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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170014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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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毛奇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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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析家的眼光，从美国内战转移到紧接其后的欧洲战争上，那么最可能使他具有深刻印象的事实，莫过于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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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在1866年和1870年，交战双方至少在名义上，对于战争都已经有周全的准备。第二点，双方所使用的都是职业性的军队。第三点，双方高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都要比美国内战的情形更多且更严重。第四点，德军在这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完全缺乏艺术性。第五点，尽管具有这样多的缺点，战争的胜负却还是迅速地获得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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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Moltke）的战略在设计上完全缺乏技巧，是一种纯粹的直接路线，全凭优势兵力的集中，以单纯的重量来把敌人压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为这两次战争即足以证明战争的规律是具有真正的“例外”呢？固然它们可以算作一种例外的情形，但是并不足以证明从许多经验中所归纳出来的规律还是具有漏洞。因为在这两次情形中，胜方都是具有优越的兵力，而败方的能力又实在太差，所以不必等到交手，便足以判定彼此的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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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奥军的主要弱点是兵器水准太差。当时，在战场上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证明普军的后膛枪，实在是比奥军的前膛枪要厉害得多。可是后代的学院派军事思想家却故意不重视这一点。1870年的法军，其弱点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数量居于劣势，（二）他们的训练也正如1866年的奥军般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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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即足以解释奥军和法军连续为普军所击败的真正理由。不过在未来从事战争准备时，任何的战略家似乎都不至于鲁莽到假定他的敌人，在头脑和体力方面与1866年的奥军、1870年的法军般脆弱，并据此再来拟定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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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德军的战略固然在观念上是直接的，但是执行时也还是具有相当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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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为了想利用一切可用的铁路线以节省时间起见，毛奇把普军分布在长达250英里以外的广泛正面上。他的意图是想迅速地前进，通过边界上的山岳地带对敌境作向心式的运动，和他在波希米亚北部的军队会合。但是因为普王不肯以侵略者自居，一再地拖延时间，而使他的意图受到影响——也同时使毛奇的战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间接性，这却是他原先所不曾计划的。因为在这期间，奥军已经集中向前推进，使毛奇丧失了他理想中的集中地区。于是普国的皇太子，相信突出的西利西亚会受到威胁，他力迫毛奇准许他的部队向东南移动来保护西利西亚。这样一来，他这支军队就和其余的部队相隔甚远，但同时也达到了一个可以威胁奥军侧翼和后方的位置。腐儒之流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做过不少文章，大都谴责毛奇不该把兵力散得这样远。事实上，胜利的种子正因此而撒播，虽然他并不曾有意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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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兵力部署使奥军的指挥官在心理上丧失了平衡，因此尽管普军一再犯下重大的错误，可是他们却还能分两路越过山地，而终于在柯尼格雷兹收获了胜果——因为多数的错误都适巧对于间接性有贡献，因此也使他们的路线更具决定性。事实上，尚未开战之前，奥军的指挥官即已战败——他们那时早已致电奥皇，要求立即向普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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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毛奇把他的部队分别集中在一个比较广泛的地区，而奥军却完全集中在一起，其正面不过40英里长。从表面上看来，奥军是占有所谓“内线”的便利，但事实上，普军却因此而具有较大的弹性。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毛奇的意图固然是想在与敌人遭遇前，即先集中他自己的兵力，不过他的目的却并非立即作直接的攻击。他原定的计划是具有两个分支。试探出奥军在易北河上约瑟夫斯塔德（Josefstadt）的“假想”阵地已经有了不稳的现象，那么普国皇太子所率领的军团应立刻东进，以攻击它的侧翼，而另外2个军团则钉住它的正面。假使这个攻击无实现的可能性，那么3个军团就应一律向西迂回，在巴尔都比兹（Pardubitz）越过易北河，然后再转向东面，以威胁敌人通向南方的交通线。可是到了实际作战的时候，奥军却先渡过了易北河，其集中的位置远比毛奇所预料的更向前，所以皇太子的前进遂自动趋向奥军的侧翼上，于是立即形成了包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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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毛奇的原有意图是想在萨尔河（Saar）上，作一次决定性的会战。