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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84 阿姆斯特丹认识到了当代建筑中所蕴含的原生皇家信息，于是便借用了新的建筑风格，哪怕已经有了更合适的建筑模式，如罗马共和国的严肃或是雅典那基本上属于民主的庄严。相反，正如帕拉弟奥在威尼斯所做的那样，阿姆斯特丹颠覆了反宗教改革的建筑语言——巴洛克风格，其装饰方案受到了鲁本斯所学的热那亚古典主义的影响。[87]浮雕和雕像是由安特卫普的工匠完成的。尽管这座新建筑的装饰以古典图案为主，但它也包含了一些圣经符号，这凸显了神职人员与世俗政府的格格不入。通过昂贵的进口石材、艺术品和雕像表达出来的海洋主题，夸耀眼下的繁荣和未来的财富，一楼市民厅的镶嵌大理石地板上，有两幅显示阿姆斯特丹贸易范围的半球形地图，其中包括了亚伯·塔斯曼（Abel Tasman）最近发现的新荷兰。这个空间要求来访者注视阿姆斯特丹——全球贸易中的世界级强国，并提醒政务会委员们，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只有圣伯多禄大教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和威尼斯总督府能在规模和宏伟程度上与之匹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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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86 在墙壁上，尼普顿在让海浪平静下来，而法厄同（Phaeton）的坠落则向奥兰治家族送去了一个有力的警告：傲慢的野心是有风险的，这一图像被镌刻在了1650年为了庆贺执政威廉二世去世而铸造的一枚纪念章上。士兵们被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和平。然而，市政府的官员们意识到了他们的海权愿景将会受到挑战，于是在一楼挖了个大坑，专门建造了一座武器库，里面存放了1.2万支步枪。[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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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88 海权的语言和符号是通用的。市政厅的钟楼以雅典的风之塔为原型，上面有一个齿轮形的风向标，这个图形是原来的老市政厅就有的，这座赞美了贸易的新建筑是在以挪威木料制成的木桩之上——因为地基太松软，这样做能让建筑稳固——用进口的德国石材和意大利大理石建起来的。[90]在1655年为了庆祝这座建筑落成而铸造的一枚纪念章上，有伊阿宋的“阿尔戈”号把金羊毛带到阿姆斯特丹港的图案，这推翻了哈布斯堡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91]这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现实主义古船图案强调了雅典在阿姆斯特丹的重生，而纪念章上镌刻的拉丁文格言“我们为了巨大的利益开拓海洋”则揭示了这座城市的核心和灵魂，还有它统治这个海权国家的雄心。这是“一种最复杂的单一声明，它在空间上的拓展超越了建筑的限制，而且其效果会不断积累……配得上它的地位及其政府的美德，这可以向整座城市以及赞叹不已的世界宣扬它的伟大”。[92]这与同时代的法国人对罗马历史的解读——通向普世君主国之路——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既深刻又具有启发性。一个世纪之后，英国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不仅在帝国城市伦敦的中心萨默塞特宫建造了一座世俗的海权神庙，还在这座建筑里设立了海军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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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0 市政厅的图像学受其西面的山形墙主导，在这面墙上，一位代表阿姆斯特丹的女性在城市的怀抱中接受了世界的贸易和尊敬，她的周围是象征着海洋、贸易、全球航行和财富的图像。这些图像中最重要的是由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皇帝授予的皇冠，这一图案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一座“帝国城市”。四大洲在这座歌颂和平与繁荣的建筑中向成为帝国的阿姆斯特丹致敬。[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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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2 在新帝国的公共总部旁边，有一座海军仓库，它就像比雷埃夫斯的船坞、迦太基的大港和威尼斯的军械库一样奇妙而有力。如果说充满帝国色彩的市政厅体现了阿姆斯特丹的雄心，那么修建于1656年至1661年间的海军部大楼和海军弹药库，就其建筑规模而言，凸显了为这座城市的贸易提供保障的力量。修建这座巨大的砖砌建筑是为了管理第一次英荷战争后大幅扩张的“新海军”的物资储备，并控制从港口方向投过来的视线，它有意识地呼应了市政厅雄伟的正面，巩固了这座城邦的海权身份。[94]正如冯德尔观察到的，新大楼将使海军能够装备“一支又一支的舰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的方式”，“从海上向僭主们的心里灌输恐惧”。[95]他的读者知道僭主指的是英国人。其他国家的海军部没有仿效阿姆斯特丹。[96]在代表共和国的阿姆斯特丹中，这两座伟大的公共建筑是权力的工具：它们给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引起了仿效，并增强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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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4 真正自由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法国和英国。法国的大陆霸权帝国主义和宗教狂热威胁着共和国的生存，而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指令性经济则使法国急于控制西班牙的贸易，这威胁着荷兰的繁荣。尽管英国并无意消灭荷兰共和国——在对抗西班牙时，共和国曾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它所坚持的海上主权与荷兰的政策不相容，它试图把海上空间大陆化，以便在“英国”领海向荷兰的渔业征税，并要求荷兰船只降旗致敬。