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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空仿佛已经黑到了极点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光明。在11月的大选中，林肯居然又再度当选。那么这张救命的王牌又是什么？为什么林肯可以击败主和派（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克莱伦呢？这并不能归功于格兰特。因为他在7月到12月之间，事实上可以说是毫无进展，而且在10月中旬还吃了一次大败仗。照后世史学家的判断，谢尔曼在9月里攻占亚特兰大（Atlanta）之役，才真算是扭转乾坤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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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兰特被召回出任统帅时，谢尔曼由于在维克斯堡之战中建了不少战功，遂接替了他出任西方战场的总指挥官。他们两人之间，在观念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格兰特是把敌人的军队当作他的主要目标，而谢尔曼的方法却是威胁战略点，以压迫敌人自动暴露出来，用求战的方式以保护这个点的安全，否则即必须自动放弃这个点以维持平衡。所以他总是同时具有两个目标，不过以后他却达到了他的第二个目的——其作用就更深远。亚特兰大是南军的基地，不仅是四条重要铁路线的交点，而且更充满了重要的补给物资。诚如谢尔曼自己所指明，它是“充满了铸铁厂、兵工厂和机器厂”，此外它又更是一个精神上的象征，他说：“只要占领该地，则南军在精神上也无异于宣告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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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兰特的目标和谢尔曼的目标，孰优孰劣的问题，固然有很多争论，但是后者比较适合一个民主社会的心理，那是毫无疑问。也许只有拥有绝对地位的统治者，当他大权在握时才有资格坚持这种“击败敌人军队”的军事观念；甚至于像这样一位统治者，也应该考虑到如何使这种观念去与现实情况相配合，或者是权衡它有无达到的可能性。但是当一位战略家是民主政府的公仆时，他所具有的权力通常没这么大。他一定要仰仗他的雇主对他的支持和信任，他在工作时，对于时间和成本两方面，都要比“绝对”性的战略家具有更狭窄的限度。在压迫之下，他必须要求速胜。不管最后的希望有多大，在时间上他却不可拖得太久。所以有时他不免要暂时把原定的目标放在一边，或者至少要改变他的作战路线，以使他的观念获得一个新的伪装。当面临着这些不可避免的障碍时，军事理论一定要与现实相配合，一切军事上的努力，其基础都是建立在大众的支持上面——不仅人力和物力都要以此为源泉，而且究竟能否继续作战，也要看“老百姓”的脸色。所以战略家对于他所唱的战略高调也最好是以避免“曲高和寡”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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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利用机动的运动以节约他的兵力，是最值得加以注意的，因为若与在弗吉尼亚州的格兰特对比，他在补给方面实在是更受限制，所依赖只是一条单独的铁路线而已。可是，他却不使用他的军队作直接性的攻击，反过来他甚至暂时还摆脱了他的补给线。在这几个星期的运动中，他仅仅在克尼沙山地（Kenesaw Mountain）上曾经作过一次正面攻击的企图。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具有深意，因为他的部队实在是太疲倦，所以他不忍叫他们在大雨滂沱的道路上作侧面的行军。这一次攻击在略经接触之后，也就自动停止了。谢尔曼在山林起伏、河川纵横的地区中一共走了130英里，却只让他的部队作了一次攻击战斗。然而同时，他却采取了极其巧妙的运动，一再地引诱南军发动徒劳的进攻，而这类进攻必定都以失败收场。他的攻击运动结合了高度的防御技术：灵活快速的壕沟和土墙工事。每当敌人无法透入他这种机动性的“防盾”时，他就获得了一次新的战略利益。强迫本来在战略上采取守势的敌人，不断地使用这种成本极高的战术性攻势，这从历史上来看，可以算是一种最高明的战略例证。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谢尔曼还受着一条单独交通线的束缚。除去巨大的精神和经济效力不说，专就最狭窄的军事观点而论，谢尔曼的成就也已经够伟大，因为他使敌人所受的损失，要比他自己所受到的远为巨大，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若与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战绩作一对比，则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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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占了亚特兰大之后，谢尔曼马上又进一步作了一次空前的新冒险，关于这一件事，他曾经受到许多军事评论家的批评。他深信假使他能深入敌境，首先进入南方的谷仓——佐治亚——接着再继续攻进南方的心脏——南北卡罗来那（Carolina）——并且破坏他们的铁路体系，那么这个侵入的行动就会产生极强烈的精神作用，同时阻止补给向北流动去接济里士满和李将军的军队，这样一来南军的抵抗就会自动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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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完全不考虑到胡德（Hood）的南军——这支军队是被他压迫退出亚特兰大城的——而开始进行他那个著名的“向海岸行军”运动。他经过佐治亚州，一路破坏铁路，也一路就地取食。1864年11月15日，他离开了亚特兰大城，12月10日他就达到了萨瓦纳（Savannah）的郊外。在那里他又接上了他的交通线——不过那是海运而非陆运。南方的亚历山大将军，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曾经作下述判断：“这一次的进军，对于南方地区人民的精神影响之重大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比任何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还要更伟大。”谢尔曼于是就继续通过卡罗来那州，向北直趋李将军的后方，并且使南军丧失了他所剩余的主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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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的作战方法是很值得加以更详细的研究。