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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俄军已经侵入东普鲁士，法军已经占领了汉诺威（Hanover），而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所率领的混合联军，也从西面威胁柏林。为了防止后述的两军会合，腓特烈经过莱比锡（Leipzig）匆忙赶回，制止了这个祸害的发展。接着西里西亚又面临了新的威胁，他又连忙赶到那一方，可是当他行到半路上时，奥军又已经侵入并围攻柏林。当希尔德堡豪森开始继续前进的时候，腓特烈已经勉强的击退了奥军，于是又赶过来迎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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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罗斯巴赫（Rossbach）之战，此时联军的兵力约为腓特烈的两倍，也开始尝试模仿腓特烈的老办法——迂回进攻敌人的右翼——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但由于这个行动太狭窄，使腓特烈事先早已获得了充分的警告，同时敌人在匆忙中，又误认为他已经开始撤退，于是自乱步骤，分别引兵穷追以防止他逃走。可是腓特烈并未溃退，他立即采取对抗的行动，不面对敌人主力，而向他们的侧翼方面深入，结果使他们立即丧失了平衡。在这一场会战中，由于他的敌人自己犯了错误，所以才使腓特烈获得了一个真正的间接路线，不仅是机动性的，更是奇袭性的。罗斯巴赫会战在他所有各次胜利之中，要算是最经济的胜利，他自己的损失只有500人，却使敌人损失了7700人，并且击溃了总数64000人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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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他以前的各次战斗中，已经把兵力消耗得太多，所以使他无法获得完全的战果。他还要继续对付奥军，那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两次战斗中都未能击溃的，虽然他以后在洛伊滕（Leuthen）终于战胜了，所使用的就是著名的斜行序列，这是一种太明显的间接路线，不过他在执行时却很巧妙。但是这次胜利的代价却未免太高，简直使他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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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58年，战争还是继续进行，而前途却越来越黯淡。腓特烈最初对奥军采取了一条真正的间接路线，越过他们的正面向右前进，在阿尔穆兹（Olmütz）经过了敌人的侧翼，此处已经深入敌人后方达20英里以上。甚至于当他在途中丧失了一个重要的补给纵队之后，他还是不稍却步，仍然继续挺进，经过波希米亚，从右边绕到敌人的后方，一直到达敌人在柯尼格雷兹（Königgrätz）的基地。可是由于过去在布拉格和科林丧失了良好的机会，使他今天还要再度食其恶果，俄军又重整攻势，从通向柏林的大路上，已经进到了波森（Posen）。腓特烈于是决定放弃完成波希米亚战役的希望，向北方转进以阻止俄军的侵入。他虽然成功了，但是左恩多夫（Zorndorf）会战却又是另一次的布拉格会战。腓特烈还是绕过了俄军的坚强据点，向右绕过了他们的东翼，以便从后方加以攻击。可是守军却也同样转变了正面，而把腓特烈的间接路线变成了正面的攻击。于是腓特烈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之中，一直等到他手下的骑兵名将塞德利茨（Seydlitz），经过了号称不能通过的险地，向敌人侧翼上实行迂回攻击之后，才转败为胜。因为塞德利茨的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所以要算是一个真正的间接路线。虽然腓特烈的损失要比苏联人轻，但是以他所有的力量而言，则可说是十分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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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人力资本还在不断的减少，所以他只好听任俄军去恢复他们的元气，而回转过来对付奥军。他在霍克齐（Höchkirch）遭到了挫败，使他的兵力更加减少，主要的原因是他过分自信，认为他的老对手道恩，是永远不会具有主动精神的。在黑夜之中，腓特烈受到了双重意味的奇袭，幸亏齐腾的骑兵为他杀开了一条血路，才使他免于灭亡。1759年，战争还是继续往下拖，而腓特烈的兵力也日趋于衰落。在库勒斯道夫（Kunersdorf），他从俄国人手中，蒙受有生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在马克森（Maxen）也再度为道恩所败——原因又是因为他的过度自信。从此之后，他所能做的事情，就只不过是消极抵抗敌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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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普鲁士的命运正在黯然失色的时候，在加拿大方面却出现了胜利的曙光。由于沃尔夫的成功，促使英国人愿意直接出兵欧洲，在明登（Minden）击败了法军之后，使腓特烈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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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他在1760年的形势却比过去更危险。他使用了一条诡计，减轻了东面来的压力，使他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故意让俄国虏获一封假造的通讯，上面说：“今天奥军完全失败了，现在该轮到俄国人了。照我们事先所约定的办法进行。”虽然俄军上了当，立即退兵，事后腓特烈在托尔高（Torgau）固然也击败了奥军，但这次胜利却已经是强弩之末。他自己的惨重损失使他形成了瘫痪的状态，现在全部剩余兵力只有60000人，他无力再冒险作另一次的会战，而且更被封锁在西里西亚，与普鲁士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很侥幸，奥军的战略还是和过去一样毫无生气，而此时俄军的后勤组织也发生了裂痕。正当危机四伏的时候，俄国的女皇突然逝世了。她的承继者不但愿意讲和，而且还有倒过来帮助腓特烈的意图。在以后几个月中，法奥两国的军队还是继续漫无目的的作战。法国人因为在殖民地方面遭受了挫败，实力已经大为削弱，而奥军现在则不仅惰性颇重，而且更已疲惫不堪，所以不久就签订和约。