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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创造了一段历史来支持他的海军计划，他把自己的第一艘小船奉为“圣遗物”，把它画在了1720年《海军条例》那寓意深刻的卷首插画里面，这艘船被保存了下来，向大众展示。1720年9月，善于宣传的高级教士、大主教费欧凡·普罗科波维奇（Feofan Prokopovich）在圣彼得堡发表“赞美俄罗斯舰队的布道”（Sermon in Praise of the Russian Fleet）时，甚至对它进行了崇拜。它的版画散播着这样的信息：这艘小船奠定了战胜瑞典的基础，这表明帝国认可了海军力量是国家荣耀的源泉。1723年，彼得亲自驾驶这艘船沿着涅瓦河航行到海军部，以此来庆祝他的生日，海军部鸣放礼炮来迎接沙皇和他的船。正如法国大使所言，在所有旨在维持和增强其权力的项目中，沙皇“对他的海军给予了最细心的照顾”。彼得的船成了俄罗斯海军力量的象征，也是彼得革命的终极象征。1872年，彼得大帝诞辰200周年之际，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位海军至上主义者康斯坦丁大公（Grand Duke Constantine Nikolayevich）在莫斯科检阅了这艘船，强调是海军“把俄罗斯提升为一个大国”[22]。当苏联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彼得恢复名誉时，他们把这艘船放在了圣彼得堡中央海军博物馆里，这所博物馆位于涅瓦河上富丽堂皇的证券交易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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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引进西方的设计和技术，为海军部建造了现代化的防御工事，这一决定对这座城市的设计和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1700年时，古典的建筑风格已经被用在了莫斯科，使彼得能够以罗马方式来庆祝他在亚速取得的胜利。古典设计在西方是一种通用语言，能确保西方观察家承认俄罗斯是一个西方国家。被派往国外留学的俄国贵族对他们所见到的新世界赞誉有加。托尔斯泰伯爵（Count Tolstoi）在威尼斯学习航海，他认为这座城市“十分宏伟”，对其“华美而又和谐的建筑”赞不绝口。另一个俄国人根据帕拉弟奥著名的建筑学指南写了一份手稿。彼得重视意大利风格，他的宫廷圈子也追随这种品味，创造了一种新的俄罗斯权力语言，一种西欧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他的新都城明显是欧洲风格的。1710年，英国大使查尔斯·惠特沃斯（Charles Whitworth）指出了彼得的雄心壮志：“有朝一日，它或许会成为第二个阿姆斯特丹或威尼斯。”尽管建立舰队被当作优先事项，但惠特沃斯注意到气候会构成挑战，并认为城市的防御能力不足。他把这座城市与威尼斯相提并论的看法可能来自彼得的密友缅什科夫亲王（Prince Menshikov），亲王宣称圣彼得堡将会成为一个旅游胜地，来这里的外国人会对俄罗斯的强大和威严惊叹不已。[23]居住在汉诺威的弗里德里希·韦伯（Friedrich Christian Weber）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他的英国读者，这座城市是“一个世界奇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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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缅什科夫的确有先见之明。1739年，威尼斯人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伯爵（Count Francesco Algarotti）来到这座城市，以满足他的好奇心。“壮观的运河”和停靠在喀琅施塔得的巨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巨舰中有一艘特别巨大，有三层甲板，为了向女皇致敬而被命名为“安娜”号（Anna）。然后他乘小艇沿着狭窄的河道前往圣彼得堡，“这条胜利之路，这条涅瓦河上的神圣之路，并未以拱门或庙宇来加以装点”，两岸只有与此地完全不相称的低矮灌木丛。之后，景色陡然一变，一座到处都是宏伟建筑的皇城迎面而来。然而，这堪比威尼斯的壮丽景观只有在水上看才是最震撼人心的。一上岸，阿尔加罗蒂就开始谴责沙皇那混合了意大利、法国和荷兰风格的建筑是“冒牌货”，嘲笑他的运河仅仅是个摆设。这个敏锐的威尼斯人很快就觉察到，他在远处看到的雄伟景象其实只是一堆设计拙劣、仓促建造的建筑而已。[25]俄国的巴洛克风格注重展示，然而，鉴于城市的选址和建城的速度，它的实质并没有那么动人心魄，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彼得的城市就和他的海军一样，是个巨大的面子工程：这两者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公众形象，但在一个世纪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它们对这座城市以外的人口几乎没有影响。彼得启动了俄罗斯西移的计划：但不论是在1725年、1825年还是1925年，这个计划离彻底完成都有很长一段距离。俄罗斯拒绝接受西方进步性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与成为一个海权有关，例如，包容性政治和开放的经济，还有一种航海身份和想去探索国境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彼得把许多西方技术带到了他的国家——现代堡垒、军舰、航海设备、印刷机、地球仪和望远镜——但他只是把这些东西硬塞给了一个古老的现实。