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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新计划尚未实行以前，法军却早已开始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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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当时并未能迅速把握住这个机会，他还是命令部队继续后撤，但是巴黎的守将加列尼（Galliéni）马上看清楚了这一点。9月3日那一天，加列尼认清了克鲁克向内转动的意图，立即命令莫努里（Maunoury）的第六军团，准备攻击德军的右翼。第二天（9月4日）一整天当中，霞飞总部的激烈辩论都不曾中断。甘末林少校（Maj．Gamelin），他是霞飞的军事秘书，力主立即反攻，但是却受到贝尔瑟洛将军（Berthelot）的强烈反对，他在参谋本部中具有较大的发言权。一直等到那天夜里，加列尼在电话中和霞飞长谈之后，霞飞才表示同意，于是争执终于获得了解决。所幸一旦认识清楚之后，霞飞在采取行动时颇具决心。整个左翼都受命回转过头来，9月6日开始发动全面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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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努里首先发难，在9月5日，他就已经使德军敏感的侧翼感受到了威胁。克鲁克只好一再抽调兵力去增援这个感受威胁的侧翼。于是在德国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之间，产生了一个长达30英里的空洞，只靠一个骑兵团所构成的屏障来掩护它。因为面对着这个缺口地区的英军，已经迅速的撤退，所以克鲁克才敢冒这个危险。甚至于在9月5日这一天，尽管其他部队都已回转过头来，可是英军却还继续向南走了一天。可是英军的这个暂时“失踪”，对于胜利却具有意想不到的间接贡献。因为以后当英国再回过头来前进时，德军所获得的情报却是，他们的纵队正向着这个缺口挺进，于是比罗遂在9月9日命令他的第二军团向后撤退。当时第一军团虽暂时击败莫努里，可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行动使得他们处于孤立的地位，所以这种优势也马上被抵消了，结果在同一天当中，他们也向后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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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11日，德军所有的军团都在撤退之中，有的奉有小毛奇的命令，有的却是独立行动。想以凡尔登为枢纽，作部分包围的企图是早已失败——由第六和第七两个军团所构成的“牙床”，在法国东部边境要塞上，很快就碰断了门牙。这种发展实在令人费解：既然在战前的冷静计算中，认为正面的攻击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才决定不惜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权，因为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可以走得通的路线。可是到了实际作战时，德军的统帅部竟反而认为临时采取这种正面攻击的方式，可以有成功的希望。天下不合情理之事，实莫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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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决定马恩河会战胜负的因素一共有两个：一是震动；二是裂痕。莫努里向德军右翼上的攻击，就产生了一个震动，而这个震动又在德军战线的弱点上，制造了一个裂痕。这个物质上的裂痕又使德军统帅部在心理上产生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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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克鲁克的间接行动——在勒卡陶以后向外迂回——足以破坏霞飞的第二计划，阻其提早转移攻势，并且也增加了英法联军的退却速度。反过来说，他以后的向左旋转，直接向敌人进攻，却使德军的计划满盘皆输。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小毛奇的战略路线也是越来越直接化。德军左翼的正面攻击不仅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失败，而且毫无战略上的收获，真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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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霞飞的退却是一种间接的路线，则未免言过其实。马恩河的机会是人家送给他的，既不是他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他寻找发现的。加列尼的突袭在时机上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刚好在德国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尚未把侧翼防务布置完毕之前。不过它也未免太直接化，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假使他若是听从霞飞的第一个指示，在马恩河的南岸实行突击，那就会更直接化了。最后，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迫使德军退却，而决定胜负的因素，又是一个并非故意的间接路线——这好像是历史喜剧中的一段插曲。那就是英国远征军的突然失踪，以后又迟迟地再度出现，但恰好针对着德军右翼方面那个已经削弱了的接头点上。法国方面的批评大多数都是谴责英军迟缓误事，殊不知其结果恰好相反。这正好像龟兔赛跑的寓言一样。假使英军回头进攻的时间太早，那么德军这个接头点上的兵力就不会变得那样的脆弱。莫努里的攻势也许根本上就无法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因为当德方从这个接头地区抽调出来的两个军还在行军途中时，他的攻势即早已受挫。换言之，这两个军实在是白忙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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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分析德军退却的原因时，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的因素，值得在此一提。当时德军统帅部获得了一个情报，说英军正在比利时海岸上进行登陆，所以他们很敏感，害怕他们的后方和交通线会受到威胁。因此在马恩河会战尚未开始之前，他们即早已有了退却的打算。9月3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韩迟中校（Lt-Col． Hentsch）来到了第一军团司令部中，带来了最新的命令，上面写着：“消息很不好：第六和第七两个军团在南锡（Nancy）—埃皮纳勒地区之前，已经被阻。