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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桨帆船的衰落与威尼斯丧失大国地位、地中海世界失去中心地位同时发生，这并非巧合。船只、国家和远洋航行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根本，威尼斯这个城邦落伍了。原生霸权性（proto-hegemonic）的陆上帝国又一次把海权边缘化了。最后一批海权将会是比较大的国家，控制更广阔的海洋，但它们还是会被大陆霸权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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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桨帆船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它们自有它们的用处。1574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i Ⅲ）在从波兰回国的途中访问了威尼斯。为了这个场合举行的庆典表明了威尼斯已改换门庭，脱离哈布斯堡阵营，投向了法国；它对海权文化的展示是为了给盟友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为了震慑对手。亨利穿过利多岛（Lido）的临时拱门和凉廊进入这座城市。这座拱门是帕拉弟奥根据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凯旋门设计的，上面装饰着丁托列托（Tintoretto）和委罗内塞（Veronese）的历史画。[77]它框定了国王对这座城市的最初一瞥，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圣马尔谷广场周围那精心设计的仪式区域上。这与1529年亨利八世利用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和格林尼治（Greenwich）之间的泰晤士河给卡尔五世留下深刻印象，以及雅典卫城和迦太基大港的景观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展示力量的仪式是海权武器库中的一项重要资产。威尼斯的欢迎仪式上挤满了商船和战船，但这就是作为威尼斯标志的桨帆船的告别演出。总督乘坐镀金的礼舟前来迎接亨利三世，这艘船载着他们游览了整座城市。亨利驻跸于大运河中段的卡福斯卡里（Ca’ Foscari），在这里可以更好地欣赏威尼斯的与众不同。军械库是仪式的核心部分，在国王进午餐的时间里，工人们组装好了一艘桨帆船，这一展示给法国人留下了长久印象。一个世纪之后，当科尔贝尔（Co lbert）着手为路易十四（Louis ⅩⅣ）组建舰队时，军械库仍然被他们当成最佳实践的典范。[78]君臣二人都不承认这种把资源集中在海军身上的行为只可能发生在一个海权国家里。这次访问证明了所有努力和花费都是值得的，威尼斯获得了一位强大的盟友来对抗与苏丹结盟的费利佩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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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高昂的代价买来和平与贸易之后，共和国重建了防御工事，以阻止土耳其的进一步侵略。根据1573年与苏丹签订的条约，威尼斯舰队的规模被限制在60艘桨帆船之内，因此，它大量生产船的骨架木料，以便在有需要时建造更多船只。这项从古老的方法中发展出来的技术被演示给亨利三世看了。军械库作为工厂和国家权力的象征，得到了升级：大门处添加了带翼的胜利女神像，并以最严格的实用样式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新索具厂。地位显赫的访客在参观这些新设施时还会一并参观礼舟那精致的船坞和武器库，武器库的古典式门廊表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张显力量的场所，它们的建筑风格与桑索维诺的铸币厂相互呼应。[79]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威慑土耳其人，虽说勒班陀一战已经严重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的进攻能力。为礼舟新修的仪式性船坞标志着桨帆船沦为了边缘角色，这是威尼斯丧失了大国地位的恰当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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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战争结束了。1575年到1577年间，在威尼斯又爆发了一场毁灭性的瘟疫，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在帕拉弟奥修建的救主堂落成后，人们举行了新式礼拜和仪式，以庆祝瘟疫过去。1577年，勒班陀的英雄塞巴斯提诺·维尼尔成了总督，这并不是因为他适合担任这个职务，而是因为他的崇高声望。通过艺术、建筑和军械库的产出体现出来的海军力量和神圣庇佑，帮助威尼斯熬过了疾病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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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一结束，勒班陀又成功地恢复了它在威尼斯象征手法中的核心地位，尽管西班牙和教宗已经变成敌人了。