海权文化并没有在彼得的俄罗斯找到立足之地，因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俄罗斯并没有为建立这样的文化打下基础。英国人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来精心打造一个真正的海权身份。彼得则想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硬逼着这个既无准备也无兴趣的国家吞下他的观点，而当它被噎住时，他就勃然大怒。“装扮成一个海权”与“成为一个海权”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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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年，彼得在波尔塔瓦（Paltava）大败瑞典，而且瑞典在波罗的海的驻军遭遇了严重的瘟疫，此后，彼得终于完成了他的波罗的海计划。1710年，俄军攻占维堡，圣彼得堡海陆两侧的安全都得到了保障，俄军还占领了波罗的海诸省，使一些久负盛名的港口——包括里加和瑞维尔（Reval，塔林，Tallinn）在内——并入了俄罗斯版图，同时还得到了一位讲德语的服役贵族来指挥他的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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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突然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这令其他海上强国大为惊慌：“英国尤为执着，绝不容许瑞典完全崩溃，北方列强之间必须保持平衡。”[26]这种平衡能够阻止俄罗斯独占波罗的海的松脂制品。为了维持这一平衡，自1713年起，英国派遣皇家海军战斗舰队进入波罗的海，以阻止俄罗斯把西部海盆变为其内海的企图，并维护汉诺威的利益。俄罗斯的扩张主义难以与英国的海军力量抗衡。1725年，皇家海军出现在瑞维尔附近，使丹麦能够在石勒苏益格问题上反抗俄罗斯。这种展示海军实力的行为使俄罗斯人认识到了其波罗的海计划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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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赛·休斯（Lindsey Hughes）在她对彼得统治时期的批判性调查中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彼得重视他的海军吗？”她给出的回答比海军分析人士所做的更为清晰和深刻。海军很昂贵，但它从属于一个更高的、本质上属于陆地的目的。领土问题在彼得的考量中占据首要地位，这意味着亚速舰队最重要的作用是“抑制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再加上1709年彼得出现在亚速，这些因素可能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前就插手干预大北方战争。几年后，彼得把亚速舰队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为了不和土耳其人打一场棘手的战争而放弃了它。对一个大陆国家而言，海军舰队可能是有用的，但海权身份却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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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上的桨帆船舰队为俄军提供了机动性、火力支援和两栖作战能力，帮助它占领了芬兰的战略要地赫尔辛弗斯（赫尔辛基）。彼得任命海军上将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Feodor Apraksin）为芬兰战役的总司令，这表明他认为海战才是这场战役的重点。1714年在汉科（Hangö）发生的桨帆船战斗使俄军得以占领芬兰首都奥波（图尔库），而1720年在格伦加姆的胜利则确保了奥兰群岛的安全。这些遭遇战更像是勒班陀之战，而非英国—荷兰舰队所进行的战斗，在圣彼得堡，人们为这些胜利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些胜利所代表的是波罗的海地缘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不是高超的海军技术。俄罗斯的帆船舰队除了对已经削弱的瑞典军队进行两栖作战之外，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虽然俄国可以自行建造桨帆船舰队，但彼得是依靠向西方国家，主要是荷兰，购买军舰并雇用技巧娴熟的人员来创建他的战斗舰队的。1713年以后，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买方市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使得军舰、军官和海员严重过剩。从英国买来的船只通常保持原来的名字。彼得的主力舰里面有“不列颠尼亚”号（Britannia）、“朴次茅斯”号（Portsmouth）和“德文郡”号（Devonshire），这表明他有意把自己的舰队与世界最强海军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俄罗斯人仓促建造的舰船只能算是短期资产，他们买来的二手船也好不到哪里去。