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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七章大陆国家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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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INENTAL NAV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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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海防铁甲舰“彼得大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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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得斯和热那亚由于规模太小或缺乏雄心而被排除在海权的范畴之外,葡萄牙则有意识地拒绝了它们所采用的包容性政治模式,以坚持大陆式的专制主义和指令性经济。这些国家都没有取得大国地位,因为它们缺乏成为海权或陆权的能力。相比之下,有相当多的大陆军事强国不仅取得了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且还建立了用来获取制海权的舰队,以争夺海军霸权。有几个这样的国家——波斯、罗马、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西班牙和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在本书中被描述为海权的敌人。在本章中,我把重点转移到另一个这样的国家身上,因为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海权了:约翰·罗斯金列出的继承顺序在1945年被打断了。大陆军事霸权国家——超级大国取代了海权的位置,它们在马汉上校制海权概念的潜在效用指导下组建海军,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这些霸权国家的大陆性意图与当代海洋国家——海权残存遗产的继承者——的海洋世界观互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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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以海权国家的概念——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建设,涉及普遍的政治、经济和战略要素——来考察建设海军的野心在大陆军事大国中的发展状况,以检验我的方法是否正确,以及从这种方法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有效。这些国家没有海权国家的局限性和弱点,它们规模庞大,基本上自给自足,其首要的战略工具是陆军。不论是国家还是经济,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经济行动者通常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俄国就像罗马和西班牙帝国一样,是个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战略工具的陆上大国,它无意成为一个海权。虽说俄罗斯仍然是重要的海军强国,但它不是海权的现实却被那些只关注当前状况的研究所掩盖,这些研究强调了俄罗斯的例外主义和危言耸听的地缘政治,忽视了它的基础结构。然而一旦它的舰队停止出海,俄罗斯海军就不再是个威胁了,对它的研究被留给了历史学家,而他们对任何当前的状况都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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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雅各布·布克哈特对创建它们的国家所做的著名评述来说的话,海军是件“艺术品”,它是一种文化结构,有着无穷无尽的形式,这些形式反映了国家的本质,最好是通过考察海军在国家或帝国文化中所占有的地位来理解它。把彼得大帝的海军计划放到他的革命性政权背景之下来审视,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创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能弄清他有没有试图把海权身份强加给那些居于内陆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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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海洋的兴趣是它与西方建立联系带来的“最终副产品”。16世纪,俄罗斯人的扩张遇到了一系列障碍,使他们无法进入波罗的海、亚速海以及黑海和里海。而英国人则航行到了位于北极圈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再从那里走到莫斯科去。伊凡四世(Ivan Ⅳ)想到了建立一支海军,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买来了船只,而罗曼诺夫王朝最初的几位沙皇建立了江河舰队,还建造了一艘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船。然而,这艘船所代表的只是技术转移和管理升级,而不是文化流入。16世纪的俄罗斯对西方的宗教或世俗思想没有兴趣,它感兴趣的只有“实用的”知识。[1]脆弱的边境是它的战略重点,俄罗斯那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力资源登记册上几乎没有海员。蒙古的统治给俄罗斯留下了苦涩的遗产,其中包括独裁统治和强有力的教会,这使俄罗斯国家对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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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世(1672—1723)效法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建立了海军,修建了海军基础设施,并对国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他的海军是一支永久性的、由国有军舰组成的部队,并配备了必要的船坞、基础设施、人员征募措施、后勤和管理来支持它们。