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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5个国家创造了独特的海权身份，以获取大国的地位，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规模和人力资源来抵抗恪守常规的大陆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比较弱小，其经济繁荣和粮食供应实际上全靠海运贸易，失去对海洋的控制将使它们面临彻底的毁灭。它们以成为海军强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弱点，并在创建一支适宜舰队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海权国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相对优势。英国转向大海，是因为它面临着来自欧洲霸权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这种因为弱小而不得不采取的消极选择在较大的国家无法或不愿维持击败皇家海军所需的昂贵海军计划时，一直都是有效的。最早的一批海权大国——雅典和迦太基，在它们的舰队被击败的同时被消灭了，并且被憎恨和害怕海权的普世君主国吞并了。在对这些先驱进行研究之后，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以更娴熟的技巧对它们的衰落过程进行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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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的战略强调有限的战争，它们利用联盟来防止“普世君主国”的出现。而当大陆列强转变为军事超级大国时，海权国家就无法与之竞争了。迦太基之所以被毁灭，是因为当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最后三个海权能够选择在相对较为平衡的安全结构中扮演海洋国家的角色，它们可以对这些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无法主导它。英国之所以能够推迟这一选择，是因为它把岛国的地理位置和财富与一个全球帝国的人力和资源结合起来了，这些优势使欧洲北岸的一个小岛在1945年之前一直保持着大国地位。最后，经济崩溃、帝国的丢失和原子弹的出现终结了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使得美国可以凭借其经济和工业力量把制海权战略从海权身份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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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创建了贸易帝国，利用海洋把港口和海军基地连接起来——它们是海洋经济和战略的节点——同时避免在陆地上过度扩张。在一些地区，相继而起的海权帝国会相互重叠。科孚岛曾是雅典、威尼斯和英国的海军基地，而欧洲与亚洲之间贸易的要冲开普敦则由葡萄牙人建立、荷兰人开发、英国人占领。当海权创建陆地帝国时，就像英国在印度所做的那样，它们对海权概念而言都是很古怪的，而且往往是为了商业目的而运作的。不管这些陆地帝国有多成功，它们都造成了文化上的混乱，会引发大陆列强的敌意，并使海权误用其战略资源和高估其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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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来自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实行寡头政治的共和国，在那里，商人和资本家与土地贵族和受到宪法约束的统治者分享权力。政治包容使国家能够调集资源，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可以维持成本高昂的海军。海权的海军以保护贸易为主要目的，并拥有一支威慑性的战斗舰队作为后盾。大陆大国的海军与商业航运或贸易没有联系，它们专注于与敌方舰队进行“决战”和投送军队。海权国家有海洋英雄、文化、仪式和艺术，与海事有关的词汇在它们的语言里很突出，它们愿意与更广阔的世界打交道，并试图去了解遥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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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喜欢通过有限的战争、海军力量、专业军队和联盟来维持现状，它们往往对战争的好处看得清清楚楚，总是强调商业利益，它们的战略偏好经常因为需要与遵循大陆议程的盟国合作而受到影响。在拿破仑时代，英国依靠的是经济战争、外围行动和对盟国的广泛经济支持，而不是大规模的军队。在20世纪，它作为一个大陆大国参加了两次全面战争，除了维持占主导地位的海军之外还进行了征兵，调集了大规模的军队，结果因为人力和经济成本而破产、崩溃。现代英国在由大陆问题所主导的联盟体系中扮演一个中等强国的角色，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政治家们会追随美国卷入徒劳无功的大陆冲突，尤其是在阿富汗，英国不到那里去才能得到最显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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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身份仍然很重要，尽管它已经成为西方的集体财产，而不是单个国家的专属。然而，它缺乏可以追溯各海权大国的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清晰明了的阐述。由于海权身份与制海权战略的分离，这一问题更严重了。60年来，西方海洋国家一直依靠美国海军来保障海洋安全。它们不再对自己的海上安全负责，未能维持或发展海洋身份、国家对海洋的关注以及保护它们的海上利益所必需的舰队，这一失误很严重，因为海洋身份一直都是构建起来的。它们需要不断得到更新：现代概念的“海盲症”表明国家和政府没能维持这一身份。虽然海外贸易、资源依赖和海军预算之间曾经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但现代世界却把自由使用海洋视为理所当然的，认为航运服务与国家政策完全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汉所预料的那样，民主的扩大削弱了国家与海洋之间的联系，使大陆列强得以与海洋国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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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古代的罗得斯、近代早期的热那亚和后海权时代的威尼斯这样比较小的海权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以海洋为中心的政治体作为商业中心、海军承包商和银行家运转于多极的政治体系中。它们的文化与海权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没有取得大国地位的规模和雄心。今天，这样的国家依然和海洋保持着密切联系，海洋在它们的国民经济产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它们非常依赖海外的资源，从事与航运、海洋经济利益、石油及天然气、渔业、风力发电、造船厂、码头、港口、国际金融等与海洋经济活动相关之职业者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无法对这种联系做准确计算，因为它还包含了文化、身份、历史和神话等无形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判断，它首先都不是一种军事上的计算。自1945年以来，海洋国家不断增加，这是因为，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自由地将海洋用于商业目的的权利没有受到质疑。海洋国家不控制海洋，运送粮食、燃料和原材料的船只实际上是无保护的，它们往往处于民族国家的控制之外。许多海洋国家依靠国际法和共同利益的结合，而不是海军力量，来确保海运活动不受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的阻碍。事实上，当代大多数海军在和平时期的任务都与陆地问题有关，从反弹道导弹防御到打击海盗、毒品贸易、武器走私和人口贩运等。自1945年以来，保护海上贸易很少成为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的油轮战，以及打击索马里海盗就是西方采取此类行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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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以来，海洋控制一直是由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单独或联合行使的，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朝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或许都对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深恶痛绝，但它们缺乏在海上挑战这一秩序的能力。正如彼得大帝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能力既昂贵又难以获得。作为替代，基地组织袭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它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象征着传播了民主、个人自由、政治问责、法治和自由选择之意识形态的商业活动。海洋一直是激进和危险思想的载体。