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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J.R.Davidson,The Unsinkable Fleet:The Politics of U.S.Navy Expansion in World WarⅡ,Annapolis,MD:USNIP,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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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Barlow,The Revolt of the Admi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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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又称“南大西洋战争”。英国与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归属起的一场战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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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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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九章今天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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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POWER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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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毁海权：1946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所进行的原子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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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权大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海洋国家和大陆霸权之间历史悠久的竞争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自1945年以来，基本上由海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知识遗产所塑造的西方自由世界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一直保持着战略性的制海权，这使得海洋国家和其他全球性的经济行为体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极小的战略风险发挥海权的作用。当代的海洋国家——以海洋为其身份和经济核心的国家——有日本、荷兰、丹麦、英国、挪威和新加坡，而且它们并不孤单。这些国家把绝大部分力量投入国际海洋贸易中，海洋身份在它们的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对海洋的和平利用受到威胁时，它们将率先做出反应。它们的选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这种地位所造成的经济成本和人身危险仍不确定。很显然，它们需要这样做，但是有许多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危险是常规海军对付不了的。自1945年至今，西方海权一直面临着霸权主义大陆帝国持续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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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俄罗斯或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战略性海洋控制的任何挑战，都只存在于危言耸听者的脑海中，他们把数字与能力、吹嘘与兑现混为一谈。苏联舰队的建立是为了保卫俄罗斯帝国免受西方两栖部队、航空母舰和20世纪60年代的北极星导弹的攻击，建造它不是为了挑战西方对海洋的控制。1989年后，苏联海军瓦解了，因为它与俄罗斯的存亡毫无关系：近年来，俄罗斯海军的复苏所反映的是出生于圣彼得堡的总统的个人观点，而非现实需要。当代的俄罗斯不再像彼得大帝时期那样渴望成为一个海权，它仍然依赖于指令式经济和一种专制统治形式。2014年，普京总统占领克里米亚，收复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海军基地，它是国家英雄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在这个过程中，他严重地损害了俄罗斯海军复兴的前景。如果我们认识到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权，而且海洋对俄罗斯的核心安全问题而言从来都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个选择就完全合乎逻辑，普京的选择是有代价的。作为回应，两艘法国制造的直升机航空母舰被禁止卖给俄罗斯，它们被卖给了埃及。2017年，普京放弃了他的航空母舰建造计划：俄罗斯唯一能够建造航空母舰的造船厂在乌克兰，制造船用燃气涡轮的工厂也在那里。现代的俄罗斯军舰与其沙皇时代的前辈们一样，使用着同一批国家英雄主义的名字，这种联系强调了俄罗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算维持一支强大海军的事实，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创建、遇阻、解体和重建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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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提供支持后，它受到了有效的经济制裁，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现代化的海上经济战。在全球石油价格减半的推动下，制裁把俄罗斯推入了衰退，导致普京采取一系列适得其反的自给自足措施来打击世界贸易。俄罗斯能承受这样的代价多长时间，以及海权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民主问责等价值观，仍有待观察，自萨拉米斯之战以来，这些价值观一直是海权武器库中最强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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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太大、太强了，它们无法依赖海权，海权是种明显很古怪的身份，它的战略重要性是有限的。虽然美国在建国之初是一个海洋国家，在大西洋经济圈中运作，但它通过征服和购买获得了一个大陆，从而改变了它的身份。现代美国是从战略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海洋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回想起1948年时的遭遇，只得赶紧寻找一个新的海上“威胁”来避免被肢解。