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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方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是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这也就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足以说明为何当谢尔曼在这个远达425英里的长距离行军中，可以一路通行无阻的理由。事实上这个地区中充满了各种障碍物——河川、沼泽和岩岸——同时敌人的数量也远较优越，具有充分的抵抗力量。此外，谢尔曼的弹性也具有极大的贡献，其价值和方向的变换几乎不相上下。在一个宽广和不规则的正面上运动——分成四、五、六个纵队，每个纵队外面又都有一层搜括粮食人员的掩护——假使有一支纵队被阻，其他的纵队还是照样前进。从效果和方法上来看，他们就是1940年德国装甲兵力横扫法国的先例。对方的部队完全给他骇昏了，在精神的压迫下，他们一再后退，在未曾感到任何严重的物质压力前，即使自己发生了动摇。他们的心理对于谢尔曼的机动力量，已经产生了一种“饱和”的印象，每当他们建立了一个抵抗阵地时，就会先想到如何退却的方法。他们又总是先声夺人地喊道：“我们是谢尔曼的突袭部队，你们赶快逃吧！”假使有信心就等于赢得了会战的一半，那么若能破坏敌人的信心，就不仅只等于一半，而在一半以上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战而胜。谢尔曼，也正和拿破仑在奥地利作战的时候一样，他可以夸口说：“我仅仅用行军即已经把敌人打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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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谢尔曼到达了戈尔兹博罗，在那里他接受了补给和斯德菲尔德（Schofield）的增援兵力，经过一番整补之后，他便准备向坚守里士满的南军兵力作最后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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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4月初，格兰特才开始继续前进。这次马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功，首先是里士满投降，在一个星期之内，李将军的军队也全部投降了。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格兰特的直接战略和寻求“会战”的目标，能够获致全胜的明证。但是，在下一个严正的判断时，时间因素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南军的抵抗会突然崩溃的主因，是由于他们的肚子感到空虚，并且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使得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甚至于在谢尔曼尚未达到戈尔兹博罗之前，格兰特就已经可以这样的说：“李的军队现在已经士气低沉，逃亡得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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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两种最高的“忠心”——一是忠于他们的国家，一是忠于他们的家庭。而对于多数人而言，后者因为更具有个人性，所以也就更强烈。只要他们的家庭还是安然无恙的，他们是愿意出死力保卫国家，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牺牲也就是间接保护了他们的家庭。可是一旦当他们的家庭本身都已受到威胁时，那么一切的爱国心、纪律和同胞的情感就会丧失了维系的力量。所以谢尔曼的后方攻击，最大的效力也在于此，他不仅只是攻击一个军队的后方，而且还更攻击一个国家的后方，结果使这两种“忠心”形成对立的状态，这样就使军人的抵抗意志发生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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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间接的路线，以敌人在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后方为攻击对象，终于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只要对战争肯虚心研究的人，一定可以获得这样的结论。30年之前，英国战史学家艾德蒙斯将军（Gen．Edmonds）曾经作过下述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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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方名将，李和杰克逊都具有伟大的军事天才，而北弗吉尼亚州的军队也具有极高的战斗力，同时双方的都城又距离得那样近，所以使人们的注意力都完全集中在东战场上。但实际上作决定性打击的地点却是在西方。1863年7月，北军占领了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Port Hudson），这就是战争的真正转机。以后由于谢尔曼西面军的作战，才终于使南军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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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不正确的认识，部分原因是由于战斗的光辉，把多数军事史学家的头脑给弄昏了；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亨德斯（Henderson）所写的《杰克逊传》，实在未免言过其实，其传奇的意味重于历史。这本书里到处充满了亨德斯本人的战争观念，不免使其在军事史上的真正价值大为减少。英国军事学者受了这些影响，把注意力集中在维吉尼亚的战役方面，而完全忽视了西部战场——实际上那里却产生了决定性的行动。近代的史学家，若是能分析出这种错误观念对1914年以前的英国军事思想，以及对一次大战中英国战略的影响作用，那么对后世才不失为一项极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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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170014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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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毛奇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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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析家的眼光，从美国内战转移到紧接其后的欧洲战争上，那么最可能使他具有深刻印象的事实，莫过于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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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在1866年和1870年，交战双方至少在名义上，对于战争都已经有周全的准备。第二点，双方所使用的都是职业性的军队。第三点，双方高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都要比美国内战的情形更多且更严重。第四点，德军在这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完全缺乏艺术性。第五点，尽管具有这样多的缺点，战争的胜负却还是迅速地获得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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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Moltke）的战略在设计上完全缺乏技巧，是一种纯粹的直接路线，全凭优势兵力的集中，以单纯的重量来把敌人压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为这两次战争即足以证明战争的规律是具有真正的“例外”呢？