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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俄罗斯或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战略性海洋控制的任何挑战，都只存在于危言耸听者的脑海中，他们把数字与能力、吹嘘与兑现混为一谈。苏联舰队的建立是为了保卫俄罗斯帝国免受西方两栖部队、航空母舰和20世纪60年代的北极星导弹的攻击，建造它不是为了挑战西方对海洋的控制。1989年后，苏联海军瓦解了，因为它与俄罗斯的存亡毫无关系：近年来，俄罗斯海军的复苏所反映的是出生于圣彼得堡的总统的个人观点，而非现实需要。当代的俄罗斯不再像彼得大帝时期那样渴望成为一个海权，它仍然依赖于指令式经济和一种专制统治形式。2014年，普京总统占领克里米亚，收复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海军基地，它是国家英雄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在这个过程中，他严重地损害了俄罗斯海军复兴的前景。如果我们认识到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权，而且海洋对俄罗斯的核心安全问题而言从来都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个选择就完全合乎逻辑，普京的选择是有代价的。作为回应，两艘法国制造的直升机航空母舰被禁止卖给俄罗斯，它们被卖给了埃及。2017年，普京放弃了他的航空母舰建造计划：俄罗斯唯一能够建造航空母舰的造船厂在乌克兰，制造船用燃气涡轮的工厂也在那里。现代的俄罗斯军舰与其沙皇时代的前辈们一样，使用着同一批国家英雄主义的名字，这种联系强调了俄罗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算维持一支强大海军的事实，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创建、遇阻、解体和重建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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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提供支持后，它受到了有效的经济制裁，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现代化的海上经济战。在全球石油价格减半的推动下，制裁把俄罗斯推入了衰退，导致普京采取一系列适得其反的自给自足措施来打击世界贸易。俄罗斯能承受这样的代价多长时间，以及海权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民主问责等价值观，仍有待观察，自萨拉米斯之战以来，这些价值观一直是海权武器库中最强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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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太大、太强了，它们无法依赖海权，海权是种明显很古怪的身份，它的战略重要性是有限的。虽然美国在建国之初是一个海洋国家，在大西洋经济圈中运作，但它通过征服和购买获得了一个大陆，从而改变了它的身份。现代美国是从战略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海洋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回想起1948年时的遭遇，只得赶紧寻找一个新的海上“威胁”来避免被肢解。中国舰队不断扩大，在技术和战略上与前苏联舰队惊人地相似，这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并帮助维持了海军的预算。这是必要的，因为美国对海洋安全没有明显的需求，对全球航运也没有多大兴趣。它也不比中国更像个海权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不符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1890年用来定义海权（sea power）的标准。它们幅员辽阔，本质上是领土连续不断的陆上强国/帝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拥有非同小可的国内资源基础。美国对国内页岩气储备的开采可能凸显了这一点，它鼓励美国采取越来越独立的经济政策。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巨大的国内天然气储量，这将使它们在烃类燃料方面实现有效的自给自足。尽管看起来两国都有可能维持甚至继续发展各自的海军，但它们这么做是出于外交和战略上的目的，它们都不把保护海洋贸易视为自己的一项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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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没有到它沿海地区以外的地方去争夺海洋控制权的野心。中国的舰船和言论都是为其国内议程服务的，它对海洋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消极的，几千年来莫不如此。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幅员辽阔、子民众多的陆地帝国，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权，对它来说，天命的要旨就是养活人民，维持国内秩序。海洋是如此的不重要，或者说是如此的危险。中国有三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对外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但它们彼此是独立运作的。19世纪末，清帝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加强其对海军的政治控制，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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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基础上，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满足人民。在18世纪，同样注重内部稳定的中华帝国政府把贸易限制在广州这一个港口里进行，这个港口离北京非常遥远，从而阻断了西方人和本地人之间的接触，还可以在必要时完全停止贸易。如今，在国家贷款的推动下，持续了数十年的出口拉动型增长使民众就业得到了控制，但工资上涨和结构性低效降低了中国的竞争优势，而政府还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高价值制造业来对此进行弥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其海军只是其军队在海上的附属物，那么很显然，它既不是一个海权，也对支配海洋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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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有着同样漫长的海上活动历史，但它的陆地边界比这要长得多。从历史上看，这道边界是它与它不稳定和好斗的邻国共享的。