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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年，他的将领速不台奉命远征欧洲，让他们接受一个双重意义的教训。他以一军当作战略性的侧卫，通过加利西亚（Galicia）前进，以吸引波兰人、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注意，并使他们连续地遭受挫败。而他的主力则分成三个间隔颇远的纵队，扫过匈牙利，直抵多瑙河上。在这个前进中，两侧的纵队又恰好做了中央纵队的掩护物。当他们的兵力在格伦（Gran）附近，集中在多瑙河上时，匈牙利人却集中兵力在对岸，以阻止他们渡河。蒙古人立即用技巧的行动，逐渐向后撤退，以引诱匈牙利军离开这个河川的天险，进到了增援兵力赶不上的地点。于是速不台利用黑夜迅速调动部队，在绍约河（Sajo）上发动了一个奇袭，终于把匈牙利军歼灭殆尽，而成了中欧平原的主人。一年之后，他才自动放弃了他所征服的地区，在他没有自动撤走之前，欧洲几乎没有一个人敢碰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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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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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要来研究近代史中的第一次“大战”：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这样长期的战争中，却没有一个战役是称得上具有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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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此一标准的战役，就是古斯塔夫（Gustavus）和瓦伦斯坦（Wallenstein）的最后决战。因为前者在吕岑（Lützen）会战的最高潮中突然死去，结果遂使在瑞典领导之下组成一个巨型新教同盟的可能性被打消掉了。但若非法国人参战和瓦伦斯坦被刺，那么也就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结果——使日耳曼提早三个世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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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结果和可能性却都是间接获得的，而并非战役的直接决定性后果。在这次战役内的唯一一次正式会战中，原先最占优势的一方面却反而遭到了失败。这个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瓦伦斯坦的战争工具远不如瑞典人的优秀，二是瓦伦斯坦在战略上固然具有胜利的机会，但是他的战术却不足以与此相配合。当他在会战之前，可以说是获有真正的优势，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连续应用间接路线的结果——它使得战争的全部局势都完全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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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年，过去曾经亏待过他的国王，现在却恳求他回来，并出任一支并不存在的陆军的指挥官。瓦伦斯坦凭着他个人的英名，在3个月之内召集到了40000名兵员，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尽管巴伐利亚已经提出求救的紧急呼吁，因为古斯塔夫的常胜大军已经压境了。可是瓦伦斯坦却反而向北面，以古斯塔夫的较弱同盟国萨克森（Saxon）为攻击的对象，把他们逐出了波希米亚之后，就直接进攻萨克森本土。他甚至于强迫巴伐利亚选侯也带着他的军队来参战，表面上这样将使巴伐利亚的防务比以前更空虚。但事实上却完全相反，瓦伦斯坦的计算是一点都不错——因为害怕他这个脆弱的同盟国被击败，所以逼得古斯塔夫只好放弃了巴伐利亚，而赶回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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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尚未赶到之前，瓦伦斯坦和选侯的兵力已经联合在一起，面对着他们的联合兵力，古斯塔夫退回了纽伦堡（Nuremberg）。瓦伦斯坦也跟进追击，但却发现瑞典人已经严阵以待，所以他认为会战的时机是已经丧失了，必须尝试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他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找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用他的轻骑兵来控制着古斯塔夫的补给线，同时他的新军在获得充分的休息后，信心也日益增强。他一直继续这种方法，对于瑞典人的挑战，绝对置之不理。而瑞典军一方面受到饥饿的威胁，一方面累攻他的阵地不下。这种结果在军事方面的影响还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却具有极大的意义；消息传遍了全欧，都知道古斯塔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塔夫的力量并未丧失平衡，但是他的百战雄威却不免大打折扣，于是他对于日耳曼诸国的控制力也就开始松懈了。瓦伦斯坦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对自己能力的限度，具有现实感；同时对于较高的战略目标，也具有远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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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伦堡，古斯塔夫又向南再度侵入巴伐利亚。瓦伦斯坦还是不跟着追，而再度从北面攻向萨克森——这是一个极高明的行动。它马上使古斯塔夫又和上次一样赶了回来。但是他却回来得很快，使瓦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订立一个单独的和约。接着就是吕岑的会战，瑞典军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但是他们的领袖却战死了，这个代价也着实不轻。