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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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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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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权的英雄们:大雅茅斯的纳尔逊纪念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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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后一个海权大国在20世纪40年代消失了,但海权国家的文化遗产在当代世界里仍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个世界里,实行自由、包容政策的“西方”国家为了贸易、文化和安全,通过海洋与全世界建立联系。这些国家不仅是像布克哈特所说的那样,是件“艺术品”,而且它们的身份还反映了那些深刻影响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海权国家所做出的选择。一个海权——在古希腊语中称之为“thalassokratia”——是一个有意识地选择在国家和海洋之间建立和维持一种根本关系的国家,从政治包容性到法治,这种关系贯穿了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样做的目的是取得大国地位。这是一种文化选择,不是海军力量的问题。[1]这一选择是由包容性政治——实行民主制或寡头政治的共和国——促成的。这些国家依靠海上贸易来进口包括食物在内的必需品,并以艺术、建筑、船舶和文字来表现它们的选择。一旦创造了这种人为身份,就必须通过不断的重复来维持它,慢慢地把它融到国家身份里,同时还要不断对它加以调整来适应新的现实。勒班陀战役之后,由于威尼斯共和国从教宗—哈布斯堡王朝的盟友变为了法国盟友,再加上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它迅速地修改了此战的信息。同样的,特拉法尔加的成就被放大,以便用不列颠所取得的胜利来取代英格兰击败无敌舰队的荣耀,这场胜利把苏格兰和爱尔兰也纳入了新的身份。当这一信息开始消退时,海权所面临的考验是,关键的经济利益集团——“伦敦金融城”及其前身——是否有能力调动必要的政治支持来维持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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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的敌人一直是大陆霸权帝国,主导它们的是军事力量、专制统治、陆地帝国主义和指令性经济。它们害怕海权那具有包容性的、开明的意识形态,想要用它们在陆地上和海上的武装力量来摧毁这一文化挑战。正如沃尔特·雷利爵士认识到的,布匿战争依然代表着这些不同文化之间的终极冲突:罗马毁灭了迦太基文化,因为它对罗马政治体系造成了严重挑战。1672年,路易十四入侵荷兰共和国时,他也抱有同样丝毫不加掩饰的意图,而拿破仑,这位终极的现代普世君主,很快就把“迦太基人”当成了一个侮辱性的词,他在1797年消灭了威尼斯的舰队和文化,并计划对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德意志帝国再次重复了法国人的侮辱,嘲笑英国是一个受商业驱动的“迦太基”式海上强国,这注定会在下一场“布匿战争”中落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种论调变得歇斯底里,无意中暴露出了德意志帝国称霸欧洲大陆的“罗马”式野心。这一次,制海权同样导致了新罗马帝国的失败。[2]现代大陆霸主仍然不民主,实行集权式的经济,滥用法律程序,并围绕军事力量和对被征服民族的统治来塑造其文化身份。这些宏伟帝国中最新的一个——苏联失败了,它被遏制开明的政治和经济所需的非凡努力摧毁了。它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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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制海权定义为一种任何一个拥有海军的国家都能实施的战略,从而将其与海权——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的文化核心,这个国家把海洋维度放在其身份的中心位置,并进而寻求实现不对称的影响——区别开,这可以提醒我们文化差异在国家身份构建中的重要性,即便是在“不列颠”与“欧洲”这么拥挤的空间里,也是如此。海权国家依靠海上交通来保障安全和繁荣。它们建立了商业帝国——从提洛同盟到现代的跨国公司——以维持昂贵的舰队,并凭借商业财富(其中大部分与海上贸易有关)与世袭和土地权力相结合的政治崛起。它们让海军凌驾于陆军之上,并把它们在陆地上的足迹限制在战略性的基地和经济性的转口港上,它们拥有滨海的首都和海上的英雄,使海洋成为它们文化的中心,并保持着推动探索和发现的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这些特点使雅典的帝国模式有别于波斯,迦太基的有别于罗马,英国的有别于俄罗斯。大陆列强在陆地上扩张,通过军事征服获得领土。由于实力相对较弱,海权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别处,它们追求的是贸易而不是征服,获得的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岛屿和飞地,而不是省份。当海权国家忘记这一事实时——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忘记了——会有惨痛的教训来让它们回想起自己的弱点。这些国家之所以选择海权,是因为它们缺乏成为大陆大国的规模和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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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已经没有海权大国了,但这些国家塑造了西方自由世界,并给它们的继承者留下了强有力的先进遗产,现代海洋国家强调政治包容性、法治、自由市场经济、海外贸易、弥漫着咸水味道的文化身份(从文学和艺术到民族英雄和纪念碑)、滨海的首都和压倒一切的好奇心(一种乐于旅行、学习和交流思想的意愿)。大多数开放的社会都在口头上支持雅典的政治遗产,但很少有人了解海权与包容性政治之间的关键联系。柏拉图对海洋维度的厌恶扭曲了这一论点,现代的海洋国家应该重视海权的传统,即自由开明的政治、外向型的经济和全球参与,以便更好地认识到它们与大陆军事强国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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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和迦太基世界观之间的断层线在今天仍然和汉尼拔时代一样,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不仅如此,海权国家和大陆国家在政治结构、经济、文化产出和所构建的身份上的区别,还为许多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见解。