尽管在19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使中国政府蒙受了羞辱，但它没有被这些侵略者推翻，而从陆地上来的侵略者则屡次达成了这一伟业。近20年来，由于中国的宣传和哗众取宠的西方著作竞相改写事实，中国的海洋史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这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海上议程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人们对修昔底德的海权概念采取了毫不关心的态度。中美两国的评论人士都经常以海权一词来描述拥有庞大海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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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由于郑和率领的“宝船船队”所进行的惊人远航，人们一直认为中华帝国对海洋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感兴趣的。帝国所进行的这些为期短暂的冒险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国家深刻地参与了海洋事务，目前还不清楚。幸运的是，学术研究推翻了这种假象。中国的皇家档案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郑和根本不是耸人听闻的文学作品中所说的中国哥伦布，他和他的舰队是被派去以致命的力量镇压移居外国的中国海上商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朝贡”体系以及由这一体系维持的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本来就没有什么“失去的机会”：郑和的使命有着极为消极的意义。他的主人永乐皇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接近首要的安全威胁和政策重点，也就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军队。因为成本超过了回报，“宝船船队”被取消了。在帝国时代晚期，中国的海上活动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有限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帝国，更关心内部稳定，而不是对外关系，它担心对外贸易会带来不稳定，因为这会在世俗和精神层面上引入外国思想，并使商人集聚起个人财富，而这些人是在儒家社会体系中居于最下层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当时和现在一样，中国是被国内需求驱使加入贸易的：在18世纪，它需要进口粮食，在21世纪，它需要进口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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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和中国而言，无论这两国的海军规模有多大，它们都无法声称自己是一个海权。它们在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时所使用的术语反映出了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它们都把海洋大陆化了。海洋空间的大陆化将以大陆单一文化一统天下的单调局面来取代自由、选择和进步。纵观历史，会选择海权的一直都是拒绝这种选项的较小的海洋国家。消除使这一选择成为可能的不受统治的海洋空间，可以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家铺平道路，把海权身份留给三流的运作者、超级大国的附属国。然而，无论是哪个大陆大国成了普世君主国，都很快就会有海上野蛮人来敲响它的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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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集体中，海陆身份之间的断层线正在浮出水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民粹主义式的保护主义向西半球传递了一种孤立主义的信息，而英国决定退出大陆保护主义式的欧盟则是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英国的决定反映了许多意图，但在它的最深处潜藏着的是一种海权文化的残余，一种认为1588年和特拉法尔加是构建国家身份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的意识，这种身份反映了英国长期致力于海权的历史，在这种身份中，透纳的小汽船仍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象征。欧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保护主义体系，它使大多数的成员国陷入贫困并变得幼稚，只有德国的工业获得了利益，其目的是把古老的、文化各不相同的国家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从而使21世纪的欧洲陷入了一个变成关税同盟（Zollverein）的危险。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欧洲将成为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国家——作为海权遗产的自由民主国家。当代海权面临的问题可以从地中海的难民/移民危机中看出来，欧洲的政治家没能就政策达成一致，使得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欧洲海军可以控制相关的海上通道，就像他们在索马里海域曾做过的那样，但在政治家们就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达成共识之前，海军得不到这样的指令。欧盟内部因此而引发的政治紧张，清楚地表明了由大陆国家组成的集团无力把握海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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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对中国、俄罗斯、欧洲或美国所做决策的批评，这些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海权，它们必须把陆地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来考虑。任何批评所针对的都是那些企图制造这些国家可能是海权这一错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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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代海洋国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海洋空间逐渐大陆化，对海洋的使用权日益受到限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扩大了，这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通过缩小“公海”来挑战历史悠久的无害通行权。