这一主张是根据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的《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提出的，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在为它撑腰，其中包括那艘极具象征性的“海上主权”号。“海上主权”号有三层甲板，装备了威力强大的青铜大炮，它的存在令世人明白英国人的主张绝非虚言恫吓，荷兰水手戏称它为“黄金魔鬼”。英吉利共和国建立了一支战斗舰队，其舰只都是以控制海洋为目的专门建造的，英国人用它来确保海洋不受大陆那些君主制支持者的威胁，并保护英国的贸易。1652年，他们禁止荷兰船只通过英吉利海峡，这基本上是一场经济战争，迫使荷兰人为了争夺海上经济的首要地位而战。即使是在胜利的时候，英国人也没有像重商主义思想家们所想象的那样获得优势，因为荷兰海权拥有雄厚的财政储备。最终，荷兰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为生存而战，哪怕这将会使他们失去大国地位和海权时代充满活力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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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6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阿姆斯特丹建议送给国王一份奢华的礼物，以确保他们的友谊。议会欣然同意，它想建立一个防御同盟并得到贸易让步。查理对议会送来的礼物表示了感谢，这些礼物包括一艘游艇、一些画像和其他艺术品，但同盟关系没能建立起来。查理的臣民不允许他接受荷兰人的条件。[97]这很让荷兰人头痛，因为1653年的海军财政结算对“新海军”来说已经不够用了。课税基础问题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法国大使已经做出了德·威特体制即将倒台的预测。为了避免可能会导致奥兰治亲王复权的贸易损失，德·威特设法提高了海军税，并重建了战斗舰队作为威慑。[98]新造的战舰没有对英国1665年的决策造成影响，它们没能阻止又一次与英国人开战，并且，新舰队在洛斯托夫特（Lowestoft）遭受了重大失败。德·威特不顾一切地想要防止内乱，阻止了15岁的奥兰治亲王访问返航的舰队。他绝不允许亲王挑战他的政权和海军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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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8 真正自由政权的海军政策服务于部分地区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主要侧重于抵抗奥兰治派从内部发起的挑战，而不是对抗英国的军舰和法律观点造成的挑战。舰队既是一种物质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代表着国家选择了海权文化而不是大陆军事文化，这是一场在所有海权国家内部都发生过的冲突。约翰·德·威特和真正自由的海权国家能否生存下去，全都取决于他们能否连续不断地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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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00 在三次英荷战争中，荷兰人捍卫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抵御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商业国家的挑战。英格兰强大的海军是为了捍卫这个岛国的安全而建立的，后来，它的目的逐渐被重新设定，变成了为贸易而战，几十年后，当荷兰共和国卸下了充当一个大国的重担时，这支海军给了英国人取得海权身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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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02 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了解海事，它是荷兰的经济基础。英国驻海牙大使威廉姆·坦普尔爵士是位善于观察、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认为德·威特的共和国是个独特的海权国家，人力资源过于薄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陆军事强国，但却异常富有，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此外，他还看到了荷兰与威尼斯之间的相似之处，威尼斯是另一个依赖雇佣军和长期有限战争来从经济上拖垮对手的共和制海权国家。[100]最终，有限的人口削弱了共和国充当一个大国的能力。在1688年至1713年间爆发的战争中，它的大部分士兵和大约一半的水手都是外国人，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它一直也是这样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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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04 坦普尔用地理决定论的一个早期范例来加强他对海权的分析，他声称，缺乏土地和依赖进口迫使荷兰人出海。一旦到了海上，他们就建造了一支庞大的贸易和商业舰队，其数量相当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总和，但在荷兰却没有足够的木材、铁和其他材料来建造船只，而且它的港口也都是危险的。在坦普尔看来，荷兰的关键优势在于它的政府体制：在专制制度或暴政统治之下，贸易会不断衰退。当然，这也是德·威特的观点，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观点表明他们两人对此进行过讨论。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对共和国的态度没这么友好，但他也清楚贸易、德·威特的国家和海军之间的协同作用。政治、贸易和战争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荷兰海军的金融基础就是证明。