若要理解1890年到1911年间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朱利安·科贝特爵士两人为何会就制海权战略提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到科贝特生活在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海权国家里,海军力量是它主要的战略工具,海洋是其国家身份的核心要素,而马汉并非如此。在一个海权国家里生活和工作的现实主宰了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的作品,他的艺术风格形成于英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及法兰西帝国进行长达20年的生死斗争期间,法国的领袖们把这场斗争当作是布匿战争的重演。透纳的回应是把迦太基重新塑造为一个海权典范,强调了海权文化和制海权战略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的艺术作品影响到了对昔日海权国家之衰落模式和意义的探索,这一探索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知识生活,直到1945年为止。艺术家和辩论跨越时间和空间引起人们的共鸣,为我们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综合起来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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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5个国家创造了独特的海权身份,以获取大国的地位,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规模和人力资源来抵抗恪守常规的大陆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比较弱小,其经济繁荣和粮食供应实际上全靠海运贸易,失去对海洋的控制将使它们面临彻底的毁灭。它们以成为海军强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弱点,并在创建一支适宜舰队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海权国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相对优势。英国转向大海,是因为它面临着来自欧洲霸权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这种因为弱小而不得不采取的消极选择在较大的国家无法或不愿维持击败皇家海军所需的昂贵海军计划时,一直都是有效的。最早的一批海权大国——雅典和迦太基,在它们的舰队被击败的同时被消灭了,并且被憎恨和害怕海权的普世君主国吞并了。在对这些先驱进行研究之后,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以更娴熟的技巧对它们的衰落过程进行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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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的战略强调有限的战争,它们利用联盟来防止“普世君主国”的出现。而当大陆列强转变为军事超级大国时,海权国家就无法与之竞争了。迦太基之所以被毁灭,是因为当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最后三个海权能够选择在相对较为平衡的安全结构中扮演海洋国家的角色,它们可以对这些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无法主导它。英国之所以能够推迟这一选择,是因为它把岛国的地理位置和财富与一个全球帝国的人力和资源结合起来了,这些优势使欧洲北岸的一个小岛在1945年之前一直保持着大国地位。最后,经济崩溃、帝国的丢失和原子弹的出现终结了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使得美国可以凭借其经济和工业力量把制海权战略从海权身份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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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创建了贸易帝国,利用海洋把港口和海军基地连接起来——它们是海洋经济和战略的节点——同时避免在陆地上过度扩张。在一些地区,相继而起的海权帝国会相互重叠。科孚岛曾是雅典、威尼斯和英国的海军基地,而欧洲与亚洲之间贸易的要冲开普敦则由葡萄牙人建立、荷兰人开发、英国人占领。当海权创建陆地帝国时,就像英国在印度所做的那样,它们对海权概念而言都是很古怪的,而且往往是为了商业目的而运作的。不管这些陆地帝国有多成功,它们都造成了文化上的混乱,会引发大陆列强的敌意,并使海权误用其战略资源和高估其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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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来自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实行寡头政治的共和国,在那里,商人和资本家与土地贵族和受到宪法约束的统治者分享权力。政治包容使国家能够调集资源,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可以维持成本高昂的海军。海权的海军以保护贸易为主要目的,并拥有一支威慑性的战斗舰队作为后盾。大陆大国的海军与商业航运或贸易没有联系,它们专注于与敌方舰队进行“决战”和投送军队。海权国家有海洋英雄、文化、仪式和艺术,与海事有关的词汇在它们的语言里很突出,它们愿意与更广阔的世界打交道,并试图去了解遥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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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喜欢通过有限的战争、海军力量、专业军队和联盟来维持现状,它们往往对战争的好处看得清清楚楚,总是强调商业利益,它们的战略偏好经常因为需要与遵循大陆议程的盟国合作而受到影响。在拿破仑时代,英国依靠的是经济战争、外围行动和对盟国的广泛经济支持,而不是大规模的军队。在20世纪,它作为一个大陆大国参加了两次全面战争,除了维持占主导地位的海军之外还进行了征兵,调集了大规模的军队,结果因为人力和经济成本而破产、崩溃。现代英国在由大陆问题所主导的联盟体系中扮演一个中等强国的角色,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政治家们会追随美国卷入徒劳无功的大陆冲突,尤其是在阿富汗,英国不到那里去才能得到最显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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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身份仍然很重要,尽管它已经成为西方的集体财产,而不是单个国家的专属。