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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3世纪，还有很多战略巧妙运用的例证。第一个是发生在1216年，英国国王约翰（King John）在几乎完全亡国之后，居然在一战之中又把它挽救了回来。这一次的战役是纯粹战略的运用，完全与战斗不相混杂。他的工具就是机动性，堡垒所具有的坚强抵抗力，以及城市中人民对于“男爵”（Baron）们和他们的外国盟友法国国王路易（Louis）的传统厌恶心理。当路易在东肯特登陆之后，立即就占领了伦敦和温切斯特（Winchester），约翰的兵力太薄弱，不足以在会战中与对方交手，而多数的乡村都是控制在男爵们的手里。但是约翰却还保有温莎（Windsor）、里丁（Reading）、瓦林福德（Wallingford）和牛津（Oxford）等要塞——它们足以控制着泰晤士河（Thames）之线，并且把男爵们的势力隔绝在南北两边。同时重要的多佛要塞也仍然留在路易的后方。约翰本身已退到多塞特（Dorset），可是等到情况逐渐明朗之后，在7月间，他开始向北进到伍斯特（Worcester），确保住了塞文河（Severn）之线，于是建立了一道屏障，使叛乱的狂潮不能向西面和南面流动。于是他再移师东指，沿着已经占稳了的泰晤士河之线，好像是以解救温莎之围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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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围攻温莎的敌军深信不疑，他又派遣了一个威尔士弓弩手的支队，乘着黑夜向敌人营地射击，而他自己却转向东北方，由于这样的安排，才使他先赶到了剑桥（Cambridge）。他现在横跨着通向北方的大路，又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此时法军的主力却都为多佛的围攻战所吸引，不能脱身。虽然在10月间，约翰本人病故，结束了他的统治，可是他的成功却已经使反叛的地区缩减并分化，由于失败的关系，叛徒和他们盟友之间也发生很多的冲突。假使说他是因吃多了桃子和新麦酒的缘故而送命的，那么他们的希望也就是因为吃多了战略据点而被断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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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年，受了爱德华亲王（Prince Edward，即以后的爱德华一世）的战略打击之后，第二次男爵们的叛乱又复功败垂成。因为英王亨利三世（Henry Ⅲ）在刘易斯（Lewes）的战败，遂使英格兰各地几乎都完全控制在男爵们的手里，只有威尔士边界地区例外。蒙德福特（Simon de Montfort）就开始向这一方面进展，越过了塞文河，率领他的常胜军一直深入到纽波特（Newport）为止。爱德华亲王刚刚从叛军手中逃了出来，也回到这个边界上的地区，来收集勤王的兵力。他首先攻占了蒙德福特后方，塞文河上的桥梁，一直钻到敌人的后方，于是破坏了蒙德福特的原定计划。爱德华不仅把敌人赶过了乌斯克河（Usk），同时又派遣三艘大划船组成了一个突袭队，攻击停在纽波特的敌人船只，打乱了敌方用船只把军队运回英格兰的新计划。于是蒙德福特被迫只好采取一个迂回的路线，向北通过威尔士的蛮荒地区，做艰苦的行军。此时爱德华却退到乌斯特，扼守着塞文河，以等候敌人的到来。当蒙德福特的儿子从英格兰的东部领兵救援时，爱德华利用他的中央位置，把这两位分别盲目前进的父子，予以各个击破——他迅速地来回调动他的兵力，利用机动性获得了两次奇袭的胜利，第一次在肯纳尔沃斯堡（Kenilworth），第二次在伊甫舍姆（Eves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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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即位之后，在他的威尔士战争中，对于军事科学颇有重大贡献，他不仅发明了使用弓弩的“火力”与骑兵冲锋相配合的战术，而且在战略方面也有很多的创见。问题是一个野蛮而强悍的山地民族，他们可以退入山地避免战斗；等到冬季侵入军停止作战之后，他们马上又可以重占那些谷地。虽说爱德华所能使用的方法是很有限的，不过他却也另外有一个优点足以抵消这个弱点，那就是事实上这个地区的面积也很有限。他的办法是把机动性和战略据点结合在一起。在这些要点上建立碉堡，并用道路把它们连结起来，同时迫使他的敌人经常在运动之中——这样就可以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无恢复元气之可能。于是他把敌人的力量分散了，并且逐渐消磨他们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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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爱德华的战略天才却未能传之子孙，所以在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中，从他的孙子和曾孙的战略中，我们就只能学到负面的教训。他们在法国境内做无目的的行动，是丝毫不生效力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战果却都是他们更大的愚行所造成。在克雷西和普瓦捷（Poitiers）的两次战役，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Black Prince）使自己先陷入了危境中，因此才发生了一种非常间接而完全出人意料的效果。由于英国人已经处于如此的窘境，所以才会引得具有“勇往直前”个性的敌人，敢于在绝对不利的条件下，发动鲁莽的攻击。结果遂使英国人乘机逃出了他们的厄运。