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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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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30年，另一场“伟大战争”的序幕开始展开，因拿破仑天才的照耀，更显得光辉万丈。和一个世纪前的情形差不多，法国再度成为欧洲的祸首，其他各国都只好团结自卫。不过这一次的斗争过程却与过去不同。革命后的法国曾经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他们既非各国的政府当局，也不能控制各国的军队，法国好像是害了传染病一样被迫与其他国家隔离，自始至终都是独立应战，结果使他们不仅拼命击退了敌人的围攻，而且更变本加厉地对欧洲其他地区，形成一个正在膨胀中的军事威胁，最后更成为许多国家军事上的主角。法国人为什么能有如许成就，一方面是具有优越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时势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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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革命的精神，在法国创立了一支国民军，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条件和活力。因为他们不可能有精密的操练，所以为补偿起见，只好注重战术上的意义和个人的主动精神。这种新的机动战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法军在行军和战斗中，都是每分钟走120步，而他们的敌人却坚持每分钟走70步的传统。当军队还没有机械化的时候，主要的运动工具就是两条腿，所以这个基本的差异就具有重大的意义。法军可以迅速的调动，随时把打击力量集中在选定的要点上，用拿破仑所惯用的术语来说，就是无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可以实行“动量乘速度”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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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把军队分成“师”的永久性组织。当一支军队分成了若干自给自足的单位后，他们就可以独立作战，并且可以向共同的目标实行分进合击的战法。包色特（Bourcet）是在理论上第一个主张改制的人，从1740年以后，也曾经多次的加以试验。1759年，布罗伊元帅出任法军总司令时，官方才正式接受这个原则。另外有一位革新派的军事思想家吉伯特（Guibert），更曾对这种理论作进一步的发展，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1787年的军事改革中，也曾经由他将这个原则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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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条件也与此有关，由于革命军的补给制度极为混乱，同时纪律也较差，所以势必又回到了“就地取食”的老办法。因为军队已经分成了师的组织，所以在采取此种行动时，对于军队效力的影响已不如过去般严重。在过去必须把分散的兵力集中后，才可以开始作战，而现在当他们现地取粮时，同时也可以执行军事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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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补给的负担减轻了，所以军队行军速度提高，使他们具有更高的机动性，能够在山林地区中作自由的运动。同时，因为他们在粮食和装备方面都不能仰赖后方的补充，反而使这种饥寒交迫的军队，愿意鼓起勇气攻入敌人的后方，因为这是取得补给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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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个人因素——一个像拿破仑这样的伟大领袖。他的军事才能是从战争研究中得来的，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深受包色特和吉伯特两人的影响。这两个人是18世纪中，最出色和最富想象力的军事思想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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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色特的理论中，拿破仑学会了如何故意分散自己的兵力，引诱敌人也分散兵力，然后再突然集中自己兵力的原理。此外他也认清了“有计划地派遣数个支队”（plan with several branches）的价值，采取作战线总是以能威胁两个以上的目标为原则。而且，当拿破仑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战役时，所选定的计划，实际上也是以包色特在半世纪以前所拟定的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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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伯特方面，他认清了兵力机动性和流动性的无上价值，并且也认清了，当一个军分为几个师之后，所具有的特殊潜力。吉伯特在十多年以前就曾这样写道：“战争的艺术就是要在延伸兵力时，能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在包围敌军时，不至于脱节；在运动或向敌人作侧翼攻击时，不暴露自己的侧翼。”这些话似乎是为拿破仑而写。吉伯特主张从后方进攻，以破坏敌人的平衡，这也成为拿破仑所惯用的手段。拿破仑又惯于集中他的机动性炮兵，在敌人战线的要点上打开一个缺口，这也是吉伯特思想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在革命前夕，吉伯特曾经在法国推动军事改革，以后拿破仑所用的工具，也就是以此为模型。最后，吉伯特曾预言说，战争在将来一定会发生革命，而推行这个革命的人一定是出身于一个革命性的国家之内，由此才使青年的拿破仑在内心里，点着了幻想和野心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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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对于他所接受的观念，虽然殊少新的补充，但是他却使它们得到完善的发展；如果没有他那种具有活力的执行，则这种新机动性者，也只不过是纸上空谈而已。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与他的天性恰好暗合，同时他的环境又足以发展他的天才，所以他对于这种新“师”制的优点才能作充分的发挥。