丹麦观察家格奥尔格·格伦德（Georg Grund）指出：“这些船只的状况普遍都很差，自海军上将的座舰开始，所有船只都是纯用松木建造的，上面的铁质量也很差。沙皇本人在1710年承认，有四艘较老的船只已经不适合出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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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帆船战斗舰队远远达不到西方的标准，只能靠数量来弥补质量上的差距。即便如此，俄罗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建造了一支如此庞大的远洋舰队，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它满足了彼得的需要。它使瑞典帆船无法阻止彼得的两栖推进，并且让他在这一地区获得了战略影响力。最终，海军成了保卫圣彼得堡滨海一侧的关键，还在1720年运送军队突袭了斯德哥尔摩的郊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俄罗斯的目标都是领土。沙皇刚拿下波罗的海中部，就马上在里海着手建立海军，重新部署人员和专家来攻击波斯。彼得的军舰再次被用来支援陆地进攻，专注领土扩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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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挪威籍海军上将科尼利厄斯·克鲁伊斯（Cornelius Cruys）是一位重要的管理者和外籍人员招募者，他认识到，大北方战争的终结只是彼得海军计划的开始。“不仅要让整个欧洲，还要让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对我们的舰队敬畏有加，因此，必须让一切事情井然有序。”这支舰队将给予俄罗斯摧毁地区性海上强国的能力，就像罗马以压倒性的、主要由陆军构成的军事力量粉碎了罗得斯一样。各国组建帆船战斗舰队的目的可以从战列舰——尤其是巨大的、有三层甲板的一等战列舰——数量的迅速增加中看出来，这是海军力量、国家实力和帝国威严的最终象征。路易十四的“皇家太阳”号（Soleil Royale）、英国的“皇家主权”号（Royal Sovereign）、“不列颠尼亚”号（Britannia）和“胜利”号（Victory），这些战舰全都是宏大而华丽的宣言，它们中的任何一艘所拥有的火力都比整支俄国军队拥有的还多。波罗的海诸国很少建造这样的军舰，它们的海军主要是由吃水较浅的小型战舰组成。设计和建造一等舰是对海军设计师和造船工人的终极考验：彼得招募了曾在海上最大战舰“皇家主权”号上工作过的人。他还弄到了英国于1706年和1719年建造的一等舰的设计图，希望能够利用它们强大的象征意义。在彼得的指挥下开始建造的四艘一等舰中，有三艘以俄军在陆地上所赢得战役的名字命名，还有一艘则以沙皇本人的名字命名。这些作为皇权象征的船很少出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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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海军的发展与沙皇的生平和愿望密切相关。正如林赛·休斯所言，“与陆军不同，没有沙皇的持续关注，舰队几乎不可能存活下来”[29]。彼得本人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他在战后为维持波罗的海舰队并增强其力量、威望和专业素质所作的努力，是一个已经身患绝症的人为使他对俄罗斯未来的设想流传后世而作的无望挣扎。他需要一支可靠的海军部队来保障他在更大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能够留存下来，在一个没有航海传统的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提高海军水平，他坚持进行海上训练，每年都举行演习，亲自检查船只和设施：不合格的人将受到野蛮的惩罚。他用皮鞭强行推广皇家海军的职业文化。彼得不愿意——更准确地说是不能——把这项工作交给别人，直到离世，他都在孜孜不倦地推动海军计划。他因营救一名落水的水手而去世的故事可能并不真实，但这个故事反映出他与海军的密切关系所具有的深刻个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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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每次出海都使用海军军衔，1712年，他第二次结婚时穿的是海军制服，一名外国出生的海军上将担任他的伴郎。“他用与舰队有关的符号和仪式来装点宫廷生活，在版画和勋章上有许多尼普顿的图案，还设立了纪念舰队‘祖父’的节日。”以“圣彼得堡”为主题的画像很少有不包括船只的。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A.F.祖波夫（A.F.Zubov）于1716年创作的圣彼得堡全景画，这幅画把建筑物限制在画面中间的一条狭长地带里，而由水面构成的前景里则充满了船只。祖波夫于1714年创作的瓦西列夫斯基岛风景画中，在前景里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在汉科俘获的瑞典船只。[30]彼得时代的官方艺术作品中总是塞满了船，以表明它们的重要性，这一点被不厌其烦地加以强调，就像是想要通过这种艺术来把海洋文化灌输给一个极度大陆化的民族一样。彼得坚持让圣彼得堡人乘着俄罗斯建造的西式船只和驳船去参加他举办的赛船会和海军庆典。