的统治而铸造的，他缔造了新的罗马展示风格。威尼斯选择了一件借来的衣服，这件衣服对威尼斯人的身份有着深远的影响。古罗马是海权国家的死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和罗马的教宗正是这个专制的大陆帝国的继承者。地中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威尼斯是一个新的迦太基。这种联系对任何读过李维作品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作品为威尼斯人文主义者所熟知，但这座城市仍然选择了罗马的身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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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重心转移到了陆地上，威尼斯还是在寻求新的贸易来取代失去的东方市场。15世纪末，随着新海洋世界的开辟，昔日的竞争对手热那亚转向西方，作为一个很受欢迎的客户参加了西班牙人开拓美洲的计划，而作为威尼斯人商业头脑的见证，在国家的组织下，他们通过充满活力的印刷业，收集和传播了最新的知识。16世纪50年代，乔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曾给统治着城市的十人议会（Council of Ten）当过秘书——出版了第一部从古希腊到最近的探险旅程的游记合集。他的批判性方法论满足了从事探险者的需要。[67]这本书是一份官方文献，传播了支持着威尼斯海上事业复兴的观念和权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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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在葡萄牙人绕过非洲的好望角之后，香料贸易并没有随之崩溃；里斯本的垄断者们倾向于把香料的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使威尼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还有竞争力。直到17世纪早期，荷兰人占领了香料群岛，垄断了从种植园到市场的供应链，威尼斯的香料贸易才寿终正寝。不久，威尼斯人开始在阿姆斯特丹收购香料，并转而经营其他贸易，包括从他们剩下的几个希腊岛屿向北欧出口葡萄酒和干果。然而，海洋事业回报的下降鼓励人们投资土地，这样做利润更高。到了17世纪，威尼斯的食物实际上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这“降低了共和国对来自海洋财富的依赖程度”。[68]现在，威尼斯不再需要做一个海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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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贸易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那种主要用国有商用桨帆船运载价值高、体积小的货物——香料、丝绸和奢侈品——去做交易的模式在16世纪30年代没落了，这降低了威尼斯那个“连锁基地、巡逻和商船队体系”的价值，还削弱了国家的作用。大型的商用桨帆船是国有资产，它们被私有的帆船取代了，这些帆船可以运输更大的货物，比如食品和原材料。越来越复杂的三桅帆具使它们能够取代桨帆船，并开辟新的航线。在这方面，威尼斯人面对全副武装的英国帆船的激烈竞争，这些帆船既能用于劫掠也能进行贸易。英国人的行动受到了商业需求、伊丽莎白时代海权意识形态的兴起以及人们对爱奥尼亚葡萄干日益浓厚的兴趣的推动。由于威尼斯不再是东西方贸易唯一的引领者，它的收入严重减少。共和国以提高关税来应对这一状况，这鼓励了走私，还有人勾结英国商人。在勒班陀大胜利（1571年）之后的10年里，地中海东部的海洋帝国开始瓦解。[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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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期，战争、火灾和瘟疫反复侵袭威尼斯，人们普遍认为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经济衰退这一更直接的现实，加上新的市政和宗教仪式，把所有的社会阶层与一种由宗教狂热所驱动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了一起。勒班陀战役这一戏剧性事件始于1565年奥斯曼帝国对马耳他的进攻，此事在威尼斯人中引起了分歧。一些人认为与土耳其人再战一场是无可避免的，另一些人则渴望与苏丹和平共处，以保住地中海东部的贸易。这跟荷兰以及迦太基的态度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威尼斯的强大来自它的富有，而它的富有是以贸易为基础的，所以它有必要与敌人进行贸易。威尼斯人知道战争的代价高昂，而获胜的希望很渺茫，只有遭到直接进攻才会迫使他们参战。1570年，土耳其人袭击了位于威尼斯海洋帝国东端的塞浦路斯，据他们的密友说，军械库遭遇了一场大火，削弱了威尼斯的力量。安东尼奥·布拉加丁（Antonio Bragadin）在法马古斯塔海军基地进行的英勇防御为共和国赢得了动员的时间，而他的可怕命运让所有人都看清了利害关系。守军按照商定的条件——包括允许他们安全离开塞浦路斯——投降之后，却遭到了屠杀。