由于战略的范围具有较广泛的发展，于是拿破仑才能对战略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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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792年，外国军队首次侵入法国时，在瓦尔米（Valmy）和热马普（Jemappes）曾经遭到了惨败。由于这个事实，遂使大家未曾注意到，在以后法国的革命势力也曾遭遇更重大的危机。一直到法王路易十六被处决后，英、荷、奥、普、西、萨（丁尼亚）等国才开始组织第一次大同盟。由于法国人在精神上具有坚定的决心，并倾全力作战，才扭转了局势。虽然侵入军对于战争的执行，缺乏目标和技巧的指导，可是法国的处境还是愈来愈危险；一直到1794年，局势才突然改变，侵略的狂潮开始倒流。自此之后，法国由被侵略者的地位，转变成为侵略者了。其理由何在？当然这算不得是一个战略上的杰作；虽然其目标是很模糊而有限的，但是其唯一的意义则在于：这个产生决定性的战略路线，毫无疑问是间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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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军的主力正在里尔（Lille）附近搏斗时，虽然双方流血颇多，但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于是远在摩泽尔河上的约尔丹（Jourdan）军，奉命在左岸集中一支打击力量，然后经过阿登（Ardennes）山地，以攻击列日和那慕尔为目的。他们饿着肚皮行军，一路只靠沿途搜劫来的补给维生，终于达到了那慕尔。从通信和远处的炮声，约尔丹得知法军主力的左翼，在查利瓦的前面接战不利。所以，他就决心不向那慕尔实行形式上的围攻，改从西南面向沙勒罗瓦前进，钻到了敌人后方的侧翼上。他的到达使这个要塞（沙勒罗瓦）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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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尔丹似乎并不具有更广泛的观点，他之所以向敌人后方运动的动机，是受了天然心理上的吸引作用，而不像拿破仑和其他名将，是故意这样的行动，不过结果却还是一样的。敌人的总司令科堡（Coburg），匆忙地奔向东面，沿途收集部队。接着就率领这支兵力进攻约尔丹，他正据守在沙勒罗瓦的郊外。这个号称弗勒吕斯（Fleurus）的会战，是一场猛烈的战斗，但是法国在战略方面却具有绝对的优势：敌人不仅在战略上已经丧失平衡，而且也被引诱着，只率领了部分兵力来企图进攻。这一部分的兵力被击败后，联军也跟着总退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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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轮到法国来充当侵略者时，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是在越过莱茵河的主要战役中，却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事实上，由于一个间接路线的作用，这个战役到了最后不仅是落空了，而且更惨败了。1796年7月间，查理士大公（Archduke Charles）面对约尔丹和莫罗（Moreau）两支优势敌军的进攻时，他就作了如下的决定：“把自己和华腾斯里本（Wartensleben）的两支兵力，步步为营地向后撤退，避免与敌人交战。然后找机会集中两支兵力，以先击破两支敌军中的一支。”但是敌军的压迫，使他根本没机会来实行这种“内线”战略。不久法军却转变了方向，准备作更冒险的打击，才使他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最先提出这个主动思想的，是一位骑兵旅长瑙恩多夫（Nauendorff），他发现法军已经脱离了查理士大公的正面，而准备用全力先攻击华腾斯里本。他马上向查理士报告说：“假使殿下能够派12000人向约尔丹的后方进攻，那么他就完蛋了。”虽然大公的执行并不如他部下所设想的果敢，结果也还是能使法军的攻击崩溃。约尔丹的败军毫无秩序地退过了莱茵河，此时莫罗虽已顺利地进入巴伐利亚，但也只好随着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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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法军的主力在莱茵河上一再受挫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次要的战场上，却获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在意大利，拿破仑从一个情况很危险的守势，转变成一种具有决定性的间接路线，终于大获全胜。两年以前，当他还在这个地区担任参谋军官时，内心里就早已蕴藏着这个计划，当他回到巴黎后，这个计划也就逐渐发展成形。这个计划本身，实际上是以1745年的计划为蓝本，不过再根据那次战役的实地经验略加修改而已。这正可以说明拿破仑的一切基本观念，都是受了过去几位军事大师的影响，在他这一生中最紧要的阶段上，他曾经努力于军事学术的研究。不过这个时间却非常的短促——在他24岁时，以一个炮兵上尉的身份参加土伦的围攻战；而到了26岁时，却已经升任“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了。他在这几年当中，固然读了不少书，吸收了很多思想；可是此后，却很少有余闲来作深思和反省。他这个人是具有充沛的活力，而缺乏深刻的思考，所以并不能创造任何条理清楚的战争哲学；而从他所写作的东西里，去发掘他实际应用时的理论，就不免有断简残篇之感。后世的军人因为遵守他的教训，有时就不免会发生误解，而被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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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句话是大家所最爱引用的，即足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以说明这种趋势——“战争的原理和围攻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点上，一旦打开了一个裂口之后，平衡就被破坏了，其余的就完全等于零。”后来的军事理论就把重点放在这句话的前半段上，而忽略了后半段。尤其是只注重“一点”，而忽略了“平衡”。前者只不过是一个具体性的“隐喻”，而后者却表现出实际的心理结果，因为丧失了平衡，所以其余的才会完全等于零。从拿破仑本人在战役中所采取的战略路线，即足以证明他所注重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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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这个“点”字（point），更是引起混乱和误解的根源。有一派认为拿破仑的真意，是主张对于敌人的最强点加以集中的打击，理由是唯有如此才保证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敌人的抵抗主力崩溃之后，其余的残部当然就会不堪一击。