他坚持使用西式船只，原因就跟他要求公共建筑使用西方风格，军队使用西式制服一样。他想和过去彻底决裂，但随着他的离世，这一意图也化为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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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海军是因俄罗斯要在河流、湖泊和沿海地区采取行动而产生的，然而，海洋始终从属于俄罗斯对陆地和要塞的关注。虽说掌握两栖作战的能力会对扩张有帮助，但俄罗斯无须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就可以进行领土扩张。彼得在1696年到1721年间取得的成功反映了他对两栖力量的掌控，他在水域边缘把陆军和海军结合起来，使他的帝国向西推进。通过海运来保证后勤使迄今为止都因道路不畅而举步维艰的俄罗斯军队能够采用现代战争手段，特别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围城战。在1721年后组建一支战斗舰队的决定同样是合乎逻辑的：彼得想要慑服周边强国，并遏制外来威胁。与海洋、船舶、水手和造船工人的个人接触使他完全有能力领导这一计划。然而，组建一支帆船舰队所需的资源是俄罗斯既没有，也无法生产的。彼得只能从外国雇用造船工人、工匠、水手和海军军官，他无法用皇帝敕令来克服俄罗斯文化中对海洋的深刻厌恶：在他所有的计划中，舰队始终是最依赖外国专家的，它需要不断地从外国输入资源才能维持其作战能力。彼得任命了值得信赖的俄罗斯人来领导军队，但他建立一支海军军官队伍的尝试失败了。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强迫外国专家签订终身服役的合约。英国间谍约翰·迪恩（John Deane）认为这是俄罗斯的一大弱点，“俄罗斯人显然不愿加入海军”，他将此归因于俄罗斯人“对海洋的厌恶”。没有几个俄罗斯贵族志愿加入海军，沙皇不得不亲自给大部分贵族写信敦促他们行动起来。下甲板人员的供给问题倒是通过军事手段得到了解决。“说到普通士兵的问题，水手是被征召入伍的，起初是从已经具备航海知识的沿海和沿河省份，后来也从其他地区征召，通常是由沙皇亲自下令”。海军步兵，或称海军陆战队，创建于1705年。海军的条例是基于翻译过来的外国文本制定的。[31]为了让他的计划能够维持下去，彼得从文化上对“老俄罗斯人”对于海洋的厌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过去，以及狭隘的地方观念，统统要靠边站。他将通过敕令、示范和设计，不加区别、不分贫富地强迫所有的臣民接受大海和海军。和所有海洋之王一样，他的舰船是人们崇敬的对象；他赋予它们历史和身份，让诗人歌颂它们的荣耀，就像荷马史诗和北欧传说中英雄们所使用的武器那样。此外，海军和舰船也被结合到了彼得对俄罗斯文化所做的更广泛的改造之中。“‘海军巴洛克风格’是彼得时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是另一个能把彼得的统治是‘实用主义’统治的简单假设推翻的现象。”彼得明白，只有让一支与国家紧密相连的舰队与他正在塑造的新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之持久。如果他再活15年或20年，这也许是可能的，或许他能培养出一个人选来继承他的大志。不管俄罗斯人有多讨厌海军及其花费，彼得都向他们证明了俄国在大陆上的扩张有赖于海军的支持。归根结底，俄罗斯海军所服务的是非常狭隘的军事目标：它并不是为了海洋控制、经济竞争或个人利益而配置的。彼得建造海军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同时代大多数政治家相比，他更为全面地理解了海陆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从他那粗鲁却引人注目的比喻中就可以看出来：“只有陆军的统治者就好比独臂人，他得有支舰队才能凑齐两只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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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1696年的亚速之战后，“陆海联合作战的价值总是盘旋在彼得的脑海中”。他利用海洋来强化他的陆地战略，这与陆军在制海权战略中的作用构成了一对镜像。1719年，在大北方战争行将结束之际，毁灭性的两栖攻击迫使虽然遭遇了失败，但仍然目空一切的瑞典求助于和谈。这些行动有赖于战斗舰队对海洋的控制，这给桨帆船舰队和登陆部队提供了掩护。彼得是一个狡猾、精于算计的战略家，他用规模、机动和联合作战来对抗敌人的战术力量。[33]他明白，尽管制海权在俄罗斯的战略中有着重要作用，但俄国并不需要成为一个海权。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将成为一个新罗马帝国。在现代的扎马之战——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俄罗斯海军使瑞典无法在波罗的海周围调动军队，只能让它那支寡不敌众的军队据守各地的堡垒。数量优势和海上机动使彼得得以按部就班地取得他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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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力的局限性在1721年的和约中表露无遗。尽管芬兰的卡累利阿离圣彼得堡实在太近，令人担忧，彼得还是把已经抢到手的芬兰归还给了瑞典，俄罗斯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如此疲弱的财政状况表明，关于彼得时代的俄罗斯有意与英国海军一较短长的说法应该只是俄罗斯的宣传或英国的危言耸听。