“为商船队护航的舰队游弋于各地，就算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使他们的贸易安全免受许多意外事故的影响，让他们的国家在国外享有信誉，并为他们的军舰培养了水手”。虽然荷兰的财富来源是独一无二的，但英国人可能会效仿他们的方法，包括节俭的生活和再出口奢侈品。唐宁谴责复辟王朝的重商主义思想家，尤其是认为海军的胜利将把财富转移到北海对面的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荷兰霸权的终结会对许多贸易国家有利，共和国宁愿重新加入神圣罗马帝国，也不愿屈服于英国。坦普尔劝告主战派耐心等候：荷兰的势力正在消退，他们变得越来越奢侈，而且随着英国、法国、瑞典和丹麦进入欧洲以外的市场，他们的贸易也开始下滑。谷物价格的下跌减少了亚洲商品在北欧的销售和对南欧的运输贸易。大宗货物的减少影响了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地中海的贸易转到了英国人手里。坦普尔追溯了商业主导权从威尼斯转移到葡萄牙，再从安特卫普转移到阿姆斯特丹的历史。[102]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当真正自由政权被推翻时，商业和权力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伦敦，共和国回到了陆地上的执政手里，而英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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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06 在英国和联省共和国争夺海洋的控制权时，法国政治家担心，如果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获得了垄断全球商业的权力，就会损害波旁王朝建立帝国的计划。法国并不想成为一个海权，但它对西班牙的土地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欲望，并且对海权国家的共和制政治模式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感。为了让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平衡一些，法国扮演着荷兰不积极的同盟者的角色，然而，尽管荷兰海军在洛斯托夫特战役和圣詹姆斯日战役中落败，但它在1667年6月对梅德韦（Medway）的成功突袭证明，法国的援助是不必要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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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08 法国认识到了德·威特的胜利造成的有弹性的意识形态挑战，于是赶在1667年夏末，英荷两国于布雷达（Breda）签署和约之前对荷兰的商业发起了全面攻击。英国海军的行动对荷兰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法国的关税很快就扼杀了阿姆斯特丹利润丰厚的砂糖贸易。法国想要破坏的荷兰贸易主要是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农产品，以及西班牙对航运服务的需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动用惩罚性关税，通过海关封堵这种贸易。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占领了西属尼德兰的部分地区。德·威特停止与法国合作，于1668年与英国和瑞典组成三国同盟，联合起来把法国限制在1659年的边界之内。路易重视土地和要塞远高于贸易和殖民地，野心受阻使他加倍努力，想要粉碎荷兰。[104]三国同盟在众目睽睽之下让路易丢了脸，这是他绝不会原谅的。几个月后，路易和查理策划发动一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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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10 德·威特为了维持海权寡头政治、压制奥兰治的复权而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只在它与法国有同盟关系时才能成立，否则共和国就无法在作为一个海权大国运作的同时保障自己的陆上安全。在惹恼了路易十四之后，共和国需要恢复陆军，德·威特的政权如果不把权力移交给奥兰治家族，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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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12 路易十四的海军、殖民地和商业大臣科尔贝尔是位重商主义者，他同样清楚，法国的霸权建立在西班牙权力的废墟之上，但如果不毁掉荷兰的商业，法国称霸的计划就无法完成：“只要他们还是贸易的主人，他们的海军就会继续发展，并使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充当欧洲和平与战争的仲裁者，阻碍国王的计划。”[105]这正是一个海权国家在反对普世君主国时所能做到的一切。荷兰的金钱和意识形态对太阳王傲慢的野心构成了长期威胁。科尔贝尔拒绝了荷兰的经济模式，创建了一种指令性经济，把保护主义与大型舰队相结合，通过武力来确保贸易安全。法国的关税对荷兰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科尔贝尔“长期以来一直对安特卫普抱有野心”[106]。1648年签订的《明斯特和约》终止了斯海尔德河上的贸易，但只有当尼德兰南部还属于西班牙时，和约才是有效的。如果该地区成为法国的省份，那和约就失效了。一旦法国重新开放斯海尔德河进行贸易，共和国就会灭亡。1701年，路易曾试图以此威胁共和国，结果反而让荷兰举国一心，团结在执政麾下。[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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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14 阿姆斯特丹的世界观受到远洋贸易的主导，而它的远洋贸易又受到了波罗的海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导，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在迅速发展为一个亚洲的陆上帝国。尽管这家公司独立于国家政府，但它仍然被德·威特手下那些支配国家政治的人控制着。