这场戏剧性的、神圣的胜利表明，威尼斯人是新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标志着威尼斯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为不断进化以维持连续性和秩序的必要的过去增加了新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总督府里的主要公共空间——威尼斯海权的崇拜中心，不久之前曾惨遭祝融——由最优秀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进行了重新装修，描绘了共和国悠久的海权历史，这段历史在勒班陀的荣耀和亨利三世的来访中达到顶峰，它们是威尼斯的重要性仍在延续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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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共和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威尼斯精英仔细调整了威尼斯神话的措辞，使其既能有效地表达威尼斯人的自信，又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同时还顾及了近来的历史教训。尽管它的基础很不牢靠，但神话在威尼斯滑向最后的衰落时仍在继续。[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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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相对衰落是无法避免的，但威尼斯人以非凡的技巧来应对这一过程。威尼斯避免了如同雅典和迦太基那样的命运，继续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生存了两个世纪。荷兰和英国也会走上类似的道路，它们发现在共和国身上有很多值得效法的地方，尤其是它退出权力舞台的方式。在一个由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它们一心追求大陆霸权，拥有足以压倒海权国家的海军力量的资源和足以粉碎其依赖贸易的经济体系的影响力——主导的世界里，威尼斯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行事。双方在资源、规模和影响力上的差距超过了一定的水平，这压倒了海权的不对称优势，剥夺了为海权事业提供资金的帝国，使它们降为二流或三流国家。大型霸权帝国的建立使依然故我的威尼斯走向了相对衰落：“威尼斯还保持原样，但周围的世界却发生了变化。”[81]在商业航运这个关键领域，衰退是绝对的。弗雷德里克·莱恩对美国的商船建造和商业补贴十分了解，他拿美国与威尼斯做了一个生动的类比：两个共和国起初都是海权，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东西，失去了它们在造船和船只运营方面的相对优势。这两个国家都实行了保护主义的立法：美国发展为一个大陆军事霸主，而威尼斯则输给了效率更高的荷兰和英国航运。关税壁垒无法把它们挡在市场之外。[82]亚得里亚海的海盗——既有本地的，也有来自北海的——给威尼斯的航运带来了额外的成本。保护主义最终失败了：对威尼斯来说，控制地区贸易比维持国内航运业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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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6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为了抵御原生霸权性的大陆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略，保护自己的海上帝国，威尼斯的经济和贸易网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7世纪中叶，克里特岛沦陷，威尼斯的东方贸易网络——它苦苦维持海上帝国的原因——变得无利可图。虽然剩下的岛屿领地几乎没有经济潜力，但威尼斯仍然一门心思地保卫它们，这加重了这个筋疲力尽的国家本就十分沉重的债务负担。市场被更加灵活的竞争对手抢走了，在这些竞争对手当中，英国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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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海上被压倒，丢失了地中海东部的重要基地，它只能把经济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那里的投资回报更高，也更安全。威尼斯迅速变成了另一个意大利国家，虽然它残余的海上联系还能为它提供有用的机会和回报。制造业的扩张，部分是为了填补意大利其他中心因战争和动乱造成的缺口。在威尼斯的力量不断衰弱的同时，它从转口贸易港到制造业城市的缓慢转变正在顺利地进行着。工业和资本——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以增加其价值、提供贷款以获得利息——取代了海外贸易。到16世纪末，就像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威尼斯成了“意大利最重要的工业城市”[84]。布料制造业的爆炸性增长使城市贫民得到了工作机会，而威尼斯产的高档玻璃则主宰了欧洲的科研和奢侈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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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营贸易的衰落，国家成了一个主要的雇主，贵族们可以在大使馆、教会、海军以及陆地和海洋帝国的城市管理部门里找到工作。17世纪初，威尼斯还清了国家债务：税收降低了，许多精英家族得以依靠政府生活。它的银行业依照在意大利其他地方率先想出的方法发展，尽管对荷兰和英国海权帝国主义而言非常重要的特许制度和股份制公司在许多年内还不会被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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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时，威尼斯为了创造海洋经济，故意阻断了包括土地在内的其他投资渠道。