柏拉图和孔子想要远离海洋，但人类进步的方向始终与他们的期望相反，朝向了海洋和包容，远离了极权主义政治那种面向内部的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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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全球政治的大断层线最后总是会落到陆地和海洋国家截然不同的性质上来。当代“西方”与其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出了以威权统治、意识形态一致性、指令性经济、封闭的边界和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对海洋作为破坏稳定的思想之载体的根深蒂固的焦虑为特征的大陆体系与以包容性政治、开放外向的社会、法治、个人自由和经济机会为特征的海权国家遗产之间深刻的文化差异。停滞与进步、封闭的思想与开放的海洋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动力。它在今天仍然和在罗斯金写下那不朽的文句时一样重要，即使我们已经无法重新获得他那种绝对信念了。海权仍是一个被构建起来的身份，它跨越时间和空间不断演化。认识到这一过程的连续性，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不论我们是谁——是如何走到现在的。未来永远属于海权，但这一身份依然有待于人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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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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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牛津英语词典》忽略了身份的问题。它把海权定义为：1.“一个在海上具有国际控制力或影响力的民族国家或国家。”2.“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就普遍情况而言，多个民族国家）进行海上战争的实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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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Stibbe,German Anglophobia and the Great War,1914–191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3,64,6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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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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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部手稿即将出版的时候，作者都会回到开头，反思别人——共事的学者、学生、家人和朋友——对自己的帮助，在这个令人愉快的松散分类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指的往往是同一批人。此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还欠了那些已经过世的人的“债”，这笔“债”是在回顾他们于很久之前为了与我们非常不同的读者而写下著作时欠下的。这些作者的思想和论点贯穿了本书，它们是后世作品的基石。我无法当面感谢他们，只希望他们不会因为我对他们作品的理解而太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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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里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与我辩论时分享了他们的观点，给我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和明智的建议。我对他们感激不尽，但想要毫无遗漏地致谢是愚蠢的。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朋友约翰·费里斯（John Ferris），他对这一论点的反复思考比任何人都多，他提供了合理的建议、清晰的判断和诚实的批评。我另一位多年的朋友比阿特丽斯·霍伊泽尔（Beatrice Heuser）也是如此，还有理查德·哈丁（Richard Harding），他们三位都在远远超出历史范畴的领域内分享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指出了文本中的韵律。我的同事艾伦·詹姆斯（Alan James），很高兴能与他一起在伦敦国王学院讲授海军历史课程，他阅读了原稿，并以他那令人愉快的、略带嘲讽的超然态度和我探讨了把法国和英国分离开的许多事情。我非常感谢他以及战争研究系的支持。玛丽亚·福萨洛、拉里·费雷罗（Larrie Ferreiro）和吉杰斯·隆美尔塞阅读了与他们专业领域相关的章节草稿，纠正了我的错误并提供了极好的建议。迈克尔·塔珀（MichaelTapper）和凯瑟琳（Cat herine Scheybeler）通读了全书，而且，尽管有相反的指示，凯瑟琳还是对倒数第二稿进行了校对，发现了比作者所预料的更多的录入错误和差错。还有更多的朋友和同事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我把最初的前提变成了一个连贯的论点，我只希望他们不会对最终的结果太过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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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感谢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40年前，就是他鼓励我追求自己兴趣的，已故的布莱恩·兰夫特（Bryan Ranft）教会我的远比我当时意识到的要多，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Sir Lawrence Freedman）让我在最好的部门工作，就是在这里，我写了这么一本书，还有他的继任者们，他们把独特的跨学科研究精神保持下来了。我在战争研究系里的许多同事用文字、思想、时间和此地独特的友情支持了这个计划，但没人比得上阿莱西奥·帕塔拉诺给我的支持，他是位研究东亚及其他地区海权身份的学者，还有马库斯·福克纳（Marcus Faulkner）和卡洛斯·阿尔法罗·扎福特扎（Carlos Alfaro Zaforteza），他们为另一种选择——海军强国的大陆模式做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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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建立在其他人的学术研究——著作、论文和其他产出——的基础上的：从一个档案资料来源中引用的引文是从另一个计划中借用的，因为它如此完美地表达了论点。如今，各种在线资源——书籍、期刊和数据——对这样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这些资源对那些从卡片索引、铅笔和打字机的时代开始工作的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在现代做学术研究，障碍变得更少了，但这种丰富性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发起了挑战。设定界限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本旨在引发争论的书中，我选择了简明扼要。我非常清楚这一选择所带来的明显局限性，但如果不这样做，这个计划将会耗尽作者的精力、超过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下一轮预定从2021年开始）的时间线并让读者失去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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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大学出版社伦敦办事处团队的大力协助下，朱利安·卢斯（Julian Loose）再次监督了这本书从委托出版到成书的整个过程，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son）以高超的技巧修正了难以避免的由作者造成的晦涩之处。尽管朋友和同事们为本书尽了最大的努力，本书仍有很多不完美之处，这些地方都由我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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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我的家人一直陪伴我，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支持的意义和它的重要性难以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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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兰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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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5日于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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