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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两极分化严重的政体中，执政和奥兰治派倾向于战争、陆军和强硬的加尔文宗信仰。国家权利党或1650年后的真正自由党（True Freedom party）与他们在这三个问题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这些对立的国家观念主导了17世纪的荷兰政治。最初，共和国的体制限制了执政的权威，但莫里斯亲王于1618年发动政变，清除了他在市议会、省议会和民间武装里的政治对手，大大提高了他个人的权力，也使王朝统治变得有可能实现了。[24]这种用暴力把政治权力与维持国家运转的经济部门分开的举动造成了冲突，在海权国家的政治结构里必须要有商人和金钱。当莫里斯于1621年决定恢复与西班牙的战争时，他对对外政策、战争和外交的控制使他和这个新兴的城邦疏离了。1625年后，他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ck-Hendrik）“稳步提高了他在由他主持的议会里的影响力……只有荷兰这个由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贵族统治的省份，才能通过扣留金钱来约束他。执政的政策没有服务城市的海洋利益”[25]。随着与西班牙的战争接近尾声，亲王与城市之间的对抗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危机。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k-Henry）试图通过与法国结盟来实现王朝统治，他的这种野心反映在法国式的建筑和装饰艺术中。1641年，他企图占领安特卫普，以之作为取得王权的关键一步。在战场上受挫的弗雷德里克斯·亨利打算用马斯特里赫特来交换安特卫普，但这个提议没能在不引起阿姆斯特丹注意的情况下获得通过，因为重新开放斯海尔德河（Scheldt）将会毁掉阿姆斯特丹。弗雷德里克斯·亨利于1647年去世，这使得阿姆斯特丹的领导人能把他们的意图强加于第二年签订的《明斯特和约》（Peace of Munster）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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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西班牙的第二次战争中，航运所遭受的严重损失促使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反对执政。它们喜欢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模式，一种与海权身份相关的模式。和平使荷兰经济发生了戏剧性的重组，来自波罗的海航运服务和国内农业的利润下降，而来自“富贵贸易”，也就是奢侈品买卖的利润上升了，它利用英国注意力的分散以及威尼斯和奥斯曼之间的战争，控制了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大部分贸易。[26]这种经济繁荣影响到了投资模式，造就了荷兰文化的“黄金时代”，并为“真正自由的”海权国家提供了资金。政治改革的机会是偶然出现的。1650年，年轻的执政威廉二世（Willem Ⅱ）通过派兵恫吓荷兰的城市，恢复了他的权威。[27]但几个月后，他突然去世了，这给了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重塑共和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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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斗争反映了所有海权内部全都存在的，在地产与贸易、贵族与商人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在共和国里，阿姆斯特丹只是众多城市中居于首位者（primus inter pares），它不是一座可以与雅典、迦太基或威尼斯相媲美的霸权城市，那几座城市都支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荷兰这个案例中，围绕身份进行的斗争使一个海权的原生城邦与对海洋不感兴趣的农业省份对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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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从未接受阿姆斯特丹以及荷兰、西兰和弗里斯兰的其他沿海城镇试图强加于它的“真正自由的”海权身份。这个身份一直是个假象，在它底下藏着的是一个以土地为中心的政体。共和国并未与大陆隔开，尽管躲在“水线”后面、相对比较安全的荷兰省可能把自己当成了伯里克利时代那个有“长墙”掩护的、近似岛屿的雅典。到1600年，随着战争的退潮，阿姆斯特丹开始寻求以和平和繁荣来取代战争和焦虑。在接下来的40年里，这座富饶的城市把自己想象成了北方的威尼斯——它也有大段的运河——一个帝国式的城邦，它在亚洲、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商业利益应当主导着国家的政策。阿姆斯特丹的精英想要抑制执政，减少军队，建立一个免税的贸易帝国。这些目标是通过建立在旧传统、新英雄和经济实力基础上的海权身份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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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和国的灵魂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是痛苦和血腥的。随着海权的权力和财富不断增长，这个城邦越来越具有帝国属性，成了帝国不断演变的化身。建筑和装饰的目的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海权用遥远的水上胜利和帝国领土的象征来加强它们的地位，并向纳税人、选民和游客灌输海权的观念。争夺文化高地的艺术竞争反映出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这同样令人担忧。在阿姆斯特丹，建筑塑造了一个新的愿景，让人们看到了建立一个商业共和国、海军强国和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希望。打响这场文化冲突第一枪的是在阿姆斯特丹老教堂为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修建的一座精致的纪念碑。海姆斯凯尔克是在1607年的直布罗陀战役中牺牲的，此战让西班牙颜面扫地，打开了通往地中海的道路，保障了亚洲的市场并促成了《十二年停战条约》的签订。他的胜利标志着共和国成了一个重要的海军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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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荷兰在陆地和海上都没有取得重大胜利，海姆斯凯尔克英勇的死亡使民众情绪激昂。