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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的威胁过去之后，萨拉米斯之战的结果使雅典成为希腊的盟主。其霸权的结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这个长达27年的苦战，不仅使双方主要交战国精疲力尽，连所谓的中立国也受到严重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战略上常常犹豫不决和无的放矢，所以才会使战争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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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阶段中，斯巴达（Sparta）和它的同盟国，准备向阿提卡（Attica）作一次直接的侵入。他们却为伯里克利（Pericles）的战争政策所阻，他拒绝和敌人作陆上的战斗，而只用雅典的优势海军，到处发动突袭，以消磨敌人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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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伯里克利战略”是和“费边战略”（Fabian strategy）齐名，但是这种说法却很容易引起误解。为了使思想澄清起见，名词的定义也一定要力求正确。“战略”这一个名词，最好是限于“为将之道”（generalship）的范围内——即以实际指挥兵力作战为限，而与使用其他手段——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方面——的政策有别。这种政策也可以说是一种较高级战略的应用，我们可以另外创造一个名词，那就是“大战略”（gr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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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间接路线的战略，其目的就是要设法使敌人丧失平衡，以产生一个决定性的战果。若以此来看，那么伯里克利的计划应该算是一种大战略，它的目的是想逐渐使敌人丧失耐性；最后使他认清没有战胜的希望。对于雅典人可以说是很不幸的，在这个精神和经济的消耗战中，突然来了一次大瘟疫，使他们转入不利的阶段。于是到了公元前426年，伯里克利的消耗战略，就为克里昂（Cleon）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直接攻势战略取而代之。这种战略的成本要高得多了，虽然有一些卓越的战术性成功，但是总结果并不太好。接着在公元前424年的初冬时节，斯巴达的名将布拉西达斯（Brasidas）一口气就把雅典人辛辛苦苦所赢来的成绩，完全扫荡干净。他的办法是对着敌人的根本，采取战略行动。绕过雅典本身，他迅速向北进展，以进攻雅典在卡尔西德斯（Chaleidice）的领土——这里素有雅典帝国的“阿基里斯脚跟”（Achilles heel）之称。一方面使用军事力量，一方面用自由和保护的诺言，来鼓动各个城市背叛雅典。这个行动使雅典的守军大为震惊，于是他们派主力驰援，在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为斯巴达军所大败。虽然在胜利中布拉西达斯也同时战死了，可是雅典人仍然愿意和斯巴达人订定一个吃亏的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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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假和平时期中，雅典人虽然一再发动远征的行动，但始终不曾收复他们在卡尔西德斯的立足点。于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攻击手段，雅典人决心向西西里（Sicily）之锁钥的叙拉古，发动一次远征。该地是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主要的海外粮食供应地。这当然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但却具有一个重要的弱点，那就是它并非以敌人的实际同盟国为攻击对象，而是以他在贸易上的伙伴为对象。所以结果不但未能牵制敌人的兵力，反而更吸引了新的生力军，来和自己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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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假使在执行上不犯一连串的错误——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则也许还可能有成功的希望。若是真能成功，则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足以使整个战局改观。亚西比德（Alcibiades）本是这个计划的拟定者，却中途受了国内政敌的暗算，被迫解除兵权。因为他知道回国之后，必然会被判处死刑，所以他就逃往斯巴达，并且帮助对方来对付他自己所拟定的计划。尼基亚斯（Nicias）本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的人，现在反而奉命来执行这个计划。由于他的冥顽不灵，终于使雅典吃了一个大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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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陆军在叙拉古被歼灭之后，只好再利用海军来自卫，经过了9年的海战，结果使它不仅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新和约，而且还重新建立了它的大帝国。可是好景不长，斯巴达在公元前405年，又出了一位海军名将赖桑德（Lysander），终于使雅典从此一蹶不振。依照《剑桥古代史》的叙述：“他的作战计划是避免战斗，而专事攻击雅典帝国的各个要害，使雅典人无法应付。”这第一句话并不太正确，因为他并未绝对避免战斗，而是用避战为手段，以来寻求一个有利的决战机会。他神出鬼没地掉换他的航线，终于达到了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出口处，于是他在那里等候从朋提克（Pontic）运输粮食前往雅典的船只。因为这个粮食的供应对于雅典是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以雅典的指挥官赶紧带着总数180艘军舰的全部舰队，开往护航。一连4天，他们都无法引诱赖桑德出战，而他更装作窘相百出的样子，使雅典人深信他是已经被围困住了。