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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恩的报告使他获得了喀琅施塔得总领事的职位，但他很快就被当成间谍驱逐出境了。[87]他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派往外交部门观察潜在对手活动的海军军官。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在俄罗斯海军力量和海上贸易发展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使得英国的商务代理——他们在两国之间蓬勃发展的贸易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处于提供情报的理想位置。海军工程师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曾以科学调查为名，为海军部董事会执行过一项侦察欧洲西北部海军和海军设施的任务，1780年，在这项任务行将结束之际，他来到了俄国。边沁发现，许多俄罗斯船只“状况不太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黑海开始了一项海军计划，刻意让人联想起彼得在波罗的海所做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成了一个海权。正如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查尔斯·惠特沃思爵士（Sir Charles Whitworth）在1791年所强调的那样，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极其大陆化的军事国家。女皇和波将金亲王希望获得阿穆尔河流域的贸易，但俄罗斯“不打算用除了征服之外的任何手段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利益”[88]。1899年，前海军情报部门主管、海军上将西普里安·布里奇爵士（Sir Cyprian Bridge）准备出版约翰·迪恩的报告，他把这份报告与当时英国对俄罗斯海军崛起的担忧联系在了一起。布里奇对大北方战争的分析非常深刻：瑞典这个海洋国家在大陆战争中过度扩张了。当彼得意识到这一点时，他袭击了他们资源不足的舰队，同时在波兰和乌克兰牵制住了瑞典军队。在获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后，他左右了战争的进程，席卷了瑞典帝国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89]彼得比卡尔十二想得更周全，卡尔十二把一切都赌在了一场军事作战上。如果卡尔用他的舰队和军队重新夺回圣彼得堡，他就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最后，布里奇警告英国不要在大陆上过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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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从未试图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海权。这位自封的罗马皇帝专注于陆地扩张和绝对权力，他所奠定的海洋基础完全是为海军而不是海运服务的，俄罗斯缺乏商人和资本家来推动经济，缺少商船和水手来推动出口，也没有一个包容性的政治体系来维持企业发展。彼得的指令性经济、中央集权国家和绝对权力的维持，与他在居住于荷兰和英国时所了解到的海运企业及海权身份是不相容的。虽然彼得在第一次西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海权的深层文化根源，但当他于20年后重返荷兰和法国时，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商人、人民议会、贸易和权力之间的协同作用。1717年，被他选中带回去的是法国君主专制的工具：路易十四的挂毯，作为专制统治基本资产的科学院和政府公报，而夏宫及其华美的花园是由来自凡尔赛的法国建筑师设计的，法兰西学术院还为一座模仿太阳王的类似雕像制作的巨型彼得骑马像上的铭文提供了建议。[90]彼得想要成为的是“新恺撒”路易十四，而不是“现代汉尼拔”威廉三世。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来支持陆军，这使他从根本上实现了他在陆地上的目标。他的经济观点是重商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不熟练的劳动力，但极度缺乏现金和信贷。[91]他把商业航运交给了真正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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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舰队和太阳王的舰队一样，是一种有用的资产，而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当彼得强迫他的人民出海，强迫一个被奴役的内陆农民阶层在海上服役时，他重新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水手与士兵和劳工不一样，不能强迫他们行动，也无法用恐惧来控制他们。要提高他们的专业性，就必须让他们成为自由人，而不是拴在桨上的划船奴隶；没有自由就没有海军，因为海军是由人而不是船来定义的。即使没有预先存在的、自然的海洋文化，彼得也想创造出一批航海人口来，但他失败了。他或许是为俄罗斯建起了一扇朝向西方的窗户，但他很难让人民透过这扇窗户去看世界，更不用说让人们在把它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大海上航行了。他去世之后50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不得不根据一份主要由外国专家提出的草案重新组建舰队，以对付奥斯曼土耳其和瑞典的二流海军，这表明，依靠独裁者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海军在他们死后是无法继续存在的。尽管俄罗斯战胜了一些二流和三流的对手，而且偶尔还会派出一支大型舰队前往波罗的海以外的地方，但英国人坚定地认为，俄国不是个一流的海军强国，这一现实反映了它根本性的弱点。问题不是船只，也不是海军将领，而是海员和文化。正如海军上将乔治·科利尔爵士（Sir George Collier）所说，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海事强国（Maritime Power）”[92]。即使是在冷战的高潮时期，苏联舰队——俄罗斯帝国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力量——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一种防御性的资产，与彼得的海军在观念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苏联舰队的缔造者、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强调，舰队要在更广泛的战略努力范围内执行防御性的军事功能。舰队的存在是为了防止海基部队影响俄罗斯的陆地利益。他认识到了大陆问题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的红色舰队出海是为了追捕北极星潜艇，以及“保卫我们的祖国”，而不是为了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俄罗斯舰队偶尔发动的突袭——不论是对对马，还是对叙利亚——可能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它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并没有改变。[93]与其他大陆军事霸主一样，彼得治下的俄国用海军来执行陆上任务，依靠要塞和陆军来应对英国海权的挑战。归根到底，不断得到加强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已经表明了俄罗斯海军的主要作用是充当战略防御力量。俄罗斯对战斗舰队的使用非常谨慎，通常只用于防御，还经常牺牲它来解救基地或领土。俄罗斯海军在重大冲突中所采取的典型行动可以从1854年至1855年间的塞瓦斯托波尔、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旅顺港和1942年至1943年间的塞瓦斯托波尔看出来。虽然这些战斗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这几个海军基地的英勇防御得到了人们的颂扬。俄罗斯人了解他们海军计划的实际情况。19世纪的最初10年里，在圣彼得堡的滨水区建起了一座大型证券交易所。交易所外面立着一对船头纪念柱，它们是模仿罗马的盖乌斯·杜伊里乌斯船头纪念柱建造的，上面装饰着从俘获的桨帆船上拆下来的冲角，这是海权国家毁灭的标志。在命运的安排下，这座建筑后来成了海军博物馆，记录着俄罗斯对海权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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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短暂而无效的存在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历史当中——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海权。作为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幅员辽阔的陆上帝国，俄罗斯把建立第三罗马普世君主国的神秘宗教梦想与蒙古占领和无休止的西方入侵所造成的苦涩遗产结合在了一起。这些经验强调了安全与稳定、可防御的边界、坚固的堡垒和缓冲地带的首要地位。彼得并没有试图去改变这一现实。他以高超的技术运用海军力量来加强他的军事行动，并在海上建起了一座西式城市，把他的国家与发展国家所需的科学、技术和机械联系起来。然而，他统治时期不朽的象征既不是圣彼得堡，也不是海军，而是喀琅施塔得的大型要塞，正是这座防御堡垒令建造圣彼得堡和海军变得可能。彼得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分清了该借用什么、该复制什么、该忽略什么。尽管他个人对海洋有着深深的迷恋，但他还是选择了路易十四和罗马帝国的军事专制主义，俄罗斯文化中至今仍留有他独特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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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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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H.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New York