[2]它马上就成了一种工具和国家权力的象征,然而,彼得所建立的并不只是一支海军,而是三支。前两支由小型舰艇组成,专注于在河流中以及亚速海和芬兰湾沿岸作战,最后一支则包含了能在开放水域作战的主力舰。前两支舰队被积极地应用于沿海/两栖作战中,往往能取得成功。而最后一支舰队基本上是用来展示力量的,它是模仿英国派去控制波罗的海的舰队而组建的,但很明智地不以与其交战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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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之前,俄罗斯没有海上传统,也没有多少俄罗斯人想要获得这种传统,最让人为难的是,要获得这种传统,他们就必须去那片让人害怕的、陌生的、邪恶的不毛之地上过活。在整个“彼得革命”中,没有什么能比彼得推动国家转向航海更重要,其他沙皇可能也在设法令国家现代化,但只有彼得,这个现代化的真正信徒,把他的国家带到了海上。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第一个驾船航行、跨海旅行、学习航海科学和实用技能、亲手建造船只、亲自指挥舰队的沙皇,更是第一个把俄罗斯的未来赌在海洋上的沙皇——他把帝国的新首都定在了海边,那是一座把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特色融为一体的奇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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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颁布的《海军条例》(Naval Statute)可以说是他毕生成就的终曲,在这部条例中,彼得为他的海军计划创造了一个适宜的过去,他把俄罗斯海军发展史的开端追溯到了他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Alexis)那里。阿列克谢的计划激发了彼得的兴趣,并培养了少量的西方工匠,让年轻的彼得能够学习航海、几何和船舶知识。1693年,彼得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第一次见到了大海,当时阿尔汉格尔斯克是俄罗斯唯一的港口,他登上即将离开的英—荷商船队,跟着他们一起出海。1694年,他进行了第二次北极航行,这次航行的距离更远,回到陆地之后,彼得在沃罗涅日建立了一支舰队,准备在顿河和亚速海打仗,1697年,他又乘船前往荷兰,想要学习有关海洋世界的知识。在他的现代化议程中,海洋处于核心地位,他是不计成本的。当他发现,荷兰人无法教他如何按照设计草图——技术转移最重要的工具——来建造船只时,他跑到了英国。1698年1月到4月,他在德特福德造船厂生活和工作,招募专家来建造和驾驶他的船只、教授航海技术和创建一支现代海军。彼得认识到了英国的海上优势,事实证明,这对他建设新海军来说至关重要,并且在俄罗斯的海军文化和海军王朝中留下了强大的亲英传统。彼得在英国参与了造船,还在斯皮特海德这个最能体现英国实力的地方目睹了一场模拟海战(英国传统的舰队检阅仪式通常都在斯皮特海德举行,国王会在此地检阅集结起来的皇家海军),并参观了一门大型臼炮的试射,这门炮被安装在一艘设计用来炮击沿海阵地的新军舰上。在德特福德,他与开明的海军军官们,其中包括卡马森侯爵(Marquess of Carmarthen)和约翰·本博(John Benbow),在当代海权国家的中心共度时光。当时,泰晤士河上到处都是公立的和私人的造船厂,可谓是这个以“造船、科学、海军技术和新政治制度”为特征的海权国家的缩影。大量私人拥有的商船队在这条河里来来往往,它们是充满活力的商业经济的命脉,甚至会跨越重洋前往遥远的印度和中国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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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德特福德的好友海军上将卡马森侯爵向他建议,让他在英国招募四类技术人才:精通军舰设计、建造和装备的熟练造船工人和高级工匠,一些“足智多谋的英国海军军官”,能够教导俄国人如何成为海员的英国水手,以及教授航海术的教师。无法确定彼得到底招募了多少人,其中有些人无疑是间谍。卡马森侯爵得到的回报是一份烟草合同,这反映出了当时的英国人对俄罗斯的兴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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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彼得毁坏了赛耶斯庭园(Sayes Court)的花园和里面的东西,赛耶斯庭园是海军行政官员和海军至上主义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住宅,约翰·本博把这座房子转租给了彼得。[4]威廉三世发现沙皇是位很难相处、相当迟钝的客人,他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海军和木工活,这让威廉三世厌烦不已,但国王很聪明,他送给沙皇一艘漂亮的游艇,“皇家运输”号(Royal Transport),让彼得坐着它回家。[5]彼得第一幅重要肖像出自英国宫廷艺术家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之手,画中的他是一位全副武装的现代西方军人,这幅画明显是以海军为主题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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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来到英国的时候,它成为一个海权大国还没有多久,这时,它正在把巴夫勒尔—拉乌格之战的胜利与一个大规模造船计划结合在一起,这个计划的资金来自国债和英格兰银行。战时征召的军队已于1697年复员。