因为在一个守势的战斗中，英军据有自己所选择的地形，并使用“长弓”来对付法国骑士的冲锋，他们在战术上遂获得了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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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在会战中受到这次惨败之后，却反而使他们获益不少。因为在以后的战争中，他们就坚守着盖斯林（Constable du Guesclin）的“费边战略”。这种战略是尽量避免与英军主力交战，但却经常地阻挠敌军的运动，迫使他们缩小占领地区的范围。他并非纯粹消极的避战，在战略上他是尽量发挥机动和奇袭的功效，其程度之高，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几个人能够与之比拟。他切断敌人的运输队，攻击他们的支队，攻占孤立的守兵。他总是采取期待性最少的路线，通常总是在夜间向敌人守兵发动奇袭；他一方面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快速攻击方法，另一方面在选择目标时，具有极巧妙的心理计算。利用这些方法，他在各地煽起了不安的火焰，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最后使他们的领土日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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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五年的时间，盖斯林已经把英国人在法国的庞大领土，缩小成夹在波尔多（Bordeaux）与巴约讷（Bayonne）之间的一个狭窄带形了。事实上，他不曾作过一次会战，即获得如此的成绩。即使是一支极小型的英国兵力，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防御部署，他就绝不会冒险地加以硬攻。一般的将军，大都是遵守着放债者的信条：“不安全就不放款（前进）”；可是盖克兰的原则又还进一步：“无奇袭就不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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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第二次想作征服外国的企图时，虽然在开始时是同样的鲁莽，但是以后却略有进步，知道用长计取胜了。亨利五世（Henry Ⅴ）的第一个和最著名的战役，实际上也是最蠢的一个。1415年他又作“爱德华”式的前进，直到阿金库尔（Agincourt）为止，法国人只要把他的进路塞住，即足以使他的军队由于饥饿的威胁而自动崩溃。但是他们的领袖却忘记了克雷西的教训和盖斯林的遗言。他们认为己方的兵力占了四对一的优势，若再不直接进攻，那才是可耻孰甚。结果使他们的失败，比克雷西和普瓦捷的旧事还更可耻。在这次侥幸战胜之后，亨利五世就开始采取一种号称“分区”制度（block-system）的战略。他有计划地逐步扩张领土，争取当地人民的拥护，以作为永久征服的基础。亨利五世以后的战役，在趣味和价值方面，都偏重大战略，而越出了战略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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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世纪的战略研究，我们似乎可以把爱德华四世当作一个总结束。他在1461年即位，中间被流放出国，到了1471年，使用卓越的机动作战，又终于重新复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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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战役中主要是由于判断和运动的迅速，而获得了胜利。当他听到兰开斯特家族（Lancastrian，编注：即红蔷薇党，英国内战期间支持兰开斯特家族出任英王之党派）的主力军正从北面向伦敦进迫的时候，爱德华正在威尔斯与当地的兰开斯特党支队作战。他在2月20日回师到达了格洛斯特（Gloucester），在那里他听到兰开斯特党人于2月17日，已经在圣阿尔班斯（St．Albans）击败华尔维克（Warwick）所率领的约克军（编注：即白蔷薇党）。圣阿尔班斯距离伦敦仅20英里，而格洛斯特却在100英里以外，换言之，兰开斯特党有三天的优先时间。但是到了22日，他在伯福德（Burford）和华维克的残部会合在一起，并且听说伦敦城还在和敌人谈判和平条件——城门还是关着的。第二天，爱德华离开了伯福德，在26日进入了伦敦城，就在那里宣布登基为主，兰开斯特党人沮丧之余，就开始向北撤退。当他在跟踪追击的时候，决定选择托顿（Towton）一地作战场，以来冒险攻击优势的敌军。由于天降大雪，他的部将法孔堡（Fauconberg）利用这个机会，用弓矢激怒盲目的敌人，终于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毫无秩序的冲锋，而遭到了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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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71年，爱德华的战略不仅是具有相同的机动性，而且还更灵巧。在这中间的阶段，他丧失了王位，但是从他的内兄那里借到5万克朗（crown，一克朗值5先令），率领着1200名旧部，开始作复辟的企图，此外在英国各地也都有旧部向他许下了拥护的诺言。当他从法拉盛（Flushing）扬帆启程的时候，他知道英格兰各地海岸上都设有守兵，以防备他回国。但是他却采取了一条最不被预期的路线，决定在恒比尔（Humber）登陆。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因为这个地区是同情兰开斯特党的，所以它可能并未设防。