第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将通过持续的国家干预来维持，其中包含了促进贸易的措施，这包括了海事保险、护航和海军巡逻。1516年，禁止进行其他投资的命令被取消，威尼斯贵族基本上退出了海外贸易。到了17世纪，富商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群人了，其中包括外国人，他们没有直接接触权力杠杆的手段。[85]国家对耗资巨大的海军活动的支持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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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衰落的过程中，威尼斯文化成了欧洲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座城市的不同方面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群岛的访客。早在1500年以前，英国人就已经从威尼斯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特征，当时有学问的人开始从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那里购买希腊著作。这些著作教育了掌权者，掌权者又把它们带进了英国的图书馆和政策中。地理学家、占星术士、航海家和“大英帝国”一词的发明者约翰·迪伊（John Dee）拥有三本阿尔都斯出版的修昔底德著作。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和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都有这本书，沃尔特·雷利爵士使用过它，托马斯·霍布斯把它翻译成了英语。与此同时，在沃尔辛厄姆以及塞西尔之子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的支持下，理查德·哈克卢特那本伟大的航行纪要《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和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出版了（1589年），这本书受到了拉穆西奥作品的启发和影响。英国人公开地、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地借用了这些知识，把海权的中心从威尼斯潟湖转移到了泰晤士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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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海权国家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主导着它们的都是“高度依赖海上贸易的大型商业中心，在城市管理层面上也很相似……伦敦和威尼斯主宰着以它们为首都的国家，缺乏其他能与之比肩的城市使它们跟大多数欧洲的同级别城市都不一样”。[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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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威尼斯逐渐放弃它的海权身份时，英国人却开始想象并塑造他们的海权身份。英吉利共和国时期的政权更迭[87]使伦敦的商业精英获得了权力，即使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他们的关切仍然很重要。1688年，他们从新生的君主立宪政体手里攫取了一部分权力，这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地产/商业互相合作、以金钱和影响力为基础的寡头政治集团。威尼斯人早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里就预料到了这些发展：他们看得出来，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会抄袭他们的经济观念，并打进他们的市场。英国的成功既是他们骄傲的源泉，也是促使威尼斯海权复兴的原因之一。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的大使亨利·沃顿爵士提醒威尼斯参议院说，英格兰和威尼斯都是依靠海洋来获取繁荣和权力的，而且贸易和治国方略是紧密相连的，幸好他没觉察到他的听众比任何一个英格兰人都更了解这些问题。[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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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50年代，威尼斯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由于海上力量太弱，无法抵御奥斯曼帝国的侵略，它从英国和荷兰的承包商那里雇用了武装帆船，这些船帮助它赢得了战争，但它们也是经济崩溃的先兆。威尼斯热切地注视着英吉利共和国强大的海军以及它被直接用来支持英国商业扩张的方式，这不禁让人回想起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总督时代的威尼斯。英国人可能是个单纯的民族，但他们非常强大，可以成为很好的盟友。威尼斯人意识到了1651年的英国《航海法案》[89]是由1602年的威尼斯立法发展而来的。然而，威尼斯人的立法是在试图保护日益衰落的资产不受竞争的影响，而英国人的立法则旨在推动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扩张的行业。[90]就在威尼斯的领导层不再关注海洋之际，刚刚获得权力的英吉利共和国商业精英利用海军在利凡特的贸易中攫取了越来越大的份额，该地区的贸易曾是威尼斯商业的支柱。