因为当他经过佐治亚州行军时，他不仅和他的交通线完全断绝了联系，而且还把他的辎重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使他的部队变成了一支巨型的“飞行纵队”，完全是轻快部队，一共只有6000精兵。分为4个兵团，每个都以自给自足为原则，当纵队前进的时候，搜括粮食的部队就在前面和侧面，无形中构成了一道宽广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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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这次进军中，谢尔曼又成功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战略实践。在亚特兰大的战役中，他认清了当只有一个单纯的地理目标时，常常容易受到阻碍，因为敌人要阻止他前进的工作是很简单的，并无太多变化。于是谢尔曼就尽量避免这个弱点，他尽可能地使敌人不断处于“左右两难”的地位。他所采取的路线一直使敌人感到狐惑不决，最先猜不透他是以梅青（Macon）还是以奥古斯塔（Augusta）为目标，接着又猜不透他是以奥古斯塔还是以萨瓦纳为目标。而且即便谢尔曼心中早已有所选择，可是他却随时准备掉换他的目标，完全以当时的情况来作决定。由于他不断地采取欺诈的方向，于是敌人遂始终摸不清楚他的真正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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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越佐治亚州的进军中，谢尔曼已经证明了一支军队虽然轻装到如此程度，却也还是具有运动的能力。现在他进一步证明，这种轻快的程度还可以更增进。当他尚未继续越过卡罗来那州向北前进时，他已设法把他的军队，变成一种具有最高机动性的战争机器：一接到命令，顷刻之间即可开始行动，而且只需最少量的粮食即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尽管已经是冬天，可是连军官也得露宿，两个人共用一块帆布，撑张在树枝上面过夜。所有的营帐和营具完全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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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谢尔曼采取一条欺敌的路线，同时具有两个可以互换的目标。所以他的敌人无法决定究竟应该防守奥古斯塔，还是查尔斯顿（Charleston），因此分散了他们的兵力。结果，他对于这两点却都弃置不顾，而从它们中间横扫过去，以攻取哥伦比亚（Columbia）为目的——这是南卡罗来那州的首府，也是南军最重要的补给来源。此后，南军又拿不准他到底是想向夏洛特（Charlotte），还是向费耶维尔（Fayetteville）进攻。最后当他从费耶维尔出发时，敌人又猜不透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拉雷（Raleigh）还是戈尔兹博罗（Goldsborough）。而他自己也尚未决定到底是应以戈尔兹博罗，还是威明顿（Wilmington）作为最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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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方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是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这也就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足以说明为何当谢尔曼在这个远达425英里的长距离行军中，可以一路通行无阻的理由。事实上这个地区中充满了各种障碍物——河川、沼泽和岩岸——同时敌人的数量也远较优越，具有充分的抵抗力量。此外，谢尔曼的弹性也具有极大的贡献，其价值和方向的变换几乎不相上下。在一个宽广和不规则的正面上运动——分成四、五、六个纵队，每个纵队外面又都有一层搜括粮食人员的掩护——假使有一支纵队被阻，其他的纵队还是照样前进。从效果和方法上来看，他们就是1940年德国装甲兵力横扫法国的先例。对方的部队完全给他骇昏了，在精神的压迫下，他们一再后退，在未曾感到任何严重的物质压力前，即使自己发生了动摇。他们的心理对于谢尔曼的机动力量，已经产生了一种“饱和”的印象，每当他们建立了一个抵抗阵地时，就会先想到如何退却的方法。他们又总是先声夺人地喊道：“我们是谢尔曼的突袭部队，你们赶快逃吧！”假使有信心就等于赢得了会战的一半，那么若能破坏敌人的信心，就不仅只等于一半，而在一半以上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战而胜。谢尔曼，也正和拿破仑在奥地利作战的时候一样，他可以夸口说：“我仅仅用行军即已经把敌人打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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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谢尔曼到达了戈尔兹博罗，在那里他接受了补给和斯德菲尔德（Schofield）的增援兵力，经过一番整补之后，他便准备向坚守里士满的南军兵力作最后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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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4月初，格兰特才开始继续前进。这次马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功，首先是里士满投降，在一个星期之内，李将军的军队也全部投降了。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格兰特的直接战略和寻求“会战”的目标，能够获致全胜的明证。但是，在下一个严正的判断时，时间因素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南军的抵抗会突然崩溃的主因，是由于他们的肚子感到空虚，并且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使得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甚至于在谢尔曼尚未达到戈尔兹博罗之前，格兰特就已经可以这样的说：“李的军队现在已经士气低沉，逃亡得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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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两种最高的“忠心”——一是忠于他们的国家，一是忠于他们的家庭。