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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的条约结束了西班牙的地区霸权之后，联省共和国在真正自由政权之下成为一个海权。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财经界和商界的人已经融入了政治进程，使“官僚和资本家能在一个更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互动”。这与西班牙和法国的罗马帝国式君主制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56]荷兰建立了包容性结构，以资助为了独立而进行的陆上战争，正是这些结构使德·威特的海权国家得以出现。然而，大陆国家对其进行军事侵略的威胁依然存在，20年后，法国波旁王朝称霸的野心摧毁了这个政权及其自我标榜的海权身力，法国对其政治模式和经济繁荣深恶痛绝。它从这个君主制的世界里消失了，无人为它哀悼，在这个世界里，除了阿姆斯特丹，没有谁认为它有存在的权利，那些欣赏这个政权的人没有能力帮助它。真正自由政权的领袖们一直高估了英国对“海洋主权”的主张所构成的威胁及其对荷兰经济霸权造成的损害，却低估了路易十四对它的生存构成的威胁。德·威特试图制衡这两个君主制国家，同时减少陆军以防止奥兰治派发动政变，并出资组建一支用来维持制海权的战斗舰队。自认为“例外”的共和政权在建立起稳固的海权国家身份前很久，就在1672年垮台了。这场失败的总体情况被这样一个事实掩盖住了：它发生在欧洲强权政治的地缘战略背景下，而不是一场海战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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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海权国家是一次短暂的、失败的试验，从来没有吸引过劳动人民，即使是舰队里的水手，效忠的也是奥兰治政权。共和派利用海军的胜利来建立一种独特的、崭新的国家身份，但他们无法维持政权。共和派的宣传者越是努力维持国内的支持度，就越是让潜在的盟友感到疏远和警惕，尤其是英国。英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同盟伙伴来帮助它遏制法国这个原生霸权国家，在这一点上，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意见一致，但他们两人都失望了。阿姆斯特丹计算了与英国结盟的经济成本，却忽略了它的绝对必要性。英国的措施不会对荷兰的贸易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共和国和英国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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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威特的真正自由政权时期，荷兰的大国地位反映出的是地区性的权力真空，而不是根本性的现实。当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英国发挥出它们真正的潜力时，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是无法与它们竞争的。威廉三世也承认这一点，他牺牲了荷兰的利益，建立了一个能够阻止路易十四实现“普世君主国”的联盟，但他的战争仍然让共和国血流成河。[157]他挫败了法国的野心，控制了荷兰的衰落，并顺利地把海权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伦敦。最终，保卫共和国的成本压倒了这个国家，迫使它放弃了曾使其短暂地成为大国的海权身份。在面临是毁灭还是衰落的选择时，联省清楚地表现出了根本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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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海权国家的资金来自荷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它能获得这一地位得益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1648）签订后欧洲相对和平的环境。急速的繁荣和公然的炫耀引起了嫉妒，而支撑海权的代议制商业寡头政治则令君主专制国家——尤其是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震惊不已。从17世纪60年代末开始，法国的关税和工业保护政策对荷兰的市场造成了严重损害。1702年，荷兰失去了自革命前就是地区经济活动主要支柱的西班牙市场，从而破坏了它那个复杂的商业体系，这个体系依赖波罗的海的谷物与木材，荷兰的鱼，美洲的砂糖、烟草、靛蓝和毛皮，亚洲的奢侈品和南欧的市场，并得到了大量的运输贸易和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出的支持。1688年至1713年间，战争的需求使荷兰的财政、货币和信贷负担过重，领导层选择了衰落而不是毁灭。他们将依靠国债、土地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收益生活。彼得·伯克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人和威尼斯同行——由企业和风险造就的商人家庭——是如何演变成收取地租者和债券持有人的。[158]西蒙·沙马（Simon Schama）认为，1672年发生的那些令人震惊的事情证明了保持独特性是有可能危及国家存亡的，在那之后，阿姆斯特丹精英阶层的贵族化以及荷兰政府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常化”都是对小国局限性所做的及时让步。一旦它不再摆出一个海权大国的姿态，共和国马上就找到了盟友来帮助它维持现状、反对路易十四的称霸野心。当时的人注意到了1672年的共和国与康布雷同盟时期（1508年）的威尼斯之间的相似之处。[159]荷兰放弃大国地位的“选择”是有意识做出的，跟它在1650年决定成为一个海权时完全一样，它的逻辑很简单。1713年后，荷兰经济陷入了相对衰退，但并非绝对衰退，因为它缺乏市场和资源来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且，没有战斗舰队，它就不能像真正自由政权时代那样控制海洋，它的人口和在欧洲的领土都没有什么变化，而敌对国家的人口和领土都在增加。这些选择了稳定和秩序的人主导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把重心从远洋事业转向土地和农作物的过程，这并非巧合。1713年之后，荷兰的贸易陷入了停滞，它的资本流入伦敦，那里的利率更高，投资机会更大。荷兰的金钱助长了海权国家英国的发展。[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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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模仿威尼斯的尝试失败了。共和国只是短暂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权，在那段时间里，真正自由政权渴望成为欧洲的仲裁者、世界贸易的霸主，想让它的制度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政治模式。它为最后一个海权国家留下了强有力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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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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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句话是1655年为了庆祝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政厅落成而铸造的一枚纪念章背面的题词。K.K.Fremantle,The Baroque Town Hall of Amsterdam,Utrecht
:Haentjens Dekker and Gumbert,1959,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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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Sicking,Neptune and the Netherlands
:State，Economy，and War at Sea in Renaissance,L eiden
:Brill,2004;J.D.Tracy,‘Herring Wars