1721年以后，尽管波罗的海舰队处于奄奄一息状态，但它还是维持着俄罗斯对瑞典和丹麦的支配，保护了这片内海的外围堡垒。黑海舰队在18世纪后期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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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之后，彼得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里海对岸的其他机会以及对抗皇家海军上，但他无意采取对称的行动来应对英国人，那只是浪费资源而已。当英国部署舰队阻止他在波罗的海做进一步推进时，彼得依靠堡垒和军队来保护圣彼得堡。他的舰队可以用来压制地区强国，或许还能运送军队去保护丹麦海峡——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一直以能够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为目标，但这支舰队不会去挑战皇家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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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成就固然伟大，但他无法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权，他也根本没有尝试过去做这件事。被他勾选出来的每一个海权选项，无论是海运资本、海军力量还是海洋文化，都只是凸显了这个问题。大陆性的军事独裁政权无法成为海权，只能拥有或多或少的强力海军舰队。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向海洋，采取包容性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海军就会一直受制于政治冲动、经济衰退和军事失败。荷兰共和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这种混合模式，只有在政治变革把权力赋予那些掌握贸易和金钱的人之后才能起作用。彼得用来创造战略资源和赢得战争的重商主义式国家垄断，与海权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是截然对立的。当代美国具有维持一支庞大海军的能力，这展现了长期实行包容性政治制度的价值，这一制度是英—荷传统的遗产，但现代的美国国家（body politic）就像彼得一样，只从纯粹的海军角度来看待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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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革命的危机出现在患有结核病、没什么希望继位的皇太子阿列克塞（Alexis）身上，他是位软弱的王子，他母亲和妻子所属的“老”莫斯科家族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热衷于旧日的生活方式。彼得意识到了这些影响，警告儿子不要反对他，要求儿子支持自己。在阿列克塞因叛国罪受审时，他的情妇举报说，他声称，如果他成为沙皇，他将离开圣彼得堡，返回莫斯科，停止战争，与世界和平共处，最关键的是，他说“我不会让任何船只下水”——这可能是彼得听过的最令他震惊的话。皇太子憎恨彼得的计划、战争和西化的核心内容，作为反对派潜在的名义领袖，他不得不被剪除。沙皇对自己的家人和对自己的国家一样冷酷无情，他利用审判、刑讯、处死阿列克塞的机会来驱除身居高位的内部反对派。新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舰船要被保留下来。尽管如此，当彼得于1725年1月28日去世时，海军计划仍然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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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彼得也没能创建一支蓝水舰队来控制海洋，他只建立了护卫海上侧翼和进行后勤支援的舰队，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1721年之前扩展并保卫了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彼得死后，俄罗斯控制了欧洲的东北部和中部，并恢复了对高加索、攸克星和中亚的进攻。彼得那个“两只手”的比喻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从其最终目标的角度来理解它，即通过陆军力量来加强俄罗斯帝国的控制：陆军是他的右手，重点始终是陆地。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是个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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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彼得在文化上是个激进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但他对更广泛的海洋领域显然只有有限的兴趣。海军力量只是他为了赢得战争而建立的国家中的一个要素。他在文化上所做的努力大部分都是对国内反对意见的回应。