土耳其人在城门外折磨了布拉加丁两天，因为他让他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然后他被活活剥了皮。几周之内，目击者的证言就被印刷出来了。[70]尽管共和国并不信任罗马的教宗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但它还是和西班牙一起加入了碧岳五世[71]（Pius Ⅴ）组织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这是它保卫海外帝国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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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将使用新武器进行。在佐奇奥战役之后，重型加农炮被安装到了桨帆船上，成了一种用来破坏船只的武器系统。在重型帆船在大西洋世界里成为标准之后很久，这些装上了大炮的桨帆船还是地中海战争的核心，在这里，基地、堡垒和两栖作战仍然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桨帆船可以在岸边作战，支援陆上防御或让部队登陆。威尼斯人通过查阅古代文献改进了桨帆船的设计和建造，这是威尼斯对人文主义知识的一种典型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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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60年，地中海的桨帆船都装备了由5门大炮构成的强大前射火力组，其中包括一门威力强大的主炮和两对较轻的火炮。威尼斯一直保留着专业的划桨手队伍，他们全副武装，是群随时准备进行劫掠的自由人，而奥斯曼和西班牙的船只都是由戴着镣铐的奴隶来驾驶的。16世纪50年代斯卡洛奇奥（a scaloccio）划桨法——每支桨由好几个人来划——的导入减少了对熟练划桨手的需求，一个熟练的人可以指挥四个新手，这种方法使桨帆船得以扩大并容纳更多士兵。装载火炮和更多的划桨手使桨帆船失去了战略机动性，但增强了其战术能力，也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成本。与此同时，重炮成本的下降使帆船成了更有效的战舰。大型桨帆船舰队那巨大的后勤需求已经要靠帆船来满足了，把火炮和士兵转移到新的作战平台上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此外，商用桨帆船贸易的终结也意味着威尼斯不必再培养专业的划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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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军用桨帆船很好地适应了其拥有者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威尼斯的桨帆船——用来给堡垒解围和追击海盗——速度更快，装载的部队较少，战斗时，依靠的是优秀的火枪和枪手。威尼斯的指挥官们是最有技巧、最坚定的，他们深知，等待懦夫和傻瓜的是耻辱，或是更糟的结果。西班牙的桨帆船武装得最好，载人最多，它们是为了进行两栖攻击而设计的，牺牲了速度和敏捷性。奥斯曼的桨帆船为了能对岛屿和沿海的土地采取战略行动而运载部队和火枪，它们强调灵活性和加速性能，以便避开海战，因为苏丹寻求的是领土，而不是对海洋的控制。[72]然而，就在桨帆船舰队的战术能力于1550年之后达到顶峰时，它们却因为成本和战略上的僵持局面变得无用武之地了。只有在双方都想开战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在战场上彼此冲突，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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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的海军力量已经超过了威尼斯，这两个帝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海上臣属，就像古代波斯人一样，奥斯曼人强迫航海的臣属加入他们的战舰队，而哈布斯堡王朝则依靠热那亚等被保护国、那不勒斯等属地以及巴塞罗那等国内的航海中心来组建海军。此外，威尼斯还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困境，它没有朋友：哈布斯堡王朝威胁着威尼斯的独立地位，奥斯曼帝国威胁着它的帝国和贸易。在16世纪，为了应付这些威胁，威尼斯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海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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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世纪70年代，奥斯曼人都掌握着主动权，事实证明，他们的集权帝国在动员和部署军队方面比纷争不断的基督教世界更有效率。1571年，在征服了塞浦路斯后，赛利姆（Selim）苏丹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命令他的海军上将阿里帕夏（Ali Pasha）摧毁神圣联盟的桨帆船舰队，这支舰队是由西班牙、威尼斯和教宗联合出兵组成的。