[28]这座纪念碑挑战了到此时为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陆上战役和执政的军事叙事，它比莫里斯的父亲、开国执政沉默者威廉（Willem The Silent）的任何纪念碑修建得都要早。荷兰省顾问官（Pensionary）[29]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 enbarnevelt）抓住这个机会来提倡用海军维护和平与商业的海权意识形态。[30]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阿姆斯特丹支持海军成为一支自筹经费、能促进和保护贸易的国家力量，与靠税收供养、主要由雇佣兵组成的陆军完全相反。他说服议会出资举办一场国葬并修建一座公共纪念碑。对海军上将的英雄崇拜——确立于后勒班陀时代的威尼斯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成了政党政治的宣传手段。这是自沉默者威廉的葬礼以来第一次举行国葬，它挑战了那次国葬的独特性，而修建纪念碑更是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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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堂成了海姆斯凯尔克的教堂，阿姆斯特丹海军部和海员们的教堂。这座纪念碑把海姆斯凯尔克与赫拉克勒斯联系在一起，它用了一幅佛罗伦萨风格的肖像，强调了共和国的意图，还使用了拉丁文的墓志铭，称赞他“在赫拉克勒斯的海峡里……所表现出的赫拉克勒斯一般的勇气”。赫拉克勒斯之柱被画在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纹章上，而海姆斯凯尔克打破了西班牙人对赫拉克勒斯之柱的控制。这座纪念碑取代了卡尔五世皇帝的纪念碑，而纪念碑上的肖像则让人想起卢卡斯·扬松·瓦赫纳尔（Lucas Jansz Waghenaer）出版于1584年的著名海图集Der Spieghel der zeevaerdt的封面，这本书在英国叫作《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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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还委托制作了其他一些与直布罗陀战役有关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由先驱性的海洋艺术家亨德里克·弗鲁姆（Hendrick Vroom）创作的一幅巨幅画作，它被赠送给了执政。这幅画像挑战了只有陆军精英才有可能留名后世的假设。1611年的阿姆斯特丹城市史利用海姆斯凯尔克的纪念碑确立了一种海权身份。[32]它以颂扬一位著名海军上将的事迹的形式，把一个帝国式城邦的商业和政治意图合法化了。这种公开的宣传引起了奥兰治派的反击，最终导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1619年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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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姆斯凯尔克纪念碑是一系列用来表彰海军军官并激励后代的纪念碑中的第一座，它们是在宗教环境中建起的世俗纪念碑。它们装点着加尔文宗庙宇原本光秃秃的墙壁，成了为国捐躯者的记录。对这位海军英雄的崇拜也通过一段拉丁文本向国际上传递了一种信息，全欧洲的精英读者都能读懂这段文本，并通过文字和图像把它传播开来。60年后，当对海军英雄主义的崇拜结束时，位于阿姆斯特丹新教堂的米基尔·德·鲁伊特纪念碑将会成为对丧失海权身份献上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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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这座欧洲最具活力的商业和工业城市，有充分的理由为控制国家而罢工。由于相对不容易受到陆上战争的波及，阿姆斯特丹商人关注的是海上贸易的利润，而不是欧洲大国入侵的风险。阿姆斯特丹发展出了一种有利于航运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转口贸易模式，这促使荷兰航海者去开发经济船型和航运业务，它们将承担欧洲的大部分贸易，并反过来资助国家。在为了独立而进行的80年战争中，荷兰的税负增加了4倍，是欧洲国家里最高的。税收收入大部分来自最富裕的省份荷兰，而在荷兰省内，最富裕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缴纳的税收是最多的。有58%的国家税收来自荷兰省，仅阿姆斯特丹一市就缴纳了全部国家税收的25%。其他的沿海省份，弗里斯兰和西兰，分别缴纳了12%和9%，而4个内陆省份缴纳的税收所占的比例都没有超过6%。1582年后，议会还征收了一种标准进口税，其收入直接拨给5个海军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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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的产生将资本家与国家绑在了一起，他们与商业部门的密切关系使这些部门能够认识到那些没有政治代表的人的利益。[34]地方上对税收和海军财政的控制保证了海军经费的长期走向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随机的。商业精英们小心翼翼地平衡成本和收益。股份制公司和银行为贸易和战争提供资金，同时，新的信贷机制改善了商业流通。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模式是从威尼斯学来的，就像这个新生国家的其他许多模式一样。它成了全球金融的中央结算所：较小的银行服务于小商人和工匠。[35]股份制原则也适用于开凿运河、排水工程、港口建设、置办船只和海事保险，它在商人和劳动阶级中分散了所有权、利润和风险，这些发展都发生在竞争对手被战争和占领分散了注意力的时候，它们使荷兰以惊人的速度在海上贸易中占据了大部分份额，航运业务把它的资源依赖性变成了优势。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货物和服务的运输和再分配都由海军来保障，而海军的经费则来自关税和运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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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扬·格里特指出的，事实证明，共和国在促进经济利益方面非常有效，而且在动员陆军、海军和经济力量方面比同时代的任何专制国家都更有效率。