英国的船只出没于所有海域,它在各个层次、所有方面都拥有充足的海洋知识储备,同时,这个政治国家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个脱离大陆、属于海洋的独特国家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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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伦敦的经历对他建设海军和海上都城圣彼得堡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只能全凭猜测,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带领一个当时还几乎完全是内陆国的大陆国家实现了世界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海军化”。同样重要的是,其他所有俄罗斯统治者都不曾以这样兴高采烈、毫无保留的方式去接受大海。彼得让舰队成为国家最优先的事项,他亲自动手、身先士卒,努力建立舰队,并从熟悉新鲜的海洋世界中获得了愉悦,这个世界是他改革行动的核心部分,正是这些因素使他与众不同。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俄国领袖会在国家文件中吹嘘自己的造船技能。彼得了解海洋、船舰、海军及其在所有层面上具有的力量。他的独特之处在他去世之后不久就显现出来了——他一手建成的海军开始腐朽,其结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被忽视和遗忘。即使到了三百年之后的今天,彼得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至上主义者,在他所缔造的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他是一个不受尊敬的先知。土生土长的圣彼得堡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或许能理解这个问题,但他的海军愿景也仍然是个纸上谈兵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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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计划是彼得将俄罗斯从一个前现代、半亚洲的国家转变为现代西方强国的核心要素,这个过程吸引了当时的世界,之后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大多强调了海军在俄罗斯引进外来思想、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核心作用。彼得重新塑造了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使之能够在一个由全副武装、扩张成性的西欧国家主导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并繁荣发展。[7]他用毕生时间实现了这个目的:作于1725年的一幅版画为他的成就献上了悼词,就像内勒为这位英雄领袖所作的肖像画一样,这幅画里的彼得也以现代军人的形象出现,他身披甲胄,向穿着传统服饰、心怀感激的俄罗斯母亲提供了战舰、一座伟大的西方城市以及所有的现代化工具——技术、航海仪器、科学印刷品、地球仪和天球仪。[8]这幅寓意深远的画强调了海洋是现代化的重要媒介,创作它的画家是荷兰人。历史学家接受了彼得的说法,把海军看作革命的核心,但他们大多忽略了偶然性对最终结果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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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是个很古怪的沙皇:他喜欢船只、水手和航海,还是懵懂少年时就学会了驾船,从他唯一的海港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向西航行,以便更多地了解海洋。回国后,他以海军缔造者和造船工人的身份,先在南方的河流上,后来又在波罗的海上创建了舰队。如果有人说他对俄罗斯转向西方的贡献不是独一无二的,那就太荒谬了。17世纪时,俄罗斯要么现代化,要么灭亡,但建立海军的决定既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是大北方战争的迫切需要所催生的。俄罗斯不需要跨越任何海域就能征服中欧、斯堪的纳维亚、高加索或波斯。此外,俄罗斯海军规模的增长前所未有,只用了一个世代的时间就超越了当时大多数国家业已建成的海军。1700年,俄罗斯还无法进入波罗的海,但到1721年,俄罗斯舰队已经控制了这个海域,可以畅通无阻地将帝国军队送往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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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应以西方或海洋的视角来解读这个过程。彼得不想建立一个海权国家。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创造了足够多的海军力量,以各种形式为国家利益服务,但仅此而已。虽然他与海洋的接触一直蕴含着强烈的感情和个人色彩,但推动他的政策愿景具有战略性和功能性。令彼得创建海军舰队的是逻辑和机遇,而不是他对船只抱有的那种孩子气的热情。他在1695年认识到了海军舰艇的必要性:他的军队无法攻克奥斯曼的亚速要塞,因为土耳其人可以通过海上对要塞进行补给。1696年,仓促建造出来的俄国舰艇封锁了要塞,迫使它投降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影响了彼得的海军愿景。[9]他修建凯旋门来庆祝胜利,门上刻有俄文版的恺撒格言:“我来,我见,我征服”,他还铸造了一枚纪念章,上面有尼普顿臣服于沙皇的图案,这是装点彼得统治时期的众多经典海军象征符号中的第一个。通过这些外来象征,俄罗斯与昔日的罗马建立了一种联系——它们的志向是相同的,1721年,俄罗斯宣布自己为帝国,它与罗马之间的联系达到了最高峰。[10]急于让臣民牢记其丰功伟业的政权都喜欢卖弄借来的符号和古典语言,然而,这个设计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和罗马人一样,彼得也不想成为尼普顿:他希望尼普顿向他的陆上帝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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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速海获胜并没有使俄罗斯取得出海口。