于是他们就没退入塞斯托斯（Sestos）的安全港口中，而是留在开阔的海面上。到了第5天，雅典的多数海军人员都已经上岸去寻找食物，赖桑德却突然全军冲出，几乎兵不血刃就把雅典的舰队一网打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为这个最长的战争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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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长达27年的争霸战中，有二十余次的直接战略都全告失败，通常都是使主动的一方吃了大亏。由于布拉西达斯打击在雅典的根本上，所以才使雅典的最后失败成为定局。亚西比德的计划，从大战略方面来说，也是一条间接路线，以斯巴达在西西里的经济根源为攻击对象。这对于雅典而言，是唯一转败为胜的希望。再拖了10年，由于在海战中采取了一条战术性的间接路线，才使斯巴达获得了一次大胜——但这个行动本身又是在大战略上采取新间接路线的后果。以经济目标为攻击对象，赖桑德希望至少可以使敌人的力量逐渐枯竭；但由于这个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愤怒心理，终于又使他获得了一个实行奇袭的有利机会，最后才使他迅速获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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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帝国的衰落，使得在下一阶段的希腊历史中，由斯巴达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于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何者是使斯巴达丧失霸权的主要因素？这个答案是一个人，以及他对于战争艺术和科学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兴起之前，底比斯（Thebes）就已经摆脱了斯巴达的羁绊，而成为独立国家。当斯巴达的大军经过皮奥夏（Boeotia）所向无敌的时候，底比斯人却使用后人所谓的“费边战略”，拒绝和敌人发生战斗——就大战略方面而言，这是一种间接路线，但就战略方面而言，这却仅是闪避的行动而已。这个方法使得底比斯获得了足够的时间，以来发展一支职业性的精兵，号称“神圣部队”（Sacred Band），在此后的作战中，这支兵力总是被当作矛头使用。同时，它也获得了时间和机会，来鼓励各城邦反对斯巴达人。对于雅典人而言，他们又解除了陆上的压迫，而可以集中全力来重建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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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公元前374年，雅典同盟，包括底比斯在内，迫使斯巴达和他们缔结了一个有利的和约。虽然这个和约很快就破裂了，但由于雅典的海军敢于冒险作战，所以在3年之后，又重新召开了一个新的和会——到了此时，雅典同盟本身对于战争也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和会上，收回了它在战场上所丧失权利的大部分，并设法使底比斯与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遂开始专以毁灭底比斯为目的。可是当公元前371年，斯巴达的陆军——在传统上它是素质较优，但实际上却是数量较多（一万对六千）——开入皮奥夏的时候，却在留克特拉（Leuctra）为埃帕米农达所率领的底比斯新型陆军所击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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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帕米农达不仅放弃了根据几百年来之旧经验所建立起来的战术方法，而且无论在战术、战略和大战略方面，他都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以供后来的名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甚至于他的组织设计也能够永生或复活。因为从战术上看，使腓特烈大帝负有盛名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实际上只是把埃帕米农达所用的方法，略加以修正而已。在留克特拉之战中，埃帕米农达违反了通常的惯例，不仅把他最好的兵力，而且更把他最多的兵力，都放在左翼方面，于是遂使他的中央和右翼的脆弱兵力向后收缩，而使对于敌人的一翼上，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这也是敌方将领所在的地方，所以也是他们意志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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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克特拉之战后1年，埃帕米农达率领着新成立的阿卡迪亚同盟（Arcadian League）联军，开入斯巴达本土。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脏地区，本来一直都是斯巴达的禁区，从来不曾受过外国的侵略。这一次进军的特点，充分表现出它的间接路线性质。时间是在仲冬，共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采取向心的方向，以分散对方的兵力和迎击的方向。专以此点而论，在古代，甚至于在拿破仑时代以前，都要算是绝无仅有了。但是不仅如此，埃帕米农达还表现出他对于战略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当他的兵力在卡尔亚（Caryae）集结之后——距离斯巴达只有20英里——他却溜过了这个都城本身，而向它的后方活动。这个行动是具有预先估计的附带利益，足以使侵入军号召相当数量的希洛人（Helots，编注：美西塞亚地区之原住民，斯巴达人占领此地后，原住民遂沦为农奴或仆役阶级）和其他的不满分子，参加作战。不过斯巴达人却向这些人民，提出允许解放的紧急诺言，以来阻止这种危险的内忧发展；此时伯罗奔尼撒其他同盟国的强大援军也如期赶到，使这个不战而陷敌之城的机会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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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帕米农达不久就认清了斯巴达绝对不肯被诱出战，而长时间的围攻又会使他的杂牌部队自行瓦解。