于是瑞典人想组织新教国家大同盟的理想也从此告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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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争又再拖了16年，使日耳曼成为一片废墟，而使法国从此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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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1642至1652年间的英国内战，拿来和同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其他战争作一个对比的话，那么前者的唯一特点就是具有寻求决战的精神。笛福（Defoe）所著的《骑士回忆录》（Memories of a Cavalier）一书中，对此有很适当的描写：“我们从不设营和掘壕……从不凭险固守。战争中的最大的格言，就是那里有敌人，我们就跑到那里去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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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有这样好的攻击精神，可是第一次内战却还是一拖就是四年，除了战术性的意义以外，没有哪一个会战可以算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等到1646年，战争名义上宣告结束的时候，英国到处都留有王党的余烬，以后加上胜利者本身之间的冲突，不过两年的时间，这些死灰又复燃了，其火焰比上一次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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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家都提倡寻求决战的精神，为什么战争却反而这样缺乏决定性呢？其原因何在？主要是由于在每一次战争中，双方都是一再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其间夹着所谓的“扫荡战”，但却只具有局部和暂时性的作用。这样的作战结果只是把双方的实力都完全消耗殆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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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王党的军队是以西部和中部作为基地；国会军则以伦敦为基地。当王党第一次进攻伦敦的时候，到了特南格连（Turnham Green）就可耻的崩溃了。因为在此以前，双方的主力曾在埃奇希尔（Edgehill）作过一次毫无结果的苦战，其精神上的影响力遂使这次进攻不流血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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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牛津和它附近的城镇成为王党军队的作战枢纽。在这个地区的边缘上，两军的主力曾经反复的搏杀，却一点结果也没有。此外，各地的局部兵力在西部和北部，到处形成了混乱的局势。最后在1643年的9月间，由于格洛斯特的围城有加以解救的迫切需要，遂迫使埃塞克斯勋爵（Lord Essex）率领着国会军的主力，沿着牛津区的侧翼上，采取一条狭窄的进路去援救它。这个行动使王党有截断他的后路的机会；但以后在纽布里（Newbury）的直接冲突，又还是不曾获得决定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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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厌战心理很可能使战争就此化为谈判的和平；但是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却在政治方面犯了一个大错误，和爱尔兰的叛徒先订了和约。这个行动使人看来，好像是要利用天主教的爱尔兰，来制服新教的英格兰，结果使隶属长老会的苏格兰，也参加了反王党的作战。因为苏格兰的军队可以牵制北面的王党兵力，所以国会党立即集中兵力再直接向牛津区进攻。这一次除了占领少数的外围堡垒之外，也还是一无所获。甚至于在这个时候，英王还能命令鲁珀特（Rupert）迅速集中在北部的王党兵力，以与苏格兰军决战。可是不幸的很，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上的战术失败，却浪费掉了这个战略性的机会。胜利的一方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由于对牛津区的直接进攻失败，又使国会军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逃亡者日众，若非有意志坚强的领袖人物如克伦威尔（Cromwell）者，则可能早已罢兵求和。所幸王党方面的情形还更恶劣，内在的危机较外来的打击还更严重。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和数量上，都是居于劣势的，只因为国会军的战略一误再误，所以才使他们苟延至今。到了1645年，费尔法克斯（Fairfax）和克伦威尔终于率领了一支新型的军队，在纳斯比（Naseby）把他们击败了。不过即便有这次战术上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战争也还再拖了一年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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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第二次内战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此时克伦威尔已成为统治的中心，而28岁的兰伯特（John Lambert）也做了他的重要助手。在1648年4月底时，听说苏格兰人已经组织了一支勤王的军队，准备侵入英格兰，于是费尔法克斯领兵北进去征讨他们。克伦威尔则前往西部镇压王党在南威尔斯的起事。可是当苏格兰人从北面入侵时，在肯特和东盎格鲁（East Anglia）又发生了新的叛乱，把费尔法克斯的兵力牵制住了。所以兰伯特手里只剩下一支极单薄的兵力，以来迟滞侵入军的行动。但是他却运用极巧妙的间接路线，在敌人沿着西海岸大路前进时，不断的威胁他们的侧翼，并且设法制止他渡过潘宁斯河（Pennines），以与约克方面的叛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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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648年7月11日，彭布鲁克被攻陷之后，克伦威尔也开始移师北向了。