大陆国家的战略总是试图利用沿海要塞、水雷和限制性条约来减少来自海洋的威胁。海洋国家必须采取共同行动来确保海洋对贸易保持开放，就像它对外交和战争保持开放一样：没有海上通道，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模式都将破产，它们的价值观也是如此。日本在增强自卫队的影响力和能力的同时，采取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海洋战略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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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的未来取决于西方自由国家联盟的凝聚力。当美国还在继续提供高端作战能力的时候，西方国家对海洋的控制的战略组成部分就是安全的，这使海洋国家得以繁荣发展并保护了全球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况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不是一个海权，而且已经显露出要恢复20世纪20年代孤立主义的迹象。然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取决于它在全球范围内不依赖东道主国家的支持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使海军成了关键，不依靠它，美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最重要的是“西方”的海洋国家要把美国降低参与造成的能力缺口补上，既要支持该体系，又要保护它所维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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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国家的存在与全球经济的活力密切相关，它们一贯如此。贸易使控制海上交通成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也使经济战——无论以何种形式展开——成为一种有用的战略工具，这就是中等规模的强国选择这种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海上贸易、资本形成和现代西方民主增税官僚权力之间的联系无须在此重述。我觉得，也无须重申海事行为体——不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创造日益广泛的全球化经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些行为体是通过先进的通信手段以及安全的、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交换手段联系在一起的。海洋国家仍然需要依靠外部的资源、粮食、原材料、资金和燃料来维持其经济，而大陆超级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内部资源、其自给自足的议程和旨在为内部目的服务的指令性经济来维持的，它们对国际交流的兴趣有限。目前，是大陆国家美国提供了海军力量和战略威慑力，使“西方”免受各种敌对行为者的攻击，但不要认为这种慷慨是无限制的或免费的，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的美国想要它的盟国提供支持，并保留了退回到孤立状态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系仍然在海洋占据主导地位时，它就保有使用制海权战略来影响对手的选择权，自修昔底德以来，这一战略几乎没有改变。它始于外交、威慑和警察职能——包括经济制裁，随后是经济战和从海上投送军队。海洋国家将继续建造和运营海军，以保护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并充当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集团中的一员。虽然海洋国家不会选择战争，因为战争对商业不利，但它们可能会发现，就像它们的海权先驱一样，它们没有其他选择。它们必须共同地、集体地维护无害通过大陆化的海洋空间的权利——以免被马汉称之为“大公的”海洋消失。这是西方应该作为一个集体行动来承担的使命，它与商业活动有关，并不是一种军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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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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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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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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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权的英雄们：大雅茅斯的纳尔逊纪念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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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后一个海权大国在20世纪40年代消失了，但海权国家的文化遗产在当代世界里仍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个世界里，实行自由、包容政策的“西方”国家为了贸易、文化和安全，通过海洋与全世界建立联系。这些国家不仅是像布克哈特所说的那样，是件“艺术品”，而且它们的身份还反映了那些深刻影响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海权国家所做出的选择。一个海权——在古希腊语中称之为“thalassokratia”——是一个有意识地选择在国家和海洋之间建立和维持一种根本关系的国家，从政治包容性到法治，这种关系贯穿了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样做的目的是取得大国地位。这是一种文化选择，不是海军力量的问题。[1]这一选择是由包容性政治——实行民主制或寡头政治的共和国——促成的。这些国家依靠海上贸易来进口包括食物在内的必需品，并以艺术、建筑、船舶和文字来表现它们的选择。一旦创造了这种人为身份，就必须通过不断的重复来维持它，慢慢地把它融到国家身份里，同时还要不断对它加以调整来适应新的现实。勒班陀战役之后，由于威尼斯共和国从教宗—哈布斯堡王朝的盟友变为了法国盟友，再加上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它迅速地修改了此战的信息。同样的，特拉法尔加的成就被放大，以便用不列颠所取得的胜利来取代英格兰击败无敌舰队的荣耀，这场胜利把苏格兰和爱尔兰也纳入了新的身份。当这一信息开始消退时，海权所面临的考验是，关键的经济利益集团——“伦敦金融城”及其前身——是否有能力调动必要的政治支持来维持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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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的敌人一直是大陆霸权帝国，主导它们的是军事力量、专制统治、陆地帝国主义和指令性经济。