于是他马上把这个已经磨钝了锋口的战略武器，换成一个更锐利的武器——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在依索米山（Mount Ithome）上，这是美塞尼亚（Messenia）的天然卫城，他建立了一个城市，把它当作一个新美塞尼亚国的首都。把所有依附他的人民都安顿在这里，把这次侵入战中所获得的一切战利品，当作是这个新国家的基金。这个国家在希腊南部，对于斯巴达构成一个监视和对抗的力量。这个国家站稳了之后，斯巴达就会丧失它所有领土的一半和大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在阿卡迪亚的米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所建立的基地，又构成另外一道防线，于是斯巴达在四周都受到政治性和要塞线的包围，所以它在军事优势上的经济根本也已经被切断。仅仅经过了几个月的战争，埃帕米农达就离开了伯罗奔尼撒，他在战场上并未赢得胜利，但是他的大战略却使斯巴达的国力基础受到了真正的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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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国内的政客们，却希望能获得一个毁灭性的军事胜利，所以感到很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使用短视的政策和错误的外交，逐渐使国家丧失了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结果阿卡迪亚同盟中的其他国家，由于自负和野心的驱使，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德，而想要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362年，底比斯就面临着最后选择的关头，除非使用实力来维护他的权威，否则就必须牺牲它的威望。它对于阿卡迪亚的行动，使希腊诸国又重新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这也可以说是底比斯的大幸，它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可供驱策，而且他一手推动的大战略，现在也已经结果了——由于他手创了美塞尼亚和米加罗波利斯两个新国的缘故，现在不仅足以监视斯巴达，而且也更使底比斯的实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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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进入伯罗奔尼撒，在提吉亚（Tegea）与他的同盟军会合在一起，于是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在斯巴达军和其他反底比斯国家联军的中间——后者已经集中在曼丁尼亚（Mantinea）。斯巴达人采取迂回的路线，准备与他们的同盟军会合，此时埃帕米农达乘着黑夜的掩护，突然率领一支机动的纵队向斯巴达军进攻。斯巴达本可能会全军覆没，但由于有一个逃兵事先泄漏了消息，所以斯巴达军才兼程赶回首都，因而幸免于难。于是他决定用会战的方式，来寻求一次决定性的结果，从提吉亚直趋曼丁尼亚。其间距离约为12英里，须沿着一个葫芦形的谷地前进。敌人在只有1英里宽的腰部，占领着坚强阵地，准备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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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前进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战略和战术的分界线，不过这种分界线实在只是虚拟的，同时他这一次的胜利，其原因要归功于他的间接路线，而并非实际的接触。最初，埃帕米农达直接向敌人的阵地前进，敌军在他的进路上严阵以待——这是一条自然预期的路线。可是，走过了几英里之后，他突然转向左方，转入了一个突出横岭的下面。这一个出奇的行动，使敌人的右翼方面受到侧击的威胁；为了使敌人的战斗部署丧失更大的平衡，他又停止不进，并命令部队把武器放在地上，好像是准备要宿营的样子。这个诱敌计划成功了，敌人居然也放松了战斗的准备，准许兵员散开和马匹松缰。这个时候，埃帕米农达的大军，在轻装部队的掩护下，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战斗的部署——和留克特拉的布置大致相似，但有若干的改进。于是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的军队拾起他们的兵器，横扫直前——当敌人已经丧失了平衡之后，胜负是早已成为定局了。在胜利的途中，埃帕米农达也逝世了，他的死对于后代也构成一个同样有价值的教训——这是一个非常惊心怵目的例证：证明了无论是一个国家或是一支军队，假使它的头脑麻痹了，那么全体也就会很快地随之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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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又过了20年，才又发生一次决定性的会战，结果使希腊的霸权又转移到马其顿人的手里。其意义之重要不仅是因为它那伟大的结果，而且这个公元前338年的会战也是一个极明显的例证，足以显示政策和战略之间是如何的相辅相成，同时战略的运用又是如何把地理上的障碍，由有害变为有利。这个挑战者虽然也算是希腊人，但却一直被当作是局外人。此时底比斯和雅典却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c League）对抗如日东升的马其顿。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国外的支援——波斯国王——不论在历史渊源或人类天性上，这个行动都要算是一个奇谈。这一次，又似乎是这个挑战者，曾经认清了间接路线的价值。甚至马其顿国王菲利普（Philip）企图夺取霸权的藉口也都是间接的，因为他只是被邀请参加近邻同盟会议（Amphictyonic Council），以协助惩罚阿姆菲萨（Amphissa）的工作——这个国家位于皮奥夏西部，因为犯了渎神罪而成为众矢之的。菲利普之被邀请，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示意，结果虽促使底比斯和雅典两国联合起来反对他，但至少却使其他的国家保持着善意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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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南前进之后，菲利普到了塞提纽门（Cytinium），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这是敌人所预期的路线——而改去占领埃拉提亚（Elatea），并在那里建立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换，即足以暗示出他较广义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暗示出一种战略性动机，后来的事实即足以证实此点。