他并不直接向苏格兰人进攻，而采取经过诺丁汉（Nottingham）和唐开斯特（Doncaster）的迂回路线——沿路收集补充——然后向西北进发，在奥特兰（Otley）与兰伯特会合在一起。他们正面对着苏格兰军的侧翼，它们的位置延展在维根（Wigan）和普雷斯顿（Preston）之间，由兰代尔（Langdale）率领着3500 人，来保护这个侧翼。此时克伦威尔的总兵力仅为8600人，包括兰伯特的骑兵和约克郡的民团在内，而敌人的总兵力则在20000人左右。但是他却在普雷斯顿先攻击苏格兰军的尾部，使他们丧失了平衡，于是苏格兰军纷纷向后转，逐次用部分的兵力来向他进攻。在普雷斯顿荒地上，兰代尔一军遂全被击溃。克伦威尔乘胜急追，席卷苏格兰的纵队，把他们从维根一直赶到了乌托克西特（Uttoxeter）。在那里，前面有中部的民团阻路，后面有克伦威尔骑兵的追击，于是到了8月25日，敌军全部投降。这个胜利具有决定性，克伦威尔不仅肃清了在国会中的仇敌，而且使国王受审，并判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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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对于苏格兰的侵入战，实际上要算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战争。这时国王的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二世，正准备利用苏格兰人的助力，以来重新夺取他那已经丧失了的王位，于是新的统治者决定先下手去破坏他的计划。这一个战役可以算是对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算是一个明证，足以证明克伦威尔对于间接路线的战略，具有强烈的认知。当他发现由莱斯利（Leslie）所率领的苏格兰军，正位于在他向爱丁堡（Edinburgh）前进的道路交叉点上，他只是进行了一场小型的遭遇战，以探测敌人的实力和部署。尽管一方面目标已经在望，另一方面又缺乏补给，但是他却具有强烈的自制力，绝不在不利的环境之下，作正面的直接攻击；尽管他具有迫切的求战决心，但除非他能够把敌人引到开阔地上，并有机会威胁其暴露的侧翼，否则他决不冒险挑战。所以他先退往穆塞尔堡（Musselburgh），再退往邓巴（Dunbar）以来引诱敌人，并使他的军队获得补给。一个星期之内，他又再度前进，在穆塞尔堡配发了三天的口粮，准备经过爱丁堡丘陵地，采取迂回的路线以到达别人的后方。但是对手莱斯利也很高明，他于1650年8月21日，又在科尔斯托芬山（Corstorphine Hill）直接拦住了克伦威尔的进路。克伦威尔此时距离自己的基地是已经很远，但是他却很有耐心地采取了另外一条迂回路线，向敌人的左面前进，可是到了哥格尔（Gogar）又再度为莱斯利所阻。多数人在这种情形之下，都不免会冒险一战。可是克伦威尔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他的损失减去之后——由于疾病和行军的疲劳所造成的——又退回到穆塞尔堡，再回到邓巴，以来吸引莱斯利跟着追击。有些部将劝他把部队装上船只撤走，但他却不肯，只是在邓巴坐候着。希望敌人走错一步，即可以使他获得胜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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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莱斯利也是一个高明的对手，他的下一个行动更使克伦威尔陷入险境。离开了主要的大路，莱斯利在9月1日乘着黑夜，绕过了邓巴，并占领了顿山（Doon Hill），监视着通到贝里克（Berwick）的道路。他也派了一个支队去攻占在更南面7英里以外的烧鸡隘路（Cockburnspath）。所以到了第二天上午，克伦威尔才发现他和英格兰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了。更严重的是他早已缺乏补给，而病兵的数字也大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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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的原定计划，是把兵力部署在高地上面，等英军沿着通往贝里克的道路突围而出时，再冲下去打击他们。可是他的部将们却都已经很高兴，认为不怕敌人会突围而去。尤其是9月2日的天气极坏，使苏格兰军在这个秃山上简直站不住脚。大约下午4时左右，他们就从山地下来，移到了贝里克道路附近的低地上，在那里有较多的房舍可以避雨。他们的前方又受到布洛克溪流（Brock）的掩护——经过谷地一直流到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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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和兰伯特在一起，注视到敌人这个行动，他们同时心里在想：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击败敌军。因为苏格兰军的左翼恰好插在山地和溪流峡谷之间，所以假使集中全力进攻其右翼，则左翼就很难加以应援。那天黄昏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兰伯特主张立即攻击苏格兰军的右翼，席卷他们的阵线，并且同时用炮兵痛击那个被束缚住的左翼。克伦威尔极度赞赏他这种主动的精神，于是就命令他担任前锋。在大风雨之夜幕中，部队移到了布洛克溪流北岸的阵地上。在把炮兵集中在面向敌人左翼的位置之后，兰伯特在拂晓时，又骑马赶到另外一翼上，率领骑兵在海岸附近，发动了攻击。由于奇袭发生了效力，他们和中央的步兵都毫无困难地渡过了溪流，虽然他们暂时被阻止住了，可是等到英军预备队投入之后，在海岸侧翼方面的敌军立即发生了动摇。于是克伦威尔就可以乘势从右到左，席卷敌人的战线，把他们逼到山地和溪流之间的一个角落里面，使他们只好溃散逃命了。把握敌人的偶然过失，使用一个战术性的间接路线，克伦威尔终于击败了比他自己兵力多两倍的强敌。在这个战役中，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拒绝一切的诱惑，即使在万难之中，也绝不放弃他的间接路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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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的胜利使克伦威尔获得了苏格兰南部的控制权。把苏格兰教会（Kirk）的军队完全扫荡干净，并且使教士们从此不再算是一个政治因素后，就只剩下高地上的纯粹保王党，还保留着反对克伦威尔的态度。由于他害了重病的缘故，所以很久都未能把乱事平定，此时莱斯利却已经获得了一个喘息的空间，在福斯湾（Forth）以北开始组一支新的王党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