它通过一个把地方和国家税收与贷款结合起来的复杂金融体系，扛起了无比沉重的军事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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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口规模考虑进去的话，可以说，17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动员战争资源方面能超过它。为了在海外进行贸易和战争而组织起来的荷兰特许公司也能够有效地抵抗各国组织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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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是，共和国可以在几十年里保持非常高的税收水平，而不会遇到重大阻力，这是因为其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就像其他海权制度一样——为支付了大部分税收的商人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权力。[36]他们通过投票确保其缴纳的税金被用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陆上和海上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商业蓬勃发展，这养活了更多的海军部队，扩大了商业的边界。金融稳定降低了利率，使共和国能够比信用评级低下的专制对手更有效地发动战争。有效的增税使国家可以通过定期付款来确保士兵、水手和承包商的忠诚，这个国家是由共识维持的，人们交税不是因为王家的敕令，但这种共识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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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之前，荷兰各省自愿用相对较高的税收换取重要的安全保障，但反对在遥远的地方进行战争、实行中央集权的企图和重新导入天主教。革命把这一地区的金融中心从安特卫普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后者利用制海权战略摧毁了这座旧的中心城市，并试图重复这一过程，以应对来自伦敦与日俱增的威胁。这一模式受到了历任执政的挑战，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正常”的、倚重陆军力量的大陆国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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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海军的花费仅占国防开支的四分之一，就足以在独立战争中发挥有益的辅助作用，独立战争主要是场陆军斗争，由一支以在共和国境内作战而不破坏它为目的建立的专业军队来进行。这些士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战术新颖，他们受到的是古典著作文本而不是其西班牙敌人的影响。按人口数量平均计算的话，这支军队的规模比法国军队要大得多，虽然它招募的新兵很多都是外国人，但是由荷兰军官和士官组成的骨干队伍确保了共和国对它的控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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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有过痛苦的经历，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夸耀军威和盛气凌人的诱惑。军队是必要的恶，是保卫陆地边界所必需的，而不是民族自豪感或权力的象征。并不是只有精英阶层会这样想：“黄金时代”的荷兰军事艺术强调无聊、放纵和浪费。[39]军队对自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619年和1650年，执政两次动用军队推翻了文官政府。难怪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寡头们想要推广一种海权身份，以重塑国家政策。[40]他们“真正自由的”共和国用不着昂贵的士兵，而是把他们的信仰托付给市民卫队——受人尊重且社会关系良好的民兵组织。但在紧要关头，这些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军队是派不上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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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共和国面临着一个典型的海权困境：无论从土地，还是人力来说，它都远不足以成为一个传统大国，但它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来维持生存，这支军队的财政和政治成本阻碍它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当陆军被完全动员起来保卫边境时，留给海军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同时，高税收也抑制了海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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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执政威廉二世突然去世，此时距他把军队开到阿姆斯特丹城下威胁它还没有多久，他的离世给了议会悬置执政一职的机会。在30年前的权力斗争中，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因叛国罪被处死，现在阿姆斯特丹终于扭转了这个结果，掌握了共和国大权。共和国把执政的遗腹子撇在一边，于1651年召开了“大议会”（Great Assembly），这一议会受到共和国意图的控制，使各省恢复了它们近来丧失的权威。[41]随着权力从执政官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手里，共和国有意识地选择了成为一个海权，以保护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海洋城镇的经济利益，用政治家和强大的海军来取代亲王和陆军。这一决定是在与英国的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推动之下做出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这场战争，把护航费和许可证金提高了三分之一，从而大大增加了5个海军部的流动资金。阿姆斯特丹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可以从海外贸易上看出来：由它主导的波罗的海、亚洲和地中海贸易繁荣发展，而西兰在加勒比海和巴西的利益则被牺牲掉了。[42]从1653年开始，“真正自由的政权”由荷兰省的顾问官约翰·德·威特领导，这个政权基本上是控制在阿姆斯特丹手里的。