底比斯和皮奥亚的联军封锁住了进入皮奥夏的道路：（一）西线由塞提纽门到阿姆菲萨，（二）东线由埃拉提亚到克罗尼亚（Chaeronea），并通过巴拉波塔米（Parapotamii）隘路。第一条路线好像是“L”字中之一直，而经过塞提纽门到埃拉提亚的一段路线又好像是下面一横，至于再经过隘路延长向克罗尼亚的那一段，则又像最后的一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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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未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之前，菲利普又采取新的步骤，以削弱对方的力量——在政治方面，他提出重建弗西亚诸邦（Phocian communities）——这是底比斯过去所征服的地区。在精神方面，他又自称为特尔斐神（the God of Delphi）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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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公元前338年的春天，使用了一条妙计把他的进路扫清之后，菲利普马上就向前跃进。在占领埃拉提亚之后，他已经把敌人在战略方面的注意力，吸引到东面这条路线上面来了——这条路线现在已经变成了预期路线——于是他又安排了一封假信，说他要回到色雷斯（Thrace），故意让信落在敌人的手里，以使防守西面路线的敌军，分散他们在战术上的注意力。接着他就从塞提纽门采取迅速的行动，乘着黑夜偷过隘路，在阿姆菲萨冲入了皮奥夏的西部。一直再向诺帕克图斯（Naupactus）压迫，打通出海的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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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不过距离据守东线的敌军，尚隔有相当的距离。于是敌军遂自行撤离巴拉波塔米隘路，不仅是因为他们若再守下去，其退路将被切断，而且实际上再守下去也无价值可言。可是，菲利普还是继续出奇制胜，又采行另外一条新的间接路线。他不从阿姆菲萨向东前进，因为那必须要经过山地，足以增强敌人的抵抗力。他突然又从塞提纽门和艾拉提亚把他的全部兵力撤回，再转向南面经过现在已经无人防守的巴拉波塔米隘路，在克罗尼亚追上了敌军，并发起了攻击。这个巧妙的行动即足以为他后来的会战奠定胜利的基础。再加上他的高明战术，遂收到了完全的战果。他首先诈败，以引诱雅典人离开原有的阵地，向前追击；当他们进入了低地之后，菲利普马上发动逆袭，把他们击溃。由于克罗尼亚一战的成果，马其顿取得了希腊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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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正要继续向亚洲发展的时候，菲利普却不幸中道崩殂，留下他的儿子来完成他的遗志。亚历山大（Alexander）所承继的遗产，不仅有他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另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物质价值的遗产，那就是在公元前336年，由于菲利普的指导，马其顿人占领了达达尼尔桥头阵地。（注：菲利普在青年时期，曾以人质的身份在底比斯度过了三年的时光。那正是埃帕米农达的鼎盛时期。所以菲利普对他有极深的印象，以后在马其顿陆军的战术上，还可以找到这种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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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研究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图，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由一连串的“之”字形所组成。从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间接性”的原因是政治多于战略的。虽然政治也可以算是属于大战略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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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早期战役中，他的战略直截了当，殊少变化。原因有两点：（一）年轻时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廷和胜利气氛之中长大的，所以他的“英雄主义”色彩要比历史上任何名将都更浓厚。（注：当他开始出发东征的时候，亚历山大曾经戏剧性地把古希腊人远征特洛伊〔Troy〕的故事重演了一次。当他的大军正在等候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亚历山大本人却率领着一小队精兵，在依流门〔Ilium〕附近登陆，那是传说中古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中的停船之地。于是他进到古城的遗址，在雅典娜〔Athena〕的神庙中举行了牺牲祭典，再作了一次战斗演习，然后在著名的阿基里斯的墓地上——这是他神话上的祖先——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些象征性的表演完毕之后，他才赶上了他的大军，开始作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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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重要的理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兵力和战术，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凭着这种优势即足以迅速的击败对方，因此当然不需要先用战略的手段，以使对方丧失平衡。所以他对于后世的教训是在两个极端方面——大战略和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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