10月7日，这两支舰队——它们拥有的战舰数量都超过了两百艘——在位于科林斯湾的前威尼斯港口勒班陀附近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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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场也是最大的一场桨帆船战斗中，双方舰队正面交锋，双方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掩盖自己的不足并抓住敌人的弱点。神圣同盟的舰队由卡尔五世的私生子、费利佩二世[73]同父异母的弟弟，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指挥，他打算用多艘超大型的旗舰级战舰，也叫兰特纳桨帆船（lantern galleys），摧毁奥斯曼人的中军，同时用其两翼的分舰队阻挡奥斯曼人的侧翼包抄。威尼斯人的航海技术最好，船吃水最浅，所以被配置在靠近海岸的一侧。基督徒一方的船只和士兵更多，而且他们的船大多都比土耳其人的更高大，奥斯曼人则打算利用其战舰高超的战术机动性绕过神圣同盟的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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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已经学会了重视火力，于是他们把多余的商用桨帆船都改装成了加莱塞战舰（galleass），这是一种大型的、全副武装的桨帆并用船，1艘加莱塞装备的加农炮数量比5艘桨帆船加起来还多。6艘加莱塞被配置在唐·胡安的战线前方，两艘一组分开部署，以瓦解前进的土耳其舰队的队形。被派往中军和左翼的4艘加莱塞及时就位，它们击沉了一些桨帆船，打乱了奥斯曼人的推进。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右翼还是渐渐地绕到了威尼斯人的侧面。一旦开始与土耳其人交战，威尼斯海军上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就熟练地旋转战线，用大炮和近距离战斗把他们往海岸上赶，巴尔巴里戈和其他许多威尼斯军官在战斗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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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帕夏对基督徒的旗舰发起了猛烈攻击，死死困住同盟的中军，好让他的两翼进行决定性的侧翼攻击。在这里，唐·胡安的重型战舰大显身手，在它们用船首炮开火之后——通常是在距离很近时——双方就开始交战了，任何试图掉头的船只都将被摧毁。当他们的船在战场上纠缠在一起时，士兵们从拥挤的甲板上互相射击并尝试登上对方的船只，而新的士兵则被从其他桨帆船上送往主要的交战平台。最后，许多身穿盔甲、使用威力强大的滑膛枪的西班牙步兵冲上了阿里帕夏的旗舰。阿里帕夏中弹被俘，被拖到唐·胡安的旗舰上，立即就被斩首。土耳其中军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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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去掩护同盟右翼的两艘加莱塞没能就位，这使奥斯曼指挥官乌卢奇·阿里（Uluj Ali）得以压制平庸的热那亚海军上将吉安·安德烈亚·多里亚（Gian Andrea Doria）。乌卢奇不断威胁多里亚暴露在外的右翼，把基督徒的这支分舰队逼离了它原本的位置，使它和中军分离开来。打开一个合适的缺口后，他马上回头，向唐·胡安的侧翼猛扑过去，他恰好在奥斯曼中军崩溃之际抵达主战场，迎面碰上刚赶到的同盟预备队。眼见主将战死，败局已定，乌卢奇明白逃跑是唯一的选择，他率领30艘桨帆船撤退，成了唯一一支从这场灾难中逃脱的奥斯曼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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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上的奥斯曼船只被俘虏，至少3万人——半支舰队的人——被杀或被俘，许多被抓来划桨的基督徒奴隶得到解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督徒取得的这场胜利并没有多少用处，适合作战的季节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他们还没有就进一步的政策达成一致。然而，这场战役的真正结果要到1572年才能看清楚。一支由200多艘匆忙赶造的战舰组成的奥斯曼舰队重新出现在希腊水域，但乌卢奇·阿里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战斗，留在莫东的炮火能够支援到的地方不动，同盟不敢进攻该处。奥斯曼帝国可以更换它的桨帆船，但熟练的弓箭手、水手，以及最重要的士官和领航员是无可替代的，这支新舰队只能算是在勒班陀奋战过的那支舰队的影子而已。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处决了所有熟练的水手，这使勒班陀战役当天所造成的损害持续困扰了奥斯曼帝国几十年。