它们害怕海权那具有包容性的、开明的意识形态，想要用它们在陆地上和海上的武装力量来摧毁这一文化挑战。正如沃尔特·雷利爵士认识到的，布匿战争依然代表着这些不同文化之间的终极冲突：罗马毁灭了迦太基文化，因为它对罗马政治体系造成了严重挑战。1672年，路易十四入侵荷兰共和国时，他也抱有同样丝毫不加掩饰的意图，而拿破仑，这位终极的现代普世君主，很快就把“迦太基人”当成了一个侮辱性的词，他在1797年消灭了威尼斯的舰队和文化，并计划对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德意志帝国再次重复了法国人的侮辱，嘲笑英国是一个受商业驱动的“迦太基”式海上强国，这注定会在下一场“布匿战争”中落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种论调变得歇斯底里，无意中暴露出了德意志帝国称霸欧洲大陆的“罗马”式野心。这一次，制海权同样导致了新罗马帝国的失败。[2]现代大陆霸主仍然不民主，实行集权式的经济，滥用法律程序，并围绕军事力量和对被征服民族的统治来塑造其文化身份。这些宏伟帝国中最新的一个——苏联失败了，它被遏制开明的政治和经济所需的非凡努力摧毁了。它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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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制海权定义为一种任何一个拥有海军的国家都能实施的战略，从而将其与海权——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的文化核心，这个国家把海洋维度放在其身份的中心位置，并进而寻求实现不对称的影响——区别开，这可以提醒我们文化差异在国家身份构建中的重要性，即便是在“不列颠”与“欧洲”这么拥挤的空间里，也是如此。海权国家依靠海上交通来保障安全和繁荣。它们建立了商业帝国——从提洛同盟到现代的跨国公司——以维持昂贵的舰队，并凭借商业财富（其中大部分与海上贸易有关）与世袭和土地权力相结合的政治崛起。它们让海军凌驾于陆军之上，并把它们在陆地上的足迹限制在战略性的基地和经济性的转口港上，它们拥有滨海的首都和海上的英雄，使海洋成为它们文化的中心，并保持着推动探索和发现的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这些特点使雅典的帝国模式有别于波斯，迦太基的有别于罗马，英国的有别于俄罗斯。大陆列强在陆地上扩张，通过军事征服获得领土。由于实力相对较弱，海权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别处，它们追求的是贸易而不是征服，获得的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岛屿和飞地，而不是省份。当海权国家忘记这一事实时——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忘记了——会有惨痛的教训来让它们回想起自己的弱点。这些国家之所以选择海权，是因为它们缺乏成为大陆大国的规模和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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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已经没有海权大国了，但这些国家塑造了西方自由世界，并给它们的继承者留下了强有力的先进遗产，现代海洋国家强调政治包容性、法治、自由市场经济、海外贸易、弥漫着咸水味道的文化身份（从文学和艺术到民族英雄和纪念碑）、滨海的首都和压倒一切的好奇心（一种乐于旅行、学习和交流思想的意愿）。大多数开放的社会都在口头上支持雅典的政治遗产，但很少有人了解海权与包容性政治之间的关键联系。柏拉图对海洋维度的厌恶扭曲了这一论点，现代的海洋国家应该重视海权的传统，即自由开明的政治、外向型的经济和全球参与，以便更好地认识到它们与大陆军事强国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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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和迦太基世界观之间的断层线在今天仍然和汉尼拔时代一样，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不仅如此，海权国家和大陆国家在政治结构、经济、文化产出和所构建的身份上的区别，还为许多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见解。若要理解1890年到1911年间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朱利安·科贝特爵士两人为何会就制海权战略提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到科贝特生活在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海权国家里，海军力量是它主要的战略工具，海洋是其国家身份的核心要素，而马汉并非如此。在一个海权国家里生活和工作的现实主宰了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的作品，他的艺术风格形成于英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及法兰西帝国进行长达20年的生死斗争期间，法国的领袖们把这场斗争当作是布匿战争的重演。透纳的回应是把迦太基重新塑造为一个海权典范，强调了海权文化和制海权战略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的艺术作品影响到了对昔日海权国家之衰落模式和意义的探索，这一探索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知识生活，直到1945年为止。艺术家和辩论跨越时间和空间引起人们的共鸣，为我们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综合起来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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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5个国家创造了独特的海权身份，以获取大国的地位，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规模和人力资源来抵抗恪守常规的大陆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比较弱小，其经济繁荣和粮食供应实际上全靠海运贸易，失去对海洋的控制将使它们面临彻底的毁灭。它们以成为海军强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弱点，并在创建一支适宜舰队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海权国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相对优势。英国转向大海，是因为它面临着来自欧洲霸权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这种因为弱小而不得不采取的消极选择在较大的国家无法或不愿维持击败皇家海军所需的昂贵海军计划时，一直都是有效的。最早的一批海权大国——雅典和迦太基，在它们的舰队被击败的同时被消灭了，并且被憎恨和害怕海权的普世君主国吞并了。在对这些先驱进行研究之后，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以更娴熟的技巧对它们的衰落过程进行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