:Random House,1970,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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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扬·格里特的著作，特别是《海军与国家》（Navies and Nations），对于理解这种欧洲现象及其与民主政治、商业扩张和民族文化的联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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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New Haven,CT,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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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ames 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45-52;Baxter,William III and the Defense of European Liberty 1650–1702,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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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p.54.铠甲与以海军为主题的画面非常协调。当时，像本博这样的英国海军英雄在肖像画中都是穿着铠甲的。Willis,Admiral Benbow,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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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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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frontis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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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海军力量在彼得战略中所起作用的深刻评价，请参见W.C.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New York
:Free Press,1992,pp.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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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pp.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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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11年7月，第三次俄土战争期间，彼得大帝率领的俄军在普鲁特河附近被土耳其和鞑靼联军包围，俄军粮草不足，陷入困境，为避免被俘，彼得只好放弃了在此前的战争中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的土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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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pp.27-28,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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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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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pp.31-32;C.A.G.Bridge,ed.,‘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the Russian Fleet during the Reign of Peter the Great,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1899,pp.xxi-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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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Ce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Architecture,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150,173,179,181.该地点平均每年爆发一次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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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pp.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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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J.Ce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Architecture,pp.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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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rcadius Kahan,The Plow,the Hammer and the Knout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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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Ce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Architecture,pp.208,217,2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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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e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Architecture,pp.87-88;K.Zinovieff,J.Hughes,Guide to St.Petersburg,Woodbridge
:Boydell ＆ Brewer,2003,pp.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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