土耳其士兵可以成为很好的划桨奴隶，但土耳其水手太危险了，不能让他们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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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班陀战役的胜利使科孚岛和达尔马提亚岛（Dalmatia）得以免遭奥斯曼帝国的攻击，但却无法收复塞浦路斯。当伏尔泰（Voltaire）认为这次战役只是一个空洞的场面，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时，他造成了一个贬低勒班陀的长期传统，但他误解了16世纪威尼斯和基督教王国的精神世界。勒班陀对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产生了巨大的、令人振奋的心理影响，以一种可以归因于神之干预的方式结束了土耳其数十年来无往不利的局面。在威尼斯，它结束了可以追溯到佐奇奥之战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信任危机，当共和国重建其身份以应对衰落时，它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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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利用勒班陀来展示他们的海军实力、庆祝海军的英雄气概并让人们安心——共和国仍然知道怎样战斗。人们用罗马式的凯旋仪式来对海军上将塞巴斯提诺·维尼尔（Sebastiano Venier）和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的英勇领导表达崇敬之意，仪式中还展示了被俘获的奴隶。社会各阶层都与这场战斗有着利害关系，贵族、造船工人和划桨手通过一系列融合了世俗和宗教精神的事件来庆祝他们的海权身份。当这么多人在依靠海洋生活时，海军的荣耀会被所有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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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不能光靠荣耀生活：它需要与东方进行贸易，而要跟东方贸易就要与大土耳其和解。夹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十人议会偷偷展开了和平谈判。威尼斯需要与这个伟大的大陆强国和解：从经济上来说，土耳其是更好的选择。虽然参议院赞成继续战争，但年长、明智的人却另有想法。这个“船主之国”别无选择。战争极为昂贵，整支桨帆船舰队的运作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威尼斯的资源。政府认识到议和对热情高涨的民众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惊喜，就匆忙地停止了勒班陀的庆祝活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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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结束了威尼斯的辉煌时代。1572年，基督徒通过两栖作战占领了突尼斯，然后在1573年，奥斯曼人又以两栖作战把它夺了回去，这是军用桨帆船舰队最后的大规模作战，它们再也不会被动员起来了。威尼斯的桨帆船又回去执行反海盗的工作，而他们昔日的盟友西班牙在1588年想要攻入英吉利海峡，却没能成功。正如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所强调的那样，地中海的军用桨帆船是“一条进化的死胡同”，它们是为一个无须长途航行、兵力高度集中的战区创造出来的，那里散布着它们持续作战所需的设防海军基地。桨帆船及其船员每隔几天就需要安全地靠岸一次，如果它们的船体没有定期清洗和上油，船员没能好好休息、进食和饮水，战斗效率就会大为下降。此外，划船所需的技能已不再与任何经济活动有关，同时人力正变得越来越昂贵，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是如此，战略性的力量可以由更为耐用、机动性更强、续航距离更远的帆船来提供。划桨战舰仍然可以在近海和河流中发挥作用，但是，快速的大型帆船改变了一切。[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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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桨帆船的衰落与威尼斯丧失大国地位、地中海世界失去中心地位同时发生，这并非巧合。船只、国家和远洋航行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根本，威尼斯这个城邦落伍了。原生霸权性（proto-hegemonic）的陆上帝国又一次把海权边缘化了。最后一批海权将会是比较大的国家，控制更广阔的海洋，但它们还是会被大陆霸权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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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桨帆船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它们自有它们的用处。