它是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曾把葡萄牙人赶出亚洲并统治了印度洋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还使用私人资本参与了独立战争。[108]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了授权，可以在亚洲进行贸易、攻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运、修建堡垒、签署条约以及进行防御性战争，正如查尔斯·博克瑟（Charles Boxer）所说，它既是“国中之国”，也是一个半独立的帝国。[109]威廉姆·坦普尔爵士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国家，拥有四五十艘“战舰”和两万名士兵，控制着北欧和亚洲之间的贸易，用亚洲的商品交换波罗的海的农产品、木材和铁。对印度硝石的依赖使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有力地展示了国家、帝国和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110]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适用于所有荷兰海外控股公司。国家把帝国——其经济和战略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分包给了一家公司及其领导者，这家公司拥有地方及地区政府的许多属性。有限责任保护了国家和投资者。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了国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股票在阿姆斯特丹证交所——经济的晴雨表——里处于核心地位，支付的股息在12%至5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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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16 阿姆斯特丹的精英阶层与荷兰西印度公司和苏里南协会[111]（Society of Surinam）的管理也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将阿姆斯特丹、荷兰省和共和国的政府与一个商业帝国联系起来了。[112]苏里南是个利润丰厚的地方，但荷兰西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没能摆脱对国家资金和军事支持的依赖。17世纪40年代，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西印度公司合并成一个国有贸易帝国的企图遭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阻止，荷兰东印度公司反对采用伊比利亚国家那种向帝国“纳贡”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商人会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这将破坏共和国海权身份的核心支柱：政治包容。德·威特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以更有同情心的方式使用了这一制度，从该公司获得了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作为回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参加了和谈，他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公司一直在寻求减税。[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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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18 如果说身为荷兰海权核心的城邦阿姆斯特丹是现代的迦太基，那么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半独立领地就像是巴卡家族控制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当这家公司于印度尼西亚群岛成立之后，它就成了家大陆公司，强调领土控制和垄断供应。它没有将海上贸易拓展到新的市场，而是赶走了欧洲的贸易对手并粉碎了当地的抵抗。[114]正如乔治·唐宁指出的，荷兰所说的“海洋自由”概念只适用于不列颠的海洋，它用武力封锁了非洲和亚洲的海洋。在亚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强行贯彻了“海洋封闭论”，这与它在争夺北海的鲱鱼渔场时所主张的“海洋自由论”路线形成了鲜明对比。[115]荷兰人取代了作为帝国行动者的伊比利亚人后，也采用了他们的方法。这种封闭的贸易体系效率低下，推高了成本，这与传统的海权截然相反。[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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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20 1688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贸易持续亏损：尽管贸易额在不断增长，但成本的增长速度是“黄金时代”营收增长速度的3倍。[117]荷兰的胡椒经常亏本出售。1713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它的亚洲帝国都是靠更强大的国家的容忍而存在的，这种令人难堪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善它与英国的关系。[118]由于没有能力与对手在海上竞争，也无法控制主要的贸易，还有腐败、无能，以及管理一个遥远的土地帝国的成本日益上升，再加上财务基础薄弱——只有靠贷款，它才能支付运营成本——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共和国一样，它也利用了声誉和形象，它在阿姆斯特丹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仓库，以宣扬它那经久不衰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座仓库在1822年倒塌了。