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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D.French,British Strategy and War Aims:1914–1916,London:Unwin Hyman,1986,pp.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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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美国立法规定，大型巡洋舰应以各州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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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W.J.Reissner,The Black Book:Woodrow Wilson’s Secret Plans for Peace,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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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A.Link,ed.,Woodrow Wilson Papers:Volume 55,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2,pp.16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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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Pedisich,Congress Buys a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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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D.Todman,Britain’s War:Into Battle 1937–194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对丘吉尔过于乐观的描述进行了尖锐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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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A.Boyd,The Royal Navy in Eastern Waters:Linchpin of Victory 1935–1942,Barnsley:Seaforth,2017,彻底摧毁了关于皇家海军衰落的旧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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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J.R.Davidson,The Unsinkable Fleet:The Politics of U.S.Navy Expansion in World WarⅡ,Annapolis,MD:USNIP,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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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Barlow,The Revolt of the Admi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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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又称“南大西洋战争”。英国与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归属起的一场战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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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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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九章今天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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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POWER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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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毁海权：1946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所进行的原子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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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权大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海洋国家和大陆霸权之间历史悠久的竞争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自1945年以来，基本上由海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知识遗产所塑造的西方自由世界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一直保持着战略性的制海权，这使得海洋国家和其他全球性的经济行为体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极小的战略风险发挥海权的作用。当代的海洋国家——以海洋为其身份和经济核心的国家——有日本、荷兰、丹麦、英国、挪威和新加坡，而且它们并不孤单。这些国家把绝大部分力量投入国际海洋贸易中，海洋身份在它们的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对海洋的和平利用受到威胁时，它们将率先做出反应。它们的选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这种地位所造成的经济成本和人身危险仍不确定。很显然，它们需要这样做，但是有许多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危险是常规海军对付不了的。自1945年至今，西方海权一直面临着霸权主义大陆帝国持续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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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俄罗斯或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战略性海洋控制的任何挑战，都只存在于危言耸听者的脑海中，他们把数字与能力、吹嘘与兑现混为一谈。苏联舰队的建立是为了保卫俄罗斯帝国免受西方两栖部队、航空母舰和20世纪60年代的北极星导弹的攻击，建造它不是为了挑战西方对海洋的控制。1989年后，苏联海军瓦解了，因为它与俄罗斯的存亡毫无关系：近年来，俄罗斯海军的复苏所反映的是出生于圣彼得堡的总统的个人观点，而非现实需要。当代的俄罗斯不再像彼得大帝时期那样渴望成为一个海权，它仍然依赖于指令式经济和一种专制统治形式。2014年，普京总统占领克里米亚，收复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海军基地，它是国家英雄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在这个过程中，他严重地损害了俄罗斯海军复兴的前景。如果我们认识到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权，而且海洋对俄罗斯的核心安全问题而言从来都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个选择就完全合乎逻辑，普京的选择是有代价的。作为回应，两艘法国制造的直升机航空母舰被禁止卖给俄罗斯，它们被卖给了埃及。2017年，普京放弃了他的航空母舰建造计划：俄罗斯唯一能够建造航空母舰的造船厂在乌克兰，制造船用燃气涡轮的工厂也在那里。现代的俄罗斯军舰与其沙皇时代的前辈们一样，使用着同一批国家英雄主义的名字，这种联系强调了俄罗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算维持一支强大海军的事实，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创建、遇阻、解体和重建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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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提供支持后，它受到了有效的经济制裁，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现代化的海上经济战。在全球石油价格减半的推动下，制裁把俄罗斯推入了衰退，导致普京采取一系列适得其反的自给自足措施来打击世界贸易。俄罗斯能承受这样的代价多长时间，以及海权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民主问责等价值观，仍有待观察，自萨拉米斯之战以来，这些价值观一直是海权武器库中最强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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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太大、太强了，它们无法依赖海权，海权是种明显很古怪的身份，它的战略重要性是有限的。虽然美国在建国之初是一个海洋国家，在大西洋经济圈中运作，但它通过征服和购买获得了一个大陆，从而改变了它的身份。现代美国是从战略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海洋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回想起1948年时的遭遇，只得赶紧寻找一个新的海上“威胁”来避免被肢解。中国舰队不断扩大，在技术和战略上与前苏联舰队惊人地相似，这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并帮助维持了海军的预算。这是必要的，因为美国对海洋安全没有明显的需求，对全球航运也没有多大兴趣。它也不比中国更像个海权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不符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1890年用来定义海权（sea power）的标准。它们幅员辽阔，本质上是领土连续不断的陆上强国/帝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拥有非同小可的国内资源基础。美国对国内页岩气储备的开采可能凸显了这一点，它鼓励美国采取越来越独立的经济政策。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巨大的国内天然气储量，这将使它们在烃类燃料方面实现有效的自给自足。尽管看起来两国都有可能维持甚至继续发展各自的海军，但它们这么做是出于外交和战略上的目的，它们都不把保护海洋贸易视为自己的一项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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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没有到它沿海地区以外的地方去争夺海洋控制权的野心。中国的舰船和言论都是为其国内议程服务的，它对海洋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消极的，几千年来莫不如此。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幅员辽阔、子民众多的陆地帝国，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权，对它来说，天命的要旨就是养活人民，维持国内秩序。海洋是如此的不重要，或者说是如此的危险。中国有三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对外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但它们彼此是独立运作的。19世纪末，清帝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加强其对海军的政治控制，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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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基础上，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满足人民。在18世纪，同样注重内部稳定的中华帝国政府把贸易限制在广州这一个港口里进行，这个港口离北京非常遥远，从而阻断了西方人和本地人之间的接触，还可以在必要时完全停止贸易。如今，在国家贷款的推动下，持续了数十年的出口拉动型增长使民众就业得到了控制，但工资上涨和结构性低效降低了中国的竞争优势，而政府还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高价值制造业来对此进行弥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其海军只是其军队在海上的附属物，那么很显然，它既不是一个海权，也对支配海洋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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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有着同样漫长的海上活动历史，但它的陆地边界比这要长得多。从历史上看，这道边界是它与它不稳定和好斗的邻国共享的。尽管在19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使中国政府蒙受了羞辱，但它没有被这些侵略者推翻，而从陆地上来的侵略者则屡次达成了这一伟业。近20年来，由于中国的宣传和哗众取宠的西方著作竞相改写事实，中国的海洋史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这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海上议程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人们对修昔底德的海权概念采取了毫不关心的态度。中美两国的评论人士都经常以海权一词来描述拥有庞大海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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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由于郑和率领的“宝船船队”所进行的惊人远航，人们一直认为中华帝国对海洋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感兴趣的。帝国所进行的这些为期短暂的冒险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国家深刻地参与了海洋事务，目前还不清楚。幸运的是，学术研究推翻了这种假象。中国的皇家档案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郑和根本不是耸人听闻的文学作品中所说的中国哥伦布，他和他的舰队是被派去以致命的力量镇压移居外国的中国海上商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朝贡”体系以及由这一体系维持的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本来就没有什么“失去的机会”：郑和的使命有着极为消极的意义。他的主人永乐皇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接近首要的安全威胁和政策重点，也就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军队。因为成本超过了回报，“宝船船队”被取消了。在帝国时代晚期，中国的海上活动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有限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帝国，更关心内部稳定，而不是对外关系，它担心对外贸易会带来不稳定，因为这会在世俗和精神层面上引入外国思想，并使商人集聚起个人财富，而这些人是在儒家社会体系中居于最下层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当时和现在一样，中国是被国内需求驱使加入贸易的：在18世纪，它需要进口粮食，在21世纪，它需要进口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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