他们这样做是在以一个公开的、有意识的模仿行为来表明伦敦是多么细致地研究了威尼斯共和国。大卫·奥姆罗德（David Ormrod）认为，英国《航海法案》是一项“雄心勃勃得惊人”的举措，它以威尼斯模式为基础，想要建立一种“国家垄断，在这种垄断之下，英国的航运和长途贸易可以得到长足发展”。[91]要实行这项政策必须掌握海军部队，让国家、海洋和力量相互配合，以确保《航海法案》能够得到海权文化和一种将伦敦商人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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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随着贸易的衰落，威尼斯把精力都集中到了保护亚得里亚海上。国家行政仍然掌握在贵族手中，没有人想过实行民主。管理威尼斯的精英们放弃了商业，又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太过于高傲而不愿经商，太过于威尼斯化而不愿务农，这个由富有而强大的家族组成的紧密联系的集团垄断了国家和教会的大权，等级制度反过来又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和公民地位。更具冒险精神的贵族在海军——而不是陆军——和殖民地政府里找到了工作，这些工作是通往高级职位的跳板。脱离贸易转而购买土地和国家债券的决定将在各个海权国家里成为对财富的一种普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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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英国古典学家、散文家和政治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把威尼斯贸易的衰落归罪于它那更关心特权而非利润的贵族政权。当时的威尼斯贵族认为做生意有失体面，新生的富商们很快就有样学样。[92]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艾迪生认为，贸易国显然应该对新鲜事物和变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他还指责威尼斯人忽视了他们的海上力量：“他们本来有可能拥有（爱琴海）群岛的所有岛屿，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拥有欧洲最强的舰队和最好的海员。”共和国似乎只是为存在而存在。[93]然而，英国人在威尼斯找到了值得欣赏的东西，因为它是一面优雅、古老的镜子，能映射出他们自己那正在形成的海权意识。这种理解可以从他们喜爱卡纳莱托清晰明亮的艺术作品胜于弗朗西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更具艺术性的作品中看出来，后者的作品满足了威尼斯人的品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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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陆地保护了人们从商业中获得的财富，但依赖贵族领导来维持蓬勃发展的海上共和国却遭受了打击。威尼斯的贵族们选择了安静的生活，他们当中有些人撰写历史，以影响政治进程并提升国家形象，这些史书与为总督府创造的伟大艺术周期相呼应。同时，威尼斯贵族拒绝来自外部的控制：正如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在1606年明确指出的那样，威尼斯人不是教宗的天主教徒。他们拒绝接受任何普世的权威，特别是带有不可容忍的领土帝国主义色彩的权威。当教宗与西班牙结盟，以之作为天主教对此反应的首要一步时，威尼斯把天主教的尖兵耶稣会士赶出了这座城市。[95]对威尼斯人来说，公共崇拜的最终对象是国家而不是教会，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一种服务文化中，该文化延续的时间比海权的鼎盛时期更长。到1700年，这些观念已经僵化了，威尼斯仍然是富丽堂皇的，华丽的镀金宫殿，优美的艺术、音乐和戏剧表达出一种与下层民众保持社会距离的自我意识，并使游客迷醉。威尼斯的精英成了它的一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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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战争和债务使威尼斯在一个大陆军事帝国不断扩张的时代变得太过弱小，无法再充当一个大国。它转而求助于外交和中立且昂贵的防御工事，因为它缺乏进行根本变革的政治动力。1718年之后，共和国还在保持中立，依靠奥地利来抵御土耳其的侵略。法国于1702年派遣军舰进入亚得里亚海，迫使威尼斯取消了这一年的“与海洋的婚礼”，这一决定“象征着威尼斯人控制外国军舰在亚得里亚海活动的企图破灭了”[96]。海军实力和威望的减弱反映了权力的削弱，它征收不到关税，奥地利开发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作为亚得里亚海与德国的另一个连接点。这个濒临灭亡的海洋国家似乎只能靠土地和工业的利润来维持生存，海权已经变成了一项面子工程，一种有助于推销共和国的剩余遗产，而不是一个战略或经济上的现实。然而，尽管海上帝国的经济价值瓦解了，但海权的想象仍然深深植根于威尼斯人的身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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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威尼斯眼界的缩小，陆地对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威尼斯帝国最后的前哨是爱奥尼亚群岛，这是一些经济意义有限的要塞和海军基地。科孚岛曾经是利凡特的门户，现在成了保卫亚得里亚海的防御堡垒。