[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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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22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衰落反映出了1672年以后这个国家的深层趋势。公司理事会“十七绅士”（Heeren ⅩⅦ）由从贸易转为管理职务的商业精英组成，他们获得了足以稳定家族权力基础的利益。在彼得·伯克对阿姆斯特丹精英阶层的分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些名字，在费莫·加斯特拉（Femme Gaastra）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中反复出现，频率之高，令人震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也与利凡特进行贸易，还参与了阿姆斯特丹政府，乃至荷兰省和联省共和国的行政管理。在创造了一个新的寡头政府之后，这些人使荷兰东印度公司中产阶级化了。1690年后，他们又把商人排除在阿姆斯特丹商会之外，形成了一个世袭的精英阶层，正当国家经济达到顶峰、共和国在欧洲国家体系中逐渐正常化之际，他们脱离了贸易。[120]在所有海权国家里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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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24 1713年后，十七绅士的内部讨论已经不再关注海洋，他们的心思都放在了代价高昂的领土扩张上，这显然是对失去海权国家和战略性制海权所做的回应。而就在1713年后，英国人打入了荷兰的亚洲市场，正计划着和平摧毁他们那个曾经强大的前辈。[121]荷兰帝国在印度大陆的统治结束于1783年，在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自由进入亚洲水域，结束了它对香料的垄断。10年后，英国抢在法国前面占领了位于亭可马里（Trincomalee）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这个基地可以控制孟加拉湾、马来亚海岸和马六甲海峡。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96年被收归国有，并于1800年终止营业。[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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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26 很少有人能在1667年秋天，荷兰海权的鼎盛时期预见这一结果。正如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那样，第二次英荷战争在断断续续的和平中逐渐停息，双方都被国内问题分散了注意力，而且，和平谈判早就准备好了，约翰·德·威特使出了海权的一记妙招，这招他已经筹划了十多年。他需要赢得战争，避免商业损失，以免损害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他要阻止人们对16岁的奥兰治亲王日益高涨的热情，这位亲王的斯图亚特血统让查理二世对荷兰政治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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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28 随着英国舰队因资金短缺而停止航行，米基尔·德·鲁伊特和科内利斯·德·威特率领一支荷兰舰队冲进泰晤士河口，捣毁了在希尔内斯新修的堡垒，并在查塔姆河段俘获或烧毁了5艘主力战舰，其中包括标志性的“皇家查理”号（Royal Charles）。这是德·威特的胜利，是他的思想、精力和远见为他赢得了这样的胜利：他通过在和约获得批准之前让舰队继续在海上活动加强了荷兰在外交中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是和平谈判中“最好的全权代表”。[123]突袭梅德韦以及随后签订的《布雷达条约》（Treaty of Breda）使真正自由的政权得以对抗奥兰治派日益高涨的热情，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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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30 尽管当时的小册子把梅德韦的胜利与1667年6月为了限制奥兰治亲王的作用而出台的“永恒法令”（Eternal Edict）联系在了一起，但德·威特其实并不愿意使用这种手段，他是在一个新兴的、打破了阿姆斯特丹/荷兰精英之海权共识的中间党派的强迫下，不得不这样做的。德·威特的姻亲相比于克尔家族已经失势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前盟友柯恩拉德·范·贝宁亨（Coenraad van Beuningen）和吉利斯·瓦尔克尼尔（Gillis Valckenier），他们与哈勒姆市的顾问官加斯帕·法格尔（Gaspar Fagel）联手，挫败了大顾问官，在没有执政的情况下，大顾问官本是共和国最重要的文官。这条法令是把双刃剑，它废除了执政在荷兰省的地位，后来还废除了他在乌得勒支的地位，但有效地保证了奥兰治亲王在成年之后成为军队的总司令，从而使党派冲突无法停止。[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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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32 在布雷达，查理二世想要荷兰承认他对海洋的主权，而他对荷兰的有形要求则相对较少。权力和威望的象征对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来说至关重要，但对德·威特的共和国来说也是如此。这两人都在玩一种复杂的三方游戏，在这个游戏里，拿着一手好牌的是路易十四。德·威特知道，与英国结盟对抗法国的霸权，对真正自由的政权及其大国地位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荷兰人将“受制于战争的紧迫性，被迫承担主要的陆战责任，而英国人则负责在海上战斗”。[125]身为岛国的英国始终是比处于大陆的共和国更有效的海权，但把国防开支转移到陆军身上就等于把权力交给奥兰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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