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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Lane,Venice,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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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Burke,Venice and Amsterdam,pp.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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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Lane,Venice,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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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Fusaro,Political Economies of Empire,pp.30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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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Lane,Venice,p.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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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博物馆的展品中有几幅威尼斯主力舰的图画，描绘主力舰在被称为“骆驼”的漂浮装置的帮助下从潟湖出发的场景，这种技术是从荷兰学来的。这些版画当中有一幅被收入了Lane,Venice,（p.413）。可以将其与J.Bender,Dutch Warships in the Age of Sail,1600–1714:Design,Construction,Care ers and Fates（Barnsley:Seaforth Publishing,2014,p.289）做一比较，此页记录了1690年对该系统的第一次使用，人们用它在阿姆斯特丹的潘普斯浅滩上抬起了一艘三层甲板的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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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Fusaro,Political Economies of Empire,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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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R.Winfield,S.S.Roberts,French Warships in the Age of Sail:Design Construction and Fates 1786–1861,Barnsley:Seaforth Publishing,2015,pp.96-97.威尼斯建造了9艘装有74门火炮的战舰，但拿破仑的意大利海军中没有一艘使用威尼斯名字的船。另见L.Sondhaus,‘Napoleon’s Shipbuilding Program at Venice and the Struggle for Naval Mastery in the Adriatic,1806–1814’,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53(1989),pp.34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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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pp.82,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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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Fusaro,Political Economies of Empire,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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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A.D.Lambert,‘“Now is Come a Darker Day”:Britain,Venice and the Meaning of Seapower’,in M.Taylor,ed.,The Victorian Empire and Britain’s Maritime World,1837-1901:The Sea and Global Histo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3,pp.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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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Fenlon,The Ceremonial City,pp.13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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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Fusaro,Political Economies of Empire,pp.1,8-10;Lambert,‘“Now is Come a Darker Day”’,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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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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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五章“我们为了巨大的利益开拓海洋”[1]：荷兰的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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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HAT GREAT PROFIT ARE WE OPENING THE SEA”:THE DUTCH SEAPOWER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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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的神庙：阿姆斯特丹海军弹药库和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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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广泛地从事海上经济活动，如渔业、捕鲸业和运输业，它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有一支成功的海军做后盾，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海权，但这种身份只是个短暂的反常现象。共和国仅仅作为一个海权运作了20年，它从未将这种身份铭刻在心。海权的思想在这种身份消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着，它是一场争论的组成部分，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共和国被拿破仑废除为止。当荷兰的海权国家在混乱中崩溃时，它让英国继承了海权的衣钵，两个世纪以来英国人一直渴望获得这一身份。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从第一个北欧海权荷兰所创造的思想和方法中获益匪浅。英国对荷兰思想、方法和商品的戏剧性吸收，加上银行家和熟练工匠的大量流动，反映出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把这种变化当作有意识的模仿能够更好地理解它。这一过程伴随着三场基本上由海战组成的战争，两个国家为了成为海权而彼此竞争，历史上只有过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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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国家有着悠久的海事传统，几条主要河流以及布鲁日港、根特港还有后来的安特卫普港在这一传统中占据首要地位。这是一个由地方议程主导的地区，但不同的利益集团却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勃艮第公爵的继承人卡尔五世皇帝的中央集权统治。[2]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广泛抗议活动中，自我本位的地方抵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布斯堡的统治导致了荷兰革命。荷兰省不像它的佛兰德邻居那样，拒绝供养军舰来保护其鲱鱼渔业，而宁愿付钱购买安全通行证。阿姆斯特丹、豪达（Gouda）、哈勒姆（Haarlem）和莱顿（Leiden）抵制卡尔征税的企图，直到帝国摄政下令禁止捕鱼时才收敛。[3]16世纪50年代，帝国试图在荷兰省进一步提高税收，此举在引发荷兰革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1572年占领了布里尔港的加尔文宗私掠船队将从海上再度发起革命。阿姆斯特丹一直反对征收航海税，它在1578年加入了起义军，成为众多做出了自觉选择的城镇之一。这种选择反映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商业中心的经济利益，而不是1585年从安特卫普逃来的加尔文宗难民的政治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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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个勃艮第省份在革命之前的税收收入显示，后来成为荷兰共和国的北部7省一直是边缘经济体。荷兰省的税收还不到佛兰德斯（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的一半，阿姆斯特丹在尼德兰的出口贸易中只占4%的份额，而安特卫普占了80%以上。革命前，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国际贸易是与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供国内消费。荷兰革命改变了这种平衡，阿姆斯特丹从安特卫普的难民手里继承了强大的贸易和金融网络，把这座城市与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连接起来了。新共和国的食品依赖进口，其中包括鱼、谷物和盐，造船和工业所需的重要原材料木材和铁也要靠进口。1585年至1610年间，它与亚洲、加勒比地区、巴西和北极地区的商业往来加强了旧有的贸易，它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一个海权。然而，共和国还有另外一番面目，它地处内陆，从事农业，对暴露在外的大陆边界忧心忡忡，认为不应追随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的脚步。[4]这些差异在一个深受地方议程影响的地区非常重要，在这里，各省和城市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特权，革命的几个省份对海洋的关注使它们的排他主义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国家依赖强大的经济行动者的支持，这些行动者与国家的准君主亲王王室以及土地贵族共享权力。这种包容性的关系把这个新国家与专制的西班牙和法国区别开来：它让资本家分享了权力，资本家利用这些权力，通过“对国家资源的最终配置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来促进自己的利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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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和国必须建立在陆地上：取胜的政治意愿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不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集中他们的资源，接受一个军事领导人，并为一支专业的军队和大规模的防御工事提供资金，以便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哈布斯堡西班牙交战，并在人力和经济的消耗战中拖垮它。虽然海军所采取的行动在革命中发挥了有益的支持作用，但它无法保护或保证新国家的领土完整，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只要依靠海军就能确保其领土完整了。1588年，英国击败了无敌舰队，此战对荷兰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但他们还要再等60年才能结束独立战争。在1600年到1609年间，陆战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先权和随之而来的费用使荷兰人别无选择，只能依靠私营企业来提供海军，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陆地战争，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建立一支常备海军。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海权：它由执政（Stadholder）兼总司令——奥兰治—拿骚家族（House of Orange-Nassau）的一位亲王来统治，他是一位介于威尼斯总督和国王之间的战士领袖，亲王也担任了海军上将的职务，但从未亲临海上指挥作战，他把舰队的管理权交给了其他人。执政领导着陆军而不是舰队来保障荷兰的独立。1609年后，连续几任执政都在寻求把这一职位转为世袭的，他们依靠陆军来确保自己的地位。亲王们的抱负遭到了原生城邦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的反对，它们倾向于建立一个海权共和国，用它强大的海军来保障一种和平的商业政策。阿姆斯特丹的海权议程远没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国家身份，它一直都只是使共和国陷入分裂的激烈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选择。这些针锋相对的国家概念之间的斗争塑造了17世纪时的荷兰政治，权力从陆上转移到海上，从亲王手里转移到共和国手里，与此同时，海上贸易和帝国创造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文化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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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主张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船舶和贸易主导了经济：超过40%的劳动力直接或间接地在海事部门工作。[6]两个世纪以来，共和国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是用巡洋舰保护其航运的，它通过税收直接与贸易挂钩。然而，它一直没做到为这支舰队提供充足的资金：减税或逃税损害了税收收入，同时“荷兰社会的分裂特征不断阻碍着全国性的行动”。[7]由7个省组成的荷兰从来没有把海权当成国家的核心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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