几乎所有的交战国都已经精疲力竭，也许只有英国的损失比较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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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腓特烈的战役中，固然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的教训，但其中最主要的，似乎就是他的间接性还是太直接化了。换一种说法，他只是把间接路线当作一种机动性的运动，而并没有把它当是机动和奇袭的结合。所以尽管他很高明，他的兵力还是不免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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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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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30年，另一场“伟大战争”的序幕开始展开，因拿破仑天才的照耀，更显得光辉万丈。和一个世纪前的情形差不多，法国再度成为欧洲的祸首，其他各国都只好团结自卫。不过这一次的斗争过程却与过去不同。革命后的法国曾经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他们既非各国的政府当局，也不能控制各国的军队，法国好像是害了传染病一样被迫与其他国家隔离，自始至终都是独立应战，结果使他们不仅拼命击退了敌人的围攻，而且更变本加厉地对欧洲其他地区，形成一个正在膨胀中的军事威胁，最后更成为许多国家军事上的主角。法国人为什么能有如许成就，一方面是具有优越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时势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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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革命的精神，在法国创立了一支国民军，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条件和活力。因为他们不可能有精密的操练，所以为补偿起见，只好注重战术上的意义和个人的主动精神。这种新的机动战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法军在行军和战斗中，都是每分钟走120步，而他们的敌人却坚持每分钟走70步的传统。当军队还没有机械化的时候，主要的运动工具就是两条腿，所以这个基本的差异就具有重大的意义。法军可以迅速的调动，随时把打击力量集中在选定的要点上，用拿破仑所惯用的术语来说，就是无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可以实行“动量乘速度”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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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把军队分成“师”的永久性组织。当一支军队分成了若干自给自足的单位后，他们就可以独立作战，并且可以向共同的目标实行分进合击的战法。包色特（Bourcet）是在理论上第一个主张改制的人，从1740年以后，也曾经多次的加以试验。1759年，布罗伊元帅出任法军总司令时，官方才正式接受这个原则。另外有一位革新派的军事思想家吉伯特（Guibert），更曾对这种理论作进一步的发展，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1787年的军事改革中，也曾经由他将这个原则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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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条件也与此有关，由于革命军的补给制度极为混乱，同时纪律也较差，所以势必又回到了“就地取食”的老办法。因为军队已经分成了师的组织，所以在采取此种行动时，对于军队效力的影响已不如过去般严重。在过去必须把分散的兵力集中后，才可以开始作战，而现在当他们现地取粮时，同时也可以执行军事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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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补给的负担减轻了，所以军队行军速度提高，使他们具有更高的机动性，能够在山林地区中作自由的运动。同时，因为他们在粮食和装备方面都不能仰赖后方的补充，反而使这种饥寒交迫的军队，愿意鼓起勇气攻入敌人的后方，因为这是取得补给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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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个人因素——一个像拿破仑这样的伟大领袖。他的军事才能是从战争研究中得来的，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深受包色特和吉伯特两人的影响。这两个人是18世纪中，最出色和最富想象力的军事思想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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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色特的理论中，拿破仑学会了如何故意分散自己的兵力，引诱敌人也分散兵力，然后再突然集中自己兵力的原理。此外他也认清了“有计划地派遣数个支队”（plan with several branches）的价值，采取作战线总是以能威胁两个以上的目标为原则。而且，当拿破仑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战役时，所选定的计划，实际上也是以包色特在半世纪以前所拟定的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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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伯特方面，他认清了兵力机动性和流动性的无上价值，并且也认清了，当一个军分为几个师之后，所具有的特殊潜力。吉伯特在十多年以前就曾这样写道：“战争的艺术就是要在延伸兵力时，能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在包围敌军时，不至于脱节；在运动或向敌人作侧翼攻击时，不暴露自己的侧翼。”这些话似乎是为拿破仑而写。吉伯特主张从后方进攻，以破坏敌人的平衡，这也成为拿破仑所惯用的手段。