:The Habsburg Netherlands and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the North Sea ca.1520–1560’,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24 no.2(1993),pp.249-272,at pp.2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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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racy,‘Herring Wars’,pp.26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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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彼得·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在他写于1662年的小册子《荷兰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Holland）中对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做了呼应，提出应该用一条巨大的护城河将沿海省份与其他省份分开。他的书于1746年在伦敦出版：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court-the-true-interest-and-political-maxims-of-the republic-of-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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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E.Halkos,N.C.Kyriazis,‘A Naval R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United Provinces’,in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9,(2005),pp.41-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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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racy,‘Herring Wars’,p.272.很难理解在这一页里提到的“17世纪早期荷兰的海军霸权”是什么意思。1650年以前，荷兰没有能与英国、瑞典或丹麦的主力舰相匹敌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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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lkos,Kyriazis,‘A Naval R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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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荷兰议会在1593年至1795年间长年召开，主席由各省的高级代表轮流担任，每周轮换一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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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J.van Loo,‘For Freedom and Fortune
:The Rise of Dutch Privateer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Dutch Revolt,1568–1609’in M.van der Hoeven,ed.,Exercise of Arms
:Warfare in the Netherlands(1568–1648),Leiden
:Brill,1998,pp.173-196 at pp.185 and 191;P.C.Allen,Philip III and the Pax Hispanica,1598–1621
:The Failure of Grand Strategy,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pp.42,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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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randon,War,Capital,and the Dutch State,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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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老海军”以及“新海军”和“二流海军”等术语都是由雅普·布鲁因（Ja ap Bruijn）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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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randon,War,Capital,and the Dutch State,pp.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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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P.van Vliet,‘Foundation,Organiz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Dutch Navy(1568–1648)’,i nvan der Hoeven,ed.,Exercise of Arms,pp.153-172 at pp.156-157;Ba rndon,War,Capital,and the Dutch State,pp.63-63,83,该书第323—385页的附录1中有所有在海军部董事会任职者的完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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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西兰：丹麦最大的岛屿，位于西兰群岛中。荷兰语作Zeeland，与荷兰泽兰省相同，意为诸海环绕的岛屿，即海中陆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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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R.Bruijn,The Dutch Navy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St.John’s,Newfoundland
:IMEHA,2015,first edn,1992,pp.3-7;Brandon,War,Capital,and the Dutch State,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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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van Vliet,‘Foundation,Organiz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Dutch Navy’,pp.15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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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D.Davies,‘British Perceptions of Michiel de Ruyter and the Anglo-Dutch Wars’,in J.R.Bruijn,R.P.van Reine and R.van Hövell tot Westerflier,De Ruyter
:Dutch Admiral,Rotterdam
:Karwansaray,2011,pp.122-139,该文收录了一篇开创性的传记，是1677年某个匿名的英国人为这位海军上将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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