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成本因素，事实上，胜利者在攻坚的行动中，可能已经把实力消耗殆尽，于是就再无余力来扩张他的战果。因此即使敌人的兵力已经减弱，但是抵抗力却反而比过去增强。另外又有一派过分重视“兵力经济”的原则，而主张攻击的对象应针对敌人的最弱点为对象。不过假使这个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最弱点，那么它不是距离敌人的神经中枢和大动脉过远，就一定是敌人故意布下的陷阱来诱我入局。前者是不值得一攻，而后者则是不可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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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只好从拿破仑本人的战役过程中，去寻找真正的解释，看看拿破仑本人是如何应用自己制订的格言。从这里即暗示出他的真正意思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结”（joint）。从他在这个阶段（意大利）的战役中，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重视兵力经济的原则，绝对不肯把手中有限的兵力，用去攻击敌人的坚强据点。反而言之，一个“结”（接头的地方）通常总是既重要而又容易被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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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拿破仑又曾经说过另外一段话，也常常为后人引用，替他们的愚行辩护。他说：“奥地利是我们最顽强的敌人……只要奥地利被打倒了，则西班牙和意大利就都会不战而溃。我们绝不能分散我们的攻击力量，而一定要集中它们。”但是从包括这一段话的整个备忘录中，却表示出他的意见正和表面的看法相反，他反对直接向奥地利进攻，而主张把兵力使用在皮德蒙的边境上，作为击败奥地利的间接路线。照他的理想看来，意大利北部应该算是通往奥地利的一个走廊。而在这个次要的战场上，他的目的——完全是依照包色特所指示的——是准备先击败较弱的对手皮德蒙（编注：萨丁尼亚王国），然后再来对付较强的敌人。在执行时，他的路线就变得更间接化，几乎达到了神化的境界。当他获得了最初的胜利后，他呈给政府当局的报告中曾说道：“在一个月内，我希望可以到达提罗尔的山地，在那里和莱茵军团会师，然后把战争带入巴伐利亚的境内。”可是等到和现实接触之后，才打碎了他的美梦。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他这个原有的计划未能兑现，反而使他获得了一个真正成功的好机会。奥地利的大军被他吸引了出来，一再地在意大利境内向他进攻，并且也一再地受到挫败，结果使他在12个月之后，可以一路长驱直入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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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769年3月间，拿破仑出任意大利军团司令时，他的部队正沿着热内亚沿海地区展开，而奥地利和萨丁尼亚的联军则扼守住通往平原地带的山地隘路。拿破仑的计划是分兵两路越过山地，向长瓦（Ceva）要塞作向心的进攻，在夺取了这个进入皮德蒙平原的大门后，就准备向都灵进攻，以威胁萨丁尼亚的政府和他签订单独的和约。他希望奥军还继续在休息过冬之中。当然他们可能会尝试与他们的同盟军会合，不过拿破仑心里却认为，只要向亚奎（Acgui）作一个佯攻，即足以把奥军吸引到东北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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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拿破仑固然获得了把两支敌军隔开的初步优势，但是这个机会的到手却完全是偶然的，而并非依照原有的计划。因为奥军突然向法军发动攻势，才创造出这个机会——他们威胁拿破仑的右翼，以阻止法军进攻热内亚。拿破仑为了对抗这种威胁，就向奥军前进的“接头”处进行突袭，然后再在附近的点上作了两次以上的突击，结果遂迫使奥军向亚奎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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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法军的主力正向卡瓦前进。4月16日，拿破仑想用直接突击的方式，来占领这个要塞，但是这个鲁莽的企图却还是失败了。于是他改变计划，准备在18日作迂回的行动，并且也变更了他的交通线，使它的位置更远，更没有受到奥军扰乱的可能性。可是在这个新的攻势尚未展开之前，萨丁尼亚却自动撤出了这个要塞。在追击的时候，拿破仑又受到了一次损失严重的挫败，因为他向敌人已经站稳了脚步的阵地再度作直接的突击。但是当他采取次一个行动时，他们的两翼就开始向后卷，并且匆匆退入平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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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丁尼亚政府的眼中看来，因为奥军必须采取迂回的路线，所以他们应援的诺言迟迟未能兑现，而法军的进迫都灵就更显得威胁严重。这样一来，“平衡就破坏了”，有了这个心理上的作用后，遂不再需要任何物质上的打击，也足以强迫萨丁尼亚要求休战。从此他们就退出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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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指挥官的第一次战役中，再没有比这次战役更足以说明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假使萨丁尼亚能再多守几天，则拿破仑为了克服补给上的困难，可能就要退回沿海地区。不管他当时是否承认这个事实，可是从他下述的感想中，即可证明他对时间的重要性具有极深刻的认识——“在将来，我可能会丧失一个会战，但是我绝不会丧失一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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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比单独的奥军在数量上已经占了优势，但是他还是十分谨慎，并没有直接向奥军前进。在与萨丁尼亚休战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拿破仑就以米兰为目标；但是他所采取的路线却是间接的，由特多纳（Tortona）经皮亚琴察（Piacenza），而到达了米兰的后方。他首先设法欺骗奥军，使他们在瓦伦萨（Valenza）集中兵力，以阻止他向东北方前进。可是拿破仑却向东进发，沿着波河（Po）的南岸，一直到达皮亚琴察。这样他就绕过了奥军的一切可能抵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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