而对于多数人而言，后者因为更具有个人性，所以也就更强烈。只要他们的家庭还是安然无恙的，他们是愿意出死力保卫国家，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牺牲也就是间接保护了他们的家庭。可是一旦当他们的家庭本身都已受到威胁时，那么一切的爱国心、纪律和同胞的情感就会丧失了维系的力量。所以谢尔曼的后方攻击，最大的效力也在于此，他不仅只是攻击一个军队的后方，而且还更攻击一个国家的后方，结果使这两种“忠心”形成对立的状态，这样就使军人的抵抗意志发生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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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间接的路线，以敌人在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后方为攻击对象，终于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只要对战争肯虚心研究的人，一定可以获得这样的结论。30年之前，英国战史学家艾德蒙斯将军（Gen．Edmonds）曾经作过下述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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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方名将，李和杰克逊都具有伟大的军事天才，而北弗吉尼亚州的军队也具有极高的战斗力，同时双方的都城又距离得那样近，所以使人们的注意力都完全集中在东战场上。但实际上作决定性打击的地点却是在西方。1863年7月，北军占领了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Port Hudson），这就是战争的真正转机。以后由于谢尔曼西面军的作战，才终于使南军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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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不正确的认识，部分原因是由于战斗的光辉，把多数军事史学家的头脑给弄昏了；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亨德斯（Henderson）所写的《杰克逊传》，实在未免言过其实，其传奇的意味重于历史。这本书里到处充满了亨德斯本人的战争观念，不免使其在军事史上的真正价值大为减少。英国军事学者受了这些影响，把注意力集中在维吉尼亚的战役方面，而完全忽视了西部战场——实际上那里却产生了决定性的行动。近代的史学家，若是能分析出这种错误观念对1914年以前的英国军事思想，以及对一次大战中英国战略的影响作用，那么对后世才不失为一项极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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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毛奇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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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析家的眼光，从美国内战转移到紧接其后的欧洲战争上，那么最可能使他具有深刻印象的事实，莫过于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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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在1866年和1870年，交战双方至少在名义上，对于战争都已经有周全的准备。第二点，双方所使用的都是职业性的军队。第三点，双方高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都要比美国内战的情形更多且更严重。第四点，德军在这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完全缺乏艺术性。第五点，尽管具有这样多的缺点，战争的胜负却还是迅速地获得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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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Moltke）的战略在设计上完全缺乏技巧，是一种纯粹的直接路线，全凭优势兵力的集中，以单纯的重量来把敌人压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为这两次战争即足以证明战争的规律是具有真正的“例外”呢？固然它们可以算作一种例外的情形，但是并不足以证明从许多经验中所归纳出来的规律还是具有漏洞。因为在这两次情形中，胜方都是具有优越的兵力，而败方的能力又实在太差，所以不必等到交手，便足以判定彼此的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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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奥军的主要弱点是兵器水准太差。当时，在战场上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证明普军的后膛枪，实在是比奥军的前膛枪要厉害得多。可是后代的学院派军事思想家却故意不重视这一点。1870年的法军，其弱点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数量居于劣势，（二）他们的训练也正如1866年的奥军般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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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即足以解释奥军和法军连续为普军所击败的真正理由。不过在未来从事战争准备时，任何的战略家似乎都不至于鲁莽到假定他的敌人，在头脑和体力方面与1866年的奥军、1870年的法军般脆弱，并据此再来拟定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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