然而,它缺乏可以追溯各海权大国的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清晰明了的阐述。由于海权身份与制海权战略的分离,这一问题更严重了。60年来,西方海洋国家一直依靠美国海军来保障海洋安全。它们不再对自己的海上安全负责,未能维持或发展海洋身份、国家对海洋的关注以及保护它们的海上利益所必需的舰队,这一失误很严重,因为海洋身份一直都是构建起来的。它们需要不断得到更新:现代概念的“海盲症”表明国家和政府没能维持这一身份。虽然海外贸易、资源依赖和海军预算之间曾经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但现代世界却把自由使用海洋视为理所当然的,认为航运服务与国家政策完全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汉所预料的那样,民主的扩大削弱了国家与海洋之间的联系,使大陆列强得以与海洋国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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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古代的罗得斯、近代早期的热那亚和后海权时代的威尼斯这样比较小的海权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以海洋为中心的政治体作为商业中心、海军承包商和银行家运转于多极的政治体系中。它们的文化与海权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没有取得大国地位的规模和雄心。今天,这样的国家依然和海洋保持着密切联系,海洋在它们的国民经济产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它们非常依赖海外的资源,从事与航运、海洋经济利益、石油及天然气、渔业、风力发电、造船厂、码头、港口、国际金融等与海洋经济活动相关之职业者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无法对这种联系做准确计算,因为它还包含了文化、身份、历史和神话等无形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判断,它首先都不是一种军事上的计算。自1945年以来,海洋国家不断增加,这是因为,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自由地将海洋用于商业目的的权利没有受到质疑。海洋国家不控制海洋,运送粮食、燃料和原材料的船只实际上是无保护的,它们往往处于民族国家的控制之外。许多海洋国家依靠国际法和共同利益的结合,而不是海军力量,来确保海运活动不受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的阻碍。事实上,当代大多数海军在和平时期的任务都与陆地问题有关,从反弹道导弹防御到打击海盗、毒品贸易、武器走私和人口贩运等。自1945年以来,保护海上贸易很少成为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的油轮战,以及打击索马里海盗就是西方采取此类行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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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以来,海洋控制一直是由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单独或联合行使的,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朝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或许都对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深恶痛绝,但它们缺乏在海上挑战这一秩序的能力。正如彼得大帝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能力既昂贵又难以获得。作为替代,基地组织袭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它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象征着传播了民主、个人自由、政治问责、法治和自由选择之意识形态的商业活动。海洋一直是激进和危险思想的载体。柏拉图和孔子想要远离海洋,但人类进步的方向始终与他们的期望相反,朝向了海洋和包容,远离了极权主义政治那种面向内部的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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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全球政治的大断层线最后总是会落到陆地和海洋国家截然不同的性质上来。当代“西方”与其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出了以威权统治、意识形态一致性、指令性经济、封闭的边界和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对海洋作为破坏稳定的思想之载体的根深蒂固的焦虑为特征的大陆体系与以包容性政治、开放外向的社会、法治、个人自由和经济机会为特征的海权国家遗产之间深刻的文化差异。停滞与进步、封闭的思想与开放的海洋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动力。它在今天仍然和在罗斯金写下那不朽的文句时一样重要,即使我们已经无法重新获得他那种绝对信念了。海权仍是一个被构建起来的身份,它跨越时间和空间不断演化。认识到这一过程的连续性,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不论我们是谁——是如何走到现在的。未来永远属于海权,但这一身份依然有待于人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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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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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牛津英语词典》忽略了身份的问题。它把海权定义为:1.“一个在海上具有国际控制力或影响力的民族国家或国家。”2.“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就普遍情况而言,多个民族国家)进行海上战争的实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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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Stibbe,German Anglophobia and the Great War,1914–191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3,64,6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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