中国舰队不断扩大，在技术和战略上与前苏联舰队惊人地相似，这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并帮助维持了海军的预算。这是必要的，因为美国对海洋安全没有明显的需求，对全球航运也没有多大兴趣。它也不比中国更像个海权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不符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1890年用来定义海权（sea power）的标准。它们幅员辽阔，本质上是领土连续不断的陆上强国/帝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拥有非同小可的国内资源基础。美国对国内页岩气储备的开采可能凸显了这一点，它鼓励美国采取越来越独立的经济政策。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巨大的国内天然气储量，这将使它们在烃类燃料方面实现有效的自给自足。尽管看起来两国都有可能维持甚至继续发展各自的海军，但它们这么做是出于外交和战略上的目的，它们都不把保护海洋贸易视为自己的一项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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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没有到它沿海地区以外的地方去争夺海洋控制权的野心。中国的舰船和言论都是为其国内议程服务的，它对海洋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消极的，几千年来莫不如此。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幅员辽阔、子民众多的陆地帝国，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权，对它来说，天命的要旨就是养活人民，维持国内秩序。海洋是如此的不重要，或者说是如此的危险。中国有三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对外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但它们彼此是独立运作的。19世纪末，清帝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加强其对海军的政治控制，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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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基础上，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满足人民。在18世纪，同样注重内部稳定的中华帝国政府把贸易限制在广州这一个港口里进行，这个港口离北京非常遥远，从而阻断了西方人和本地人之间的接触，还可以在必要时完全停止贸易。如今，在国家贷款的推动下，持续了数十年的出口拉动型增长使民众就业得到了控制，但工资上涨和结构性低效降低了中国的竞争优势，而政府还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高价值制造业来对此进行弥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其海军只是其军队在海上的附属物，那么很显然，它既不是一个海权，也对支配海洋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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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有着同样漫长的海上活动历史，但它的陆地边界比这要长得多。从历史上看，这道边界是它与它不稳定和好斗的邻国共享的。尽管在19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使中国政府蒙受了羞辱，但它没有被这些侵略者推翻，而从陆地上来的侵略者则屡次达成了这一伟业。近20年来，由于中国的宣传和哗众取宠的西方著作竞相改写事实，中国的海洋史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这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海上议程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人们对修昔底德的海权概念采取了毫不关心的态度。中美两国的评论人士都经常以海权一词来描述拥有庞大海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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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由于郑和率领的“宝船船队”所进行的惊人远航，人们一直认为中华帝国对海洋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感兴趣的。帝国所进行的这些为期短暂的冒险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国家深刻地参与了海洋事务，目前还不清楚。幸运的是，学术研究推翻了这种假象。中国的皇家档案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郑和根本不是耸人听闻的文学作品中所说的中国哥伦布，他和他的舰队是被派去以致命的力量镇压移居外国的中国海上商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朝贡”体系以及由这一体系维持的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本来就没有什么“失去的机会”：郑和的使命有着极为消极的意义。他的主人永乐皇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接近首要的安全威胁和政策重点，也就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军队。因为成本超过了回报，“宝船船队”被取消了。在帝国时代晚期，中国的海上活动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有限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帝国，更关心内部稳定，而不是对外关系，它担心对外贸易会带来不稳定，因为这会在世俗和精神层面上引入外国思想，并使商人集聚起个人财富，而这些人是在儒家社会体系中居于最下层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当时和现在一样，中国是被国内需求驱使加入贸易的：在18世纪，它需要进口粮食，在21世纪，它需要进口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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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和中国而言，无论这两国的海军规模有多大，它们都无法声称自己是一个海权。它们在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时所使用的术语反映出了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它们都把海洋大陆化了。海洋空间的大陆化将以大陆单一文化一统天下的单调局面来取代自由、选择和进步。纵观历史，会选择海权的一直都是拒绝这种选项的较小的海洋国家。消除使这一选择成为可能的不受统治的海洋空间，可以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家铺平道路，把海权身份留给三流的运作者、超级大国的附属国。