固然它们可以算作一种例外的情形，但是并不足以证明从许多经验中所归纳出来的规律还是具有漏洞。因为在这两次情形中，胜方都是具有优越的兵力，而败方的能力又实在太差，所以不必等到交手，便足以判定彼此的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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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奥军的主要弱点是兵器水准太差。当时，在战场上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证明普军的后膛枪，实在是比奥军的前膛枪要厉害得多。可是后代的学院派军事思想家却故意不重视这一点。1870年的法军，其弱点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数量居于劣势，（二）他们的训练也正如1866年的奥军般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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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即足以解释奥军和法军连续为普军所击败的真正理由。不过在未来从事战争准备时，任何的战略家似乎都不至于鲁莽到假定他的敌人，在头脑和体力方面与1866年的奥军、1870年的法军般脆弱，并据此再来拟定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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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德军的战略固然在观念上是直接的，但是执行时也还是具有相当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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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为了想利用一切可用的铁路线以节省时间起见，毛奇把普军分布在长达250英里以外的广泛正面上。他的意图是想迅速地前进，通过边界上的山岳地带对敌境作向心式的运动，和他在波希米亚北部的军队会合。但是因为普王不肯以侵略者自居，一再地拖延时间，而使他的意图受到影响——也同时使毛奇的战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间接性，这却是他原先所不曾计划的。因为在这期间，奥军已经集中向前推进，使毛奇丧失了他理想中的集中地区。于是普国的皇太子，相信突出的西利西亚会受到威胁，他力迫毛奇准许他的部队向东南移动来保护西利西亚。这样一来，他这支军队就和其余的部队相隔甚远，但同时也达到了一个可以威胁奥军侧翼和后方的位置。腐儒之流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做过不少文章，大都谴责毛奇不该把兵力散得这样远。事实上，胜利的种子正因此而撒播，虽然他并不曾有意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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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兵力部署使奥军的指挥官在心理上丧失了平衡，因此尽管普军一再犯下重大的错误，可是他们却还能分两路越过山地，而终于在柯尼格雷兹收获了胜果——因为多数的错误都适巧对于间接性有贡献，因此也使他们的路线更具决定性。事实上，尚未开战之前，奥军的指挥官即已战败——他们那时早已致电奥皇，要求立即向普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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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毛奇把他的部队分别集中在一个比较广泛的地区，而奥军却完全集中在一起，其正面不过40英里长。从表面上看来，奥军是占有所谓“内线”的便利，但事实上，普军却因此而具有较大的弹性。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毛奇的意图固然是想在与敌人遭遇前，即先集中他自己的兵力，不过他的目的却并非立即作直接的攻击。他原定的计划是具有两个分支。试探出奥军在易北河上约瑟夫斯塔德（Josefstadt）的“假想”阵地已经有了不稳的现象，那么普国皇太子所率领的军团应立刻东进，以攻击它的侧翼，而另外2个军团则钉住它的正面。假使这个攻击无实现的可能性，那么3个军团就应一律向西迂回，在巴尔都比兹（Pardubitz）越过易北河，然后再转向东面，以威胁敌人通向南方的交通线。可是到了实际作战的时候，奥军却先渡过了易北河，其集中的位置远比毛奇所预料的更向前，所以皇太子的前进遂自动趋向奥军的侧翼上，于是立即形成了包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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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毛奇的原有意图是想在萨尔河（Saar）上，作一次决定性的会战。所以他准备把3个军团都集中在那里来击碎法军；这个计划事实上也未实现，其原因不是由于敌人的行动，而是由于他们的瘫痪。当时普国的第三军团，本位置于极左翼方面，已经在极东的地方越过了边界，并且在维森堡（Weissenburg）击败了一个法军支队，获得了小型的战术性成功。仅仅由于这个消息的传播，便使法军全体发生了瘫痪现象。他们一直往前推进，在吴尔斯（Wöth）又发生了一场混战，终于在其他法军部队到达战地前，即已包围了法军右翼的侧卫兵力而使其溃败。这次部分性的支队作战，其所产生的间接效力，要比他们所想像的大规模会战具有更多的决定性。因为此后，第三军团就没有照原定计划向内转动和普军的主力会合，他们被允许沿着一条畅通的路线推进，完全部署在敌军主力所在地区的外面。结果他们侥幸地未参加在维永维尔（Vionville）和格拉韦落特（Gravelotte）的错误会战。照当时法军的位置来判断，假使他们参加了，也不会有什么作用。由于他们不曾投入会战，所以到了后来的决定性阶段中，这个军团反而变成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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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了格拉韦落特会战结果的刺激，法军主力就开始向侧翼退却，退入了梅斯城（Metz）。当时普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都已经打得筋疲力竭，因此敌军是很容易脱逃的。但是由于害怕普国第三军团的拦截，所以法军主将巴赞（Bazaine）才会以坐守梅斯为目的，因此普军才有时间来恢复他们的力量。反过来说，法军放弃了野战的机会而坐守孤城，也可以说是一误再误。最后，麦克马洪（Mac Mahon）才企图解梅斯城之围。他这次的动机并非受了政治上的压迫，而是受了敌人的引诱。这一次的作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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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既非故意，又不曾在任何人的预料中，法军为普国第三军团创造了一个新机会，他们现在继续向巴黎挺进。对于麦克马洪的军队，构成一种间接路线的威胁。他们把进行方向完全改变了，从西到北，绕着麦克马洪的侧翼而到达了他的后方。这个行动使麦克马洪的全军陷入了陷阱中，并且被迫在色当（Sedan）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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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决定阶段中所具有的间接性，实际上要比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还多。但是1870年以后的军事理论家，大部分都只受表面现象的影响，而并未能作更深入的研究。这种影响对于下一个大规模战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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