亚速要塞控制着顿河三角洲,而顿河流入的是较浅的、位于内陆的亚速海,要从亚速海进入黑海的话,必须穿过重兵把守的刻赤海峡,控制刻赤海峡的是奥斯曼人以及臣服于他们的克里木鞑靼人。无法穿过海峡的话,俄罗斯船舰的战略潜力就非常有限。尽管它们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在普鲁特河遭遇军事失败之后,彼得放弃了它们以及位于亚速和塔甘罗格(Taganrog)的新城镇[11]。彼得发现俄国在南方的力量有限,于是把注意力转向了波罗的海。1700年,在与奥斯曼人握手言和之后仅一天,他就向瑞典宣战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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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彼得的计划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胜利——神的裁判——为他的统治和激进措施提供了正当性。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俄罗斯的西化需要以战争为代价,而只有俄罗斯实现西化,它才能在战争中获胜。大北方战争的法律依据——俄罗斯对瑞典领土的古老主张以及最近瑞典对俄罗斯的侮辱——是无关紧要的。他的目标是获得波罗的海海岸,在彼得之前,罗曼诺夫王朝的几位沙皇就已经在尝试实现这个计划:他不会在这一点上妥协。他计划依靠丹麦来对抗瑞典海军,而俄罗斯则在陆地上推进。然而,才过了几个月,丹麦就因为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而向瑞典求和。[13]瑞典舰队保护着它的波罗的海沿岸帝国,这个帝国从丹麦海峡一直延伸到将来会成为圣彼得堡之处,彼得不得不在没有控制住任何一段海岸且没有一艘船的情况下对抗这支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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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造堡垒、海军军械库和新首都之前,彼得依靠陆军在波罗的海获得了立足点。1706年,尚处于筹划中的海军的重要性凸显出来。面对节节胜利的瑞典军队,彼得打算求和,除了放弃圣彼得堡之外的所有条件他都能接受。但卡尔十二(Charles Ⅻ)认为没有必要让步,于是战争延续了下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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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决定既不符合俄罗斯人的思维,也不符合逻辑。他在涅瓦河三角洲上一个错综复杂、地势低洼、易受洪水侵袭的岛屿上建造了圣彼得堡,该处的地理环境与威尼斯相似,这不是件受人欢迎的事。涅瓦河每年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封冻期,到了冬季,白昼时间极短,气温很低。贫瘠的土壤上只长得出灌木,无法从事农业。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地势开阔,很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看起来,彼得似乎是故意选择这个地点,以便彻底发挥那个时代城市设计的所有潜力。无论是这座新建的大都市,还是用来控制海洋、使他的选择得以成立的海军,都是奢侈的、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项目。在确定新首都的位置之后,彼得建造了一座让欧洲为之惊叹的城市:采用古典设计、气势恢宏的砖石建筑,宽阔笔直的街道,绿树成荫的大街,还有经过周密规划的运河,把不同的人群和城市功能分隔在城市的不同区域。[15]根据构想,这座城市要成为“带有几分荷兰风格的海军基地和贸易中心”,修建运河是参考了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的做法,而不是用来提供运输服务的。[16]彼得从这两座城市请来了工程师,以确保运河系统的正常运转,但实际上,单靠道路交通网络就可以满足城市的需求。彼得的运河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但它们实现了一项重要的形象功能:它们使城市成了一座海上城市。干船坞和其他海运基础设施的建造参考了多种语言的文本,其中有一部分由彼得本人翻译成俄语,他还草拟了有关建筑和造船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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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工程开始于1703年,率先动工的有两处地方:科特林岛上的防御工事,也就是后来的喀琅施塔得,使城市得以建立的关键性防御堡垒,以及海军造船厂,这座新城市的基础项目。造船令彼得神魂颠倒:1688年至1725年间,俄罗斯建造了1200艘远洋船只。[17]早在还没有获得波罗的海海岸线的时候,彼得就已经创建了一个海军管理部门来管理这些产出。海军部对俄罗斯海军所有方面的活动都负有责任,它的总部设在后来被称为大海军部(Main Admiralty)的建筑群里。这个建筑群包含了造船厂、索具厂、堡垒、教堂、海军兵营、工人棚屋和高级军官住宅。它是涅瓦河岸边最主要的建筑,凸显了海军和新首都之间在结构上和哲学上的紧密结合。它还是“18世纪俄罗斯最大的工业综合体,把各种工业生产结合在了一起”。[18]1717年,这个既能充当工厂,也能宣示实力的综合体做好了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准备,具有宣传意味的版画被创作出来。现在,俄罗斯精英和外国政府都可以看到沙皇正在做什么了。为了突出沙皇个人与这个综合体的关系,画家罗斯特沃采夫(Rostvotsev)把一场皇家检阅也画了进去,让沙皇的旗帜飘扬在一艘桨帆船上。海军部的活力、秩序和产量引起了外国访客的注意,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拿它与威尼斯军械库做了直接比较。在从威尼斯聘请来的熟练造船工人的帮助下,它生产了数以百计的桨帆船,这一点与军械库非常相似。用于制造战舰的橡木是从喀山顺流而下运过来的,路上要花两年时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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