然而，无论是哪个大陆大国成了普世君主国，都很快就会有海上野蛮人来敲响它的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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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集体中，海陆身份之间的断层线正在浮出水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民粹主义式的保护主义向西半球传递了一种孤立主义的信息，而英国决定退出大陆保护主义式的欧盟则是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英国的决定反映了许多意图，但在它的最深处潜藏着的是一种海权文化的残余，一种认为1588年和特拉法尔加是构建国家身份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的意识，这种身份反映了英国长期致力于海权的历史，在这种身份中，透纳的小汽船仍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象征。欧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保护主义体系，它使大多数的成员国陷入贫困并变得幼稚，只有德国的工业获得了利益，其目的是把古老的、文化各不相同的国家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从而使21世纪的欧洲陷入了一个变成关税同盟（Zollverein）的危险。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欧洲将成为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国家——作为海权遗产的自由民主国家。当代海权面临的问题可以从地中海的难民/移民危机中看出来，欧洲的政治家没能就政策达成一致，使得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欧洲海军可以控制相关的海上通道，就像他们在索马里海域曾做过的那样，但在政治家们就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达成共识之前，海军得不到这样的指令。欧盟内部因此而引发的政治紧张，清楚地表明了由大陆国家组成的集团无力把握海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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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对中国、俄罗斯、欧洲或美国所做决策的批评，这些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海权，它们必须把陆地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来考虑。任何批评所针对的都是那些企图制造这些国家可能是海权这一错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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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代海洋国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海洋空间逐渐大陆化，对海洋的使用权日益受到限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扩大了，这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通过缩小“公海”来挑战历史悠久的无害通行权。大陆国家的战略总是试图利用沿海要塞、水雷和限制性条约来减少来自海洋的威胁。海洋国家必须采取共同行动来确保海洋对贸易保持开放，就像它对外交和战争保持开放一样：没有海上通道，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模式都将破产，它们的价值观也是如此。日本在增强自卫队的影响力和能力的同时，采取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海洋战略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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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的未来取决于西方自由国家联盟的凝聚力。当美国还在继续提供高端作战能力的时候，西方国家对海洋的控制的战略组成部分就是安全的，这使海洋国家得以繁荣发展并保护了全球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况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不是一个海权，而且已经显露出要恢复20世纪20年代孤立主义的迹象。然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取决于它在全球范围内不依赖东道主国家的支持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使海军成了关键，不依靠它，美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最重要的是“西方”的海洋国家要把美国降低参与造成的能力缺口补上，既要支持该体系，又要保护它所维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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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国家的存在与全球经济的活力密切相关，它们一贯如此。贸易使控制海上交通成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也使经济战——无论以何种形式展开——成为一种有用的战略工具，这就是中等规模的强国选择这种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海上贸易、资本形成和现代西方民主增税官僚权力之间的联系无须在此重述。我觉得，也无须重申海事行为体——不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创造日益广泛的全球化经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些行为体是通过先进的通信手段以及安全的、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交换手段联系在一起的。海洋国家仍然需要依靠外部的资源、粮食、原材料、资金和燃料来维持其经济，而大陆超级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内部资源、其自给自足的议程和旨在为内部目的服务的指令性经济来维持的，它们对国际交流的兴趣有限。目前，是大陆国家美国提供了海军力量和战略威慑力，使“西方”免受各种敌对行为者的攻击，但不要认为这种慷慨是无限制的或免费的，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的美国想要它的盟国提供支持，并保留了退回到孤立状态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系仍然在海洋占据主导地位时，它就保有使用制海权战略来影响对手的选择权，自修昔底德以来，这一战略几乎没有改变。它始于外交、威慑和警察职能——包括经济制裁，随后是经济战和从海上投送军队。海洋国家将继续建造和运营海军，以保护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并充当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集团中的一员。虽然海洋国家不会选择战争，因为战争对商业不利，但它们可能会发现，就像它们的海权先驱一样，它们没有其他选择。它们必须共同地、集体地维护无害通过大陆化的海洋空间的权利——以免被马汉称之为“大公的”海洋消失。这是西方应该作为一个集体行动来承担的使命，它与商业活动有关，并不是一种军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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