关键的是，不论是海洋之国（Stato da Mar）还是陆地，都没能和威尼斯的政治制度融为一体。虽然威尼斯保留了海权的所有盛大仪式，但海洋帝国的成本超过了它的经济回报。然而，威尼斯的领袖们对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案——转向陆地，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并与本土各省分享权力——又不感兴趣。[97]威尼斯仍然是一个海上城邦，与意大利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独立且独特。直到最后，威尼斯的目光都是投向世界的，他们的英雄是旅行者、商人和海军上将：七百年来与东方的持续互动创造了一种有别于意大利和欧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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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评论家们装作只看到了它的腐败和衰落，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1718年之后，威尼斯通过维护和平，成功地让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国债大山减少了一半，并适应了成为二流地区强国的现实。18世纪晚期，威尼斯经历了一场规模较小，但意义重大的海军/海事复兴，商业活动有所增加，尽管投资人和船长们不再全部是威尼斯人了。威尼斯商人是最早在红海港口吉达做买卖的欧洲人，他们从1770年开始贩运咖啡，威尼斯仍是利凡特商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98]这种新的活力可能反映了贵族阶层的重新开放，这使得富有商人能够在最高层购买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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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实力相对衰落并失去了海军的统治地位，但威尼斯还是幸存下来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转口港和经济中心，商业的复苏足以抵消衰退的迹象。到了18世纪80年代，它与北非的贸易蓬勃发展，造船业复苏了，港口比往日繁忙得多。此外，威尼斯海军还活跃于巴巴里海岸，以维护条约和新修订的海洋法。威尼斯在一个平衡、多极的世界里是有未来的：在一个充斥着帝王和暴政的世界里，它仍然是稳定、安全的共和制政府的一个独特典范。在狂欢节的泡沫和浮华以及戏剧和音乐会的乐趣之下，仍然存在着一系列观念和想象，有助于其他国家塑造其基于海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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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海军把装备了70门火炮的主力舰与桨帆船结合在一起，于18世纪实现了复兴，但它不再由威尼斯人主导。许多军官和船员是雇来的，以取代放弃了海洋的贵族阶层和满足在家工作的下层阶级。在没有重大战争时，海军被用来支持商业，打击海盗和海盗国家。共和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特别是纺织业，而且还有富余的粮食可供出口，就连从事海上或与海洋相关工作的人口比例也在上升。这表明，如果不考虑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威尼斯的人口基本上是稳步增长的，并且一直保持着对海洋的关注。威尼斯仍然是一个能赚钱的海洋国家，虽说大国地位对它而言已经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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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安杰洛·埃莫（Angelo Emo）在1785年对突尼斯的攻击极好地向威尼斯贵族们——他们把埃莫算作是他们中的一员——展示了制海权能带来的持续性战略结果。对海盗国家的约束降低了海上贸易的风险和成本。作为恩里科·丹多洛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埃莫给军械库和造船计划重新注入了活力。然而，埃莫的纪念碑——它纪念威尼斯海军史上最后一件大事——却被放在威尼斯海军博物馆的入口前面，这真是个奇妙的编年逆转。[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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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2年，威尼斯这个一流的港口和造船中心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处于能从将要震撼欧洲的战争中获利并恢复其海权身份的理想位置上。[100]然而，仅仅5年之后，共和国就被征服了。精英们无法理解一个由激进、暴力的变革所主导的新世界的意义，再加上害怕失去自己在陆地上所拥有的广大地产，法国人一声令下就让他们毫不反抗地屈服了。1797年5月12日，共和国废除了自己的统治，允许法国军队进占圣马尔谷广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支侵略军能踏足此地。拿破仑搬空了铸币厂，洗劫了军械库，让威尼斯的船只加入法国舰队，船上装满了枪支和物资。军械库里的威尼斯纹章被破坏了，礼舟在圣乔治岛被仪式性地焚毁，这是在有意识地仿效西庇阿摧毁迦太基舰队之举。拿破仑给李维的记录添上了新的一笔：他点燃的这堆篝火标志着威尼斯的独立、寡头政治以及最重要的海权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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