所以他准备把3个军团都集中在那里来击碎法军；这个计划事实上也未实现，其原因不是由于敌人的行动，而是由于他们的瘫痪。当时普国的第三军团，本位置于极左翼方面，已经在极东的地方越过了边界，并且在维森堡（Weissenburg）击败了一个法军支队，获得了小型的战术性成功。仅仅由于这个消息的传播，便使法军全体发生了瘫痪现象。他们一直往前推进，在吴尔斯（Wöth）又发生了一场混战，终于在其他法军部队到达战地前，即已包围了法军右翼的侧卫兵力而使其溃败。这次部分性的支队作战，其所产生的间接效力，要比他们所想像的大规模会战具有更多的决定性。因为此后，第三军团就没有照原定计划向内转动和普军的主力会合，他们被允许沿着一条畅通的路线推进，完全部署在敌军主力所在地区的外面。结果他们侥幸地未参加在维永维尔（Vionville）和格拉韦落特（Gravelotte）的错误会战。照当时法军的位置来判断，假使他们参加了，也不会有什么作用。由于他们不曾投入会战，所以到了后来的决定性阶段中，这个军团反而变成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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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了格拉韦落特会战结果的刺激，法军主力就开始向侧翼退却，退入了梅斯城（Metz）。当时普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都已经打得筋疲力竭，因此敌军是很容易脱逃的。但是由于害怕普国第三军团的拦截，所以法军主将巴赞（Bazaine）才会以坐守梅斯为目的，因此普军才有时间来恢复他们的力量。反过来说，法军放弃了野战的机会而坐守孤城，也可以说是一误再误。最后，麦克马洪（Mac Mahon）才企图解梅斯城之围。他这次的动机并非受了政治上的压迫，而是受了敌人的引诱。这一次的作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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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既非故意，又不曾在任何人的预料中，法军为普国第三军团创造了一个新机会，他们现在继续向巴黎挺进。对于麦克马洪的军队，构成一种间接路线的威胁。他们把进行方向完全改变了，从西到北，绕着麦克马洪的侧翼而到达了他的后方。这个行动使麦克马洪的全军陷入了陷阱中，并且被迫在色当（Sedan）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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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决定阶段中所具有的间接性，实际上要比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还多。但是1870年以后的军事理论家，大部分都只受表面现象的影响，而并未能作更深入的研究。这种影响对于下一个大规模战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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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170014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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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日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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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战略，完全学着他们德国师傅的榜样，纯粹是采取直接路线。尽管俄军在作战方面所依赖的就只是一条单独的铁路线——西伯利亚铁路——可是日军对这样有利的条件，却完全不知道加以利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支军队是利用这样长和这样窄的通气管呼吸，而且因为这支军队的数量如此的庞大，所以更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但是日本的战略家所希望的，只是想正对着俄军的牙齿作直接的打击而已。而他们对于部队的集中，其密集的程度较之1870年的毛奇，还尤有过之。诚然，他们在辽阳之前，曾经企图作某种性质的向心前进，而与敌人接触之后，又一再企图迂回敌人；不过从地图上来看，这种迂回的路线似乎是很宽广，可是若就其兵力大小的比例而言，则实在是非常的狭窄。尽管他们并不像毛奇般交了好运，手中并无一支“自由”进行的军队；同时也没有那个巧遇的“香饵”，像梅斯城那样；而尤其是并无一个麦克马洪来吞食它——反过来说，他们攻击旅顺却正是吞食敌人的香饵——话虽如此，他们却希望能够获得一个“色当”型的胜利。因此，他们是徒然流了许多的鲜血，而未能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最后在毫无决定性的奉天会战后，日军就已经拼得精疲力竭。幸亏俄国对这次战争根本不感兴趣，而且所用的兵力也还不到它全力的十分之一。于是俄国愿意讲和，这对日本而言，才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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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于历史的观察和分析，都是以事实为根据，而非以假想为根据。那是所真正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它的结果，而不是假定双方如何怎样的说法。实际的经验证明了直接性的路线，总是难于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才演化出间接路线的理论。当然，采取间接路线也自有其困难，所以无论赞成与否，都一定可以找到一套辩论的理由，不过实际上却无太多意义。从基本原理的观点上来看，那些都是多余的废话。即使某一位将军采用某种另外的路线，且能够获得某种较好结果，但它却并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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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一般军事学研究的立场上来说，这种假想不仅很有趣味，而且更有其价值。所以撇开我们现有的研究路线不谈，那么我们可以指出旅顺港和曼图亚所具有的地位实在颇为相似——一方面也应注意到日军在朝鲜和中国满洲，在地理和交通方面所遭受到的困难。假使当时日军所遭遇的条件要比拿破仑的法军还困难，那么他们也自有其优点——例如工具比较好。这样的比较研究，可以马上引到下述的两个问题：（一）在战争初期，日军若能效法拿破仑以曼图亚为饵引诱奥军来攻的手段，即把旅顺港当作诱敌的香饵看待，似乎也不是无利益的；（二）在战争的末期，日军至少应使用部分兵力，以期切断俄军在哈尔滨与沈阳之间的狭长通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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