1574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i Ⅲ）在从波兰回国的途中访问了威尼斯。为了这个场合举行的庆典表明了威尼斯已改换门庭，脱离哈布斯堡阵营，投向了法国；它对海权文化的展示是为了给盟友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为了震慑对手。亨利穿过利多岛（Lido）的临时拱门和凉廊进入这座城市。这座拱门是帕拉弟奥根据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凯旋门设计的，上面装饰着丁托列托（Tintoretto）和委罗内塞（Veronese）的历史画。[77]它框定了国王对这座城市的最初一瞥，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圣马尔谷广场周围那精心设计的仪式区域上。这与1529年亨利八世利用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和格林尼治（Greenwich）之间的泰晤士河给卡尔五世留下深刻印象，以及雅典卫城和迦太基大港的景观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展示力量的仪式是海权武器库中的一项重要资产。威尼斯的欢迎仪式上挤满了商船和战船，但这就是作为威尼斯标志的桨帆船的告别演出。总督乘坐镀金的礼舟前来迎接亨利三世，这艘船载着他们游览了整座城市。亨利驻跸于大运河中段的卡福斯卡里（Ca’ Foscari），在这里可以更好地欣赏威尼斯的与众不同。军械库是仪式的核心部分，在国王进午餐的时间里，工人们组装好了一艘桨帆船，这一展示给法国人留下了长久印象。一个世纪之后，当科尔贝尔（Co lbert）着手为路易十四（Louis ⅩⅣ）组建舰队时，军械库仍然被他们当成最佳实践的典范。[78]君臣二人都不承认这种把资源集中在海军身上的行为只可能发生在一个海权国家里。这次访问证明了所有努力和花费都是值得的，威尼斯获得了一位强大的盟友来对抗与苏丹结盟的费利佩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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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高昂的代价买来和平与贸易之后，共和国重建了防御工事，以阻止土耳其的进一步侵略。根据1573年与苏丹签订的条约，威尼斯舰队的规模被限制在60艘桨帆船之内，因此，它大量生产船的骨架木料，以便在有需要时建造更多船只。这项从古老的方法中发展出来的技术被演示给亨利三世看了。军械库作为工厂和国家权力的象征，得到了升级：大门处添加了带翼的胜利女神像，并以最严格的实用样式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新索具厂。地位显赫的访客在参观这些新设施时还会一并参观礼舟那精致的船坞和武器库，武器库的古典式门廊表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张显力量的场所，它们的建筑风格与桑索维诺的铸币厂相互呼应。[79]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威慑土耳其人，虽说勒班陀一战已经严重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的进攻能力。为礼舟新修的仪式性船坞标志着桨帆船沦为了边缘角色，这是威尼斯丧失了大国地位的恰当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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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战争结束了。1575年到1577年间，在威尼斯又爆发了一场毁灭性的瘟疫，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在帕拉弟奥修建的救主堂落成后，人们举行了新式礼拜和仪式，以庆祝瘟疫过去。1577年，勒班陀的英雄塞巴斯提诺·维尼尔成了总督，这并不是因为他适合担任这个职务，而是因为他的崇高声望。通过艺术、建筑和军械库的产出体现出来的海军力量和神圣庇佑，帮助威尼斯熬过了疾病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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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一结束，勒班陀又成功地恢复了它在威尼斯象征手法中的核心地位，尽管西班牙和教宗已经变成敌人了。这场戏剧性的、神圣的胜利表明，威尼斯人是新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标志着威尼斯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为不断进化以维持连续性和秩序的必要的过去增加了新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总督府里的主要公共空间——威尼斯海权的崇拜中心，不久之前曾惨遭祝融——由最优秀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进行了重新装修，描绘了共和国悠久的海权历史，这段历史在勒班陀的荣耀和亨利三世的来访中达到顶峰，它们是威尼斯的重要性仍在延续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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