拿破仑又惯于集中他的机动性炮兵，在敌人战线的要点上打开一个缺口，这也是吉伯特思想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在革命前夕，吉伯特曾经在法国推动军事改革，以后拿破仑所用的工具，也就是以此为模型。最后，吉伯特曾预言说，战争在将来一定会发生革命，而推行这个革命的人一定是出身于一个革命性的国家之内，由此才使青年的拿破仑在内心里，点着了幻想和野心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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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对于他所接受的观念，虽然殊少新的补充，但是他却使它们得到完善的发展；如果没有他那种具有活力的执行，则这种新机动性者，也只不过是纸上空谈而已。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与他的天性恰好暗合，同时他的环境又足以发展他的天才，所以他对于这种新“师”制的优点才能作充分的发挥。由于战略的范围具有较广泛的发展，于是拿破仑才能对战略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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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792年，外国军队首次侵入法国时，在瓦尔米（Valmy）和热马普（Jemappes）曾经遭到了惨败。由于这个事实，遂使大家未曾注意到，在以后法国的革命势力也曾遭遇更重大的危机。一直到法王路易十六被处决后，英、荷、奥、普、西、萨（丁尼亚）等国才开始组织第一次大同盟。由于法国人在精神上具有坚定的决心，并倾全力作战，才扭转了局势。虽然侵入军对于战争的执行，缺乏目标和技巧的指导，可是法国的处境还是愈来愈危险；一直到1794年，局势才突然改变，侵略的狂潮开始倒流。自此之后，法国由被侵略者的地位，转变成为侵略者了。其理由何在？当然这算不得是一个战略上的杰作；虽然其目标是很模糊而有限的，但是其唯一的意义则在于：这个产生决定性的战略路线，毫无疑问是间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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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军的主力正在里尔（Lille）附近搏斗时，虽然双方流血颇多，但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于是远在摩泽尔河上的约尔丹（Jourdan）军，奉命在左岸集中一支打击力量，然后经过阿登（Ardennes）山地，以攻击列日和那慕尔为目的。他们饿着肚皮行军，一路只靠沿途搜劫来的补给维生，终于达到了那慕尔。从通信和远处的炮声，约尔丹得知法军主力的左翼，在查利瓦的前面接战不利。所以，他就决心不向那慕尔实行形式上的围攻，改从西南面向沙勒罗瓦前进，钻到了敌人后方的侧翼上。他的到达使这个要塞（沙勒罗瓦）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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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尔丹似乎并不具有更广泛的观点，他之所以向敌人后方运动的动机，是受了天然心理上的吸引作用，而不像拿破仑和其他名将，是故意这样的行动，不过结果却还是一样的。敌人的总司令科堡（Coburg），匆忙地奔向东面，沿途收集部队。接着就率领这支兵力进攻约尔丹，他正据守在沙勒罗瓦的郊外。这个号称弗勒吕斯（Fleurus）的会战，是一场猛烈的战斗，但是法国在战略方面却具有绝对的优势：敌人不仅在战略上已经丧失平衡，而且也被引诱着，只率领了部分兵力来企图进攻。这一部分的兵力被击败后，联军也跟着总退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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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轮到法国来充当侵略者时，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是在越过莱茵河的主要战役中，却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事实上，由于一个间接路线的作用，这个战役到了最后不仅是落空了，而且更惨败了。1796年7月间，查理士大公（Archduke Charles）面对约尔丹和莫罗（Moreau）两支优势敌军的进攻时，他就作了如下的决定：“把自己和华腾斯里本（Wartensleben）的两支兵力，步步为营地向后撤退，避免与敌人交战。然后找机会集中两支兵力，以先击破两支敌军中的一支。”但是敌军的压迫，使他根本没机会来实行这种“内线”战略。不久法军却转变了方向，准备作更冒险的打击，才使他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最先提出这个主动思想的，是一位骑兵旅长瑙恩多夫（Nauendorff），他发现法军已经脱离了查理士大公的正面，而准备用全力先攻击华腾斯里本。他马上向查理士报告说：“假使殿下能够派12000人向约尔丹的后方进攻，那么他就完蛋了。”虽然大公的执行并不如他部下所设想的果敢，结果也还是能使法军的攻击崩溃。约尔丹的败军毫无秩序地退过了莱茵河，此时莫罗虽已顺利地进入巴伐利亚，但也只好随着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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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法军的主力在莱茵河上一再受挫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次要的战场上，却获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在意大利，拿破仑从一个情况很危险的守势，转变成一种具有决定性的间接路线，终于大获全胜。两年以前，当他还在这个地区担任参谋军官时，内心里就早已蕴藏着这个计划，当他回到巴黎后，这个计划也就逐渐发展成形。这个计划本身，实际上是以1745年的计划为蓝本，不过再根据那次战役的实地经验略加修改而已。这正可以说明拿破仑的一切基本观念，都是受了过去几位军事大师的影响，在他这一生中最紧要的阶段上，他曾经努力于军事学术的研究。不过这个时间却非常的短促——在他24岁时，以一个炮兵上尉的身份参加土伦的围攻战；而到了26岁时，却已经升任“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了。他在这几年当中，固然读了不少书，吸收了很多思想；可是此后，却很少有余闲来作深思和反省。他这个人是具有充沛的活力，而缺乏深刻的思考，所以并不能创造任何条理清楚的战争哲学；而从他所写作的东西里，去发掘他实际应用时的理论，就不免有断简残篇之感。后世的军人因为遵守他的教训，有时就不免会发生误解，而被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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