1648年后，为了确保在陆地上的独立，共和国政权建立了一个联邦制/经纪业务的国家，并重新部署了模式以保障它的海上经济霸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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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威特的父亲是多德雷赫特市（Dordrecht）的政务委员会委员，曾被威廉二世囚禁过，德·威特于公于私都有理由让执政之职空缺。1651年，德·威特加入了荷兰海军委员会，与海军中将马尔滕·特龙普一起，开始终生参与包括艺术和战略在内的海军事务，这确保了他把海军力量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他的哥哥科内利斯·德·威特（Cornelis de Witt）于1652年进入鹿特丹海军部任职，并通过结婚加入了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44]两兄弟都将随舰队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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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好战的英吉利共和国对这个新共和国进行了考验，迫使它为控制海洋而战斗。英国宣称它对英吉利海峡——荷兰繁荣的咽喉要害——拥有主权，要求行经此处的军舰和商船向英国致敬。所谓致敬，指的是朝英国军舰降下上桅帆和舰旗，这既是英国主权的象征——这种象征有可能演变为要求过往的船只缴纳金钱，也是一种策略，听命降帆的荷兰船只很容易受到攻击。共和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格劳秀斯提出的“自由海洋”学说，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归根到底，这场战争是在重商主义经济学的推动下进行的。英国商人和船主希望英吉利共和国动用以他们缴纳的税金购置的强大舰队，把贸易从荷兰人手里抢过来。正如荷兰一位撰写小册子的人所说：“英国人正朝着一座金山前进，而我们却恰恰相反，朝着一座铁山前进。”[45]这将是一场海军之间的战争，不需要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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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德·威特控制了荷兰海军委员会，他听取了特龙普所做的合理抱怨——荷兰舰队基本上是由雇来的商船组成的，战斗力不足——并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些商船不仅速度慢，跟不上专门建造的军舰，而且太脆弱，承受不了重炮的轰击，此外，这些商船上的军官也不可靠。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后，雇来的小型商船都被取代了：荷兰海军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使用的是大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船，但在第三次战争中没有。[46]1652年至1654年，荷兰对英国人用来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战斗舰队束手无策，英格兰迫使荷兰人为他们的贸易而战，在战争中击败了他们，并封锁了阿姆斯特丹，让那里的街道野草丛生。真正自由的政权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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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共和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西班牙不同的是，它与真正自由的政权分享着同一个目的——创建一个商业化的海权国家，并准备为争夺霸权而战。德·威特意识到共和国既需要一支昂贵的战斗舰队，又需要保留既有的巡洋舰队，他犹豫了，他预见到了在这个用海权身份掩盖分歧的国家里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面对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德·威特从共和国首要的战略体系——军队和边境要塞中抽调资金，组建了一支战斗舰队。1652年10月，荷兰海军再次战败，迫使议会用战争税和贷款建造了30艘主力舰。不久之后，德·威特成为荷兰省政务委员会顾问官，1653年7月又成为大顾问官（Raads Pensionary），也就是国家元首。两年之后，他从声名显赫的阿姆斯特丹寡头比克尔家族（family of Bicker）里迎娶了妻子，1659年，他获得了带有头盔图案的盾形纹章，并把它们印在了自己的马车上。[47]德·威特和他的共和派支持者们把国家和海权联系在一起，让这些新战舰成为国家而不是各省的财产，以确保地方海军不会在战后卖掉它们。这支“新海军”将是一支常备的、专业的战斗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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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为了生存，共和国必须打败英国舰队，并封锁伦敦以使其屈服，就像过去它封锁安特卫普一样。在新船建成之前很久，特龙普的战死已经使海军和民众士气低落，而英国短暂的封锁也使荷兰的经济濒临崩溃，并削弱了新政权的权威。经济困难在国内引发了动乱，使执政的拥护者获得了力量。要把失败的后果最小化，需要相当高明的外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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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暴露出了舰队士气低落的事实。大约一半的水手是外国人，议会给的薪水没有商业航运公司给的高，而海军部则因拖延发薪和伙食差而恶名昭彰。叛乱并不少见。[48]荷兰和英国不同，不允许使用暴力强行征募海员。[49]各级船员的纪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50]10年之后，德·威特向英国大使威廉姆·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承认，在1666年的四日海战中，是战败了的英国水手“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更多荣誉，并为我们的海员那不可战胜的勇猛增添了两场其他的胜利都比不上的光彩”。他承认如果是荷兰水手的话，从第二天起他们就不会愿意站在敌人的枪口下了，更不用说坚持到第四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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