他迅速行动，在他登陆消息还未传开，敌人尚未集中兵力之前，他就已达到了约克。于是他就沿着伦敦大路向下前进，在塔德卡斯特（Tadcaster）巧妙地绕过了一支挡路的敌军。他一直往前走使这支敌军跟着他后面追。于是他又威胁到另外一支敌军，他们被布置在纽瓦克（Newark）等候他的到达，但是他却引诱他们向东撤退。接着爱德华转向西南面，到达了莱斯特（Leicester），在那里他又收集了不少的兵力。此后他就直向考文垂（Coventry）进发，华尔维克——过去的部下，现在的主要敌人——正在那里集中他的兵力。他把他的两路追兵都再拖行了一段距离，并且使他自己的兵力逐渐增加，而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减弱之后，接着突然转向东南直向伦敦进发，那里却大开城门欢迎他进来。现在他觉得他的兵力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接受一次会战，当两路追兵达到巴尼特（Barnet）的时候，他就出城去迎击他们；在大雾之中发生了混乱会战，终于使他获得了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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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兰开斯特家族的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njou）也率领了一些法兰西的雇佣兵，在韦茅斯（Weymouth）登陆了。她在西部征集了拥护她的兵力之后，就向前推进以与彭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在威尔士所召集的军队会合在一起。又是由于行动迅速，当女王的军队正在河谷地区沿着布里斯托-格洛斯特之间的大路向北前进的时候，爱德华却已经赶到了科茨沃尔德（Cotswolds）丘陵的边缘上。于是在一整天的竞走后——一支军队在谷地中，另一支军队在丘陵上面——到了黄昏时，他终于在图克斯伯里（Tewkesbury）追上了她。因为他事先已经命令地方官关闭城门，所以阻止了她在格洛斯特渡过塞文河的行动。自从拂晓时起，他一共走了差不多40英里的距离。那一天一夜间，他宿营在与敌人极接近的地方以防止他们逃走。女王部队的阵地具有坚强的防御力量，但是爱德华却利用他的攻城机和弓弩来引诱他们冲锋，终于在次晨的会战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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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的战略具有特殊的机动性，而在那个时代中尤属难能可贵。因为在中世纪里，所谓战略，就是直接单纯地寻求正面的战斗而已。假使会战的结果不具决定性，那么吃亏的多半是寻求会战的那一方。除非他们能够反客为主，先引诱守方在战术方面采取攻势，才可能有例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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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中，最后的战略例证不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在13世纪中，蒙古人对于欧洲的骑士，才是在战略方面最好的教师。无论在规模和素质方面，在奇袭的机动方面，在战略和战术的间接路线方面，他们的战役都可以说是远迈前古。当成吉思汗伐金的时候，他利用大同府来作为一个引诱敌人入伏的香饵，这正和拿破仑利用曼图亚（Mantua）要塞一样。他兵分三路，用分进合击的战略，终于使金国在精神方面和军事组织方面，都全部崩溃。当他在1220年侵略花剌子模帝国的时候，后者的权力中心位置在今天的新疆省内。他使用一支兵力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注意到南面通喀什（Kashgar）的路线；而他的主力却又在北方出现。以这个作战为屏障，他本人又率领着总预备队向更远处迂回，一度在克孜勒空（Kizyl-Kum）大沙漠中失踪了之后，终于在布哈拉（Bokhara）出现，而开始从后方向敌军防线发起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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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年，他的将领速不台奉命远征欧洲，让他们接受一个双重意义的教训。他以一军当作战略性的侧卫，通过加利西亚（Galicia）前进，以吸引波兰人、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注意，并使他们连续地遭受挫败。而他的主力则分成三个间隔颇远的纵队，扫过匈牙利，直抵多瑙河上。在这个前进中，两侧的纵队又恰好做了中央纵队的掩护物。当他们的兵力在格伦（Gran）附近，集中在多瑙河上时，匈牙利人却集中兵力在对岸，以阻止他们渡河。蒙古人立即用技巧的行动，逐渐向后撤退，以引诱匈牙利军离开这个河川的天险，进到了增援兵力赶不上的地点。于是速不台利用黑夜迅速调动部队，在绍约河（Sajo）上发动了一个奇袭，终于把匈牙利军歼灭殆尽，而成了中欧平原的主人。一年之后，他才自动放弃了他所征服的地区，在他没有自动撤走之前，欧洲几乎没有一个人敢碰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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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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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要来研究近代史中的第一次“大战”：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这样长期的战争中，却没有一个战役是称得上具有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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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此一标准的战役，就是古斯塔夫（Gustavus）和瓦伦斯坦（Wallenstein）的最后决战。