1903年，历史学家鲍威尔·米留科夫（Pavel Miliukov）认为彼得是为了舰队而发动了战争：实际上，舰队是赢得这些战争的一个重要工具。[34]彼得的计划并非徒劳无功：他的海军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大陆帝国，使他能够发动远距离的军事行动。彼得并没有在一个“宠物”计划上大手大脚地花钱，而是周密地控制着海军舰队的成本，采用廉价的解决方案，利用本国的物产，并避免与英国竞争。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他在1725年才刚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新近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国获得了一道海岸和一座滨海首都，如果他对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利益发起挑战，那他就得有一支强大得多的海军来保卫这道海岸。彼得承认，俄罗斯无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源来应对海上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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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继任者实际上忽视了这个问题。痛苦的皇位继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海军转向。在阿列克塞的儿子彼得二世（Peter Ⅱ）短暂的统治时期，圣彼得堡和海军都被他放弃了。到18世纪60年代，海军已经完全崩溃，以至于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Ⅱ）复兴海军时所采用的计划看起来和彼得最初的计划惊人地相似，同样要依赖外国的军官、造船工人和设计图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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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了舰队之外的所有领域，彼得治下的俄国对外国专家的依赖都被夸大了。在大多数领域，彼得可以靠培养本国人员技能的方法来取得进展，但海军与俄罗斯人的生活格格不入，只能靠外国人来创建和维持。在他去世时，海军计划仍未完成，或许它永远也无法完成——从1725年以来的俄罗斯和苏联海军力量的变迁来看，这一评估可能是正确的。俄罗斯/苏联从未试图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彼得并没有改变伊凡四世所创建的那个独裁、集权的战争国家，这个国家沉迷于领土扩张和防御深度。俄罗斯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海权，但海军是有用的，它可以运输军队，从海上保卫俄罗斯的侧翼，还有最重要的，它能保护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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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倾注在圣彼得堡和海军身上的全部心血里面，对他的计划而言，最重要的是在科特林岛上修建起来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和海军基地，这座岛位于圣彼得堡以西20英里。在彼得的新首都破土动工之际，那里的工程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没有喀琅施塔得，以及迫使远洋船只在堡垒炮火下航行的浅滩，圣彼得堡将无法防守，这座岛使建造这座城市成为可能。尽管喀琅施塔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军要塞，但对俄罗斯领袖来说，与皇家海军为敌仍然是一场噩梦。[36]1733年，俄罗斯舰队已经根本不适合出海了，而喀琅施塔得的700门大炮——安装在用芬兰花岗岩筑成的巨大堡垒里——反映出了大陆国家对海权、自由文化和政治包容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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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时代俄罗斯实力的终极象征：喀琅施塔得的要塞建筑群，18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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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25年、1809年或1854年，俄罗斯无法与一流的敌手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这个一直存在的弱点限制了俄罗斯的扩张，并迫使历代沙皇不断重建和加固彼得建起来的要塞建筑群。1856年，英国人准备摧毁它，但俄国人仓促地接受了失败。在世界领先的工业和经济力量的支持下，英国海军的力量超过了彼得笨重的军事帝国，他那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指令性经济根本无法与工厂和蒸汽轮船相匹敌。[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