因为前者在吕岑（Lützen）会战的最高潮中突然死去，结果遂使在瑞典领导之下组成一个巨型新教同盟的可能性被打消掉了。但若非法国人参战和瓦伦斯坦被刺，那么也就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结果——使日耳曼提早三个世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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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结果和可能性却都是间接获得的，而并非战役的直接决定性后果。在这次战役内的唯一一次正式会战中，原先最占优势的一方面却反而遭到了失败。这个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瓦伦斯坦的战争工具远不如瑞典人的优秀，二是瓦伦斯坦在战略上固然具有胜利的机会，但是他的战术却不足以与此相配合。当他在会战之前，可以说是获有真正的优势，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连续应用间接路线的结果——它使得战争的全部局势都完全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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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年，过去曾经亏待过他的国王，现在却恳求他回来，并出任一支并不存在的陆军的指挥官。瓦伦斯坦凭着他个人的英名，在3个月之内召集到了40000名兵员，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尽管巴伐利亚已经提出求救的紧急呼吁，因为古斯塔夫的常胜大军已经压境了。可是瓦伦斯坦却反而向北面，以古斯塔夫的较弱同盟国萨克森（Saxon）为攻击的对象，把他们逐出了波希米亚之后，就直接进攻萨克森本土。他甚至于强迫巴伐利亚选侯也带着他的军队来参战，表面上这样将使巴伐利亚的防务比以前更空虚。但事实上却完全相反，瓦伦斯坦的计算是一点都不错——因为害怕他这个脆弱的同盟国被击败，所以逼得古斯塔夫只好放弃了巴伐利亚，而赶回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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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尚未赶到之前，瓦伦斯坦和选侯的兵力已经联合在一起，面对着他们的联合兵力，古斯塔夫退回了纽伦堡（Nuremberg）。瓦伦斯坦也跟进追击，但却发现瑞典人已经严阵以待，所以他认为会战的时机是已经丧失了，必须尝试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他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找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用他的轻骑兵来控制着古斯塔夫的补给线，同时他的新军在获得充分的休息后，信心也日益增强。他一直继续这种方法，对于瑞典人的挑战，绝对置之不理。而瑞典军一方面受到饥饿的威胁，一方面累攻他的阵地不下。这种结果在军事方面的影响还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却具有极大的意义；消息传遍了全欧，都知道古斯塔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塔夫的力量并未丧失平衡，但是他的百战雄威却不免大打折扣，于是他对于日耳曼诸国的控制力也就开始松懈了。瓦伦斯坦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对自己能力的限度，具有现实感；同时对于较高的战略目标，也具有远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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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伦堡，古斯塔夫又向南再度侵入巴伐利亚。瓦伦斯坦还是不跟着追，而再度从北面攻向萨克森——这是一个极高明的行动。它马上使古斯塔夫又和上次一样赶了回来。但是他却回来得很快，使瓦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订立一个单独的和约。接着就是吕岑的会战，瑞典军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但是他们的领袖却战死了，这个代价也着实不轻。于是瑞典人想组织新教国家大同盟的理想也从此告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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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争又再拖了16年，使日耳曼成为一片废墟，而使法国从此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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