第四和第五两个军团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法军已经从右翼方面，抽调兵力开往巴黎。英国的生力军也继续不断地从比国海岸登陆。谣言中还传说有俄国远征军参加此项登陆。因此是非撤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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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军有3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奥斯登（Ostend）登陆，由于德军统帅部的敏感作用，在48小时之内，3个营竟谣传成一个总数4万人的“军”了。为什么会有俄国远征军的谣言呢？其来源是一位英国铁路上的搬伕幻想出来的故事——在英国的白厅（Whitehall）中，真应该为这个“无名的搬伕”铸造一尊铜像。史学家也许可以获得下述结论：认为这个在奥斯特登暂登陆的部队，再加上俄国远征军的神话，就是马恩河会战中决定胜负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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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幻想中的兵力能产生这样大的精神作用，因此自从9月9日以后，德军因为害怕英军会从安特卫普方面出击，所以行动上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由此看来，若当初即能采取法兰契的战略，其结果一定更有效。假使能够如此，那么英军在这一次决斗中，就不仅具有消极的，而且更具有积极性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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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法尔根汉（Falkenhayn）已经接替了小毛奇的职务，他充分认清了比利时海岸对于德军后方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力量。于是他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夺取安特卫普，再由此开展一项极具间接路线意味的行动。可惜在执行的时候，却并不如理想，只比直接路线好。虽然如此，但却还是使联军又几乎达于惨败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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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霞飞看到莫努里对于绕过德军侧翼的企图未能生效之后，遂决定再组成一个新的军团，由卡斯特尔诺（de Castelnau）率领，负责迂回的行动。可是在此以前，联军的正面追击早已在恩河（Aisne）上被阻止住了。此时，德军已经恢复了他们的团结力，而德军统帅部对于这种有限度的机动，是早有应付的准备——而法军却沿着德军预料中的路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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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月，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双方都在作迂回对方西翼的企图，但是都未能获致成功。用一个并不准确的惯用名词来说，就叫作“向海边的赛跑”（the race to the sea）。早在霞飞之前，法尔根汉即开始尝试作这样的游戏，10月14日即设计好一个战略性的陷阱，他预料到联军在下一个行动中，一定会自动上当。他使用最近组成的侧翼兵力，以来对付敌人的迂回企图，而另外用一支兵力——包括安特卫普攻陷后所多出来的部队，以及4个新组成的军——一直往下扫过比利时海岸，突破来攻联军的侧翼，然后打击它的后方。他甚至暂时控制着他的兵力，不去追击从安特卫普退却的比利时野战军，以避免过早使联军指挥部得到消息，而提高他们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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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侥幸的是，比利时国王艾伯特（King Albert）很谨慎也很实际地拒绝了福煦邀请他参加这个迂回行动的要求，而坚决不肯离开沿海地区。所以比军能够据守阵地顽抗，最后，还放水淹没了沿海的低地，以阻止德军从北面而来的攻势。如此才强迫法尔根汉只好对联军的侧翼，采取一条比较直接的路线——这时，由于英将海格所率领的一军，刚刚从恩河上开到，所以这个侧翼也刚刚进展到伊珀尔（Y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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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已到达的英军右翼和中央各部，所作的前进企图均已被阻止，可是英军主将法兰契还是命令海格所统率的左翼军，去完成霞飞的迂回梦想。也是很侥幸，恰好德军的攻势也提前开始，所以产下来的是一个“死胎”——虽然在一两天之内，法兰契受了福煦的影响，坚信这次英军的“攻击”已正在进行之中，可是实际上，海格的部队却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艰苦奋斗，以图勉强守住他现有的位置。由于法英两国的主将对于现实的情况如此缺乏认识，所以才会如茵克曼（Inkerman）所言，这个伊珀尔战斗，事实上完全是士兵们的各自为战。而法尔根汉在扫过海岸地区的希望断绝之后，也在一怒之下，坚持想用直接路线来寻求一个“决定”，而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尽管实力是那样不足，可是还和往常的惯例一样，一个直接的守势总还是可以击败一个直接的攻势。最后堑壕从瑞士边境一直挺到海边——僵持之局遂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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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间的西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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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四年，联军的军事发展便是不断重复同样的方法，以期打开这种死结——或是直接突破堑壕，或者是寻找一条困难的迂回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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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线方面，两条平行的战壕把战略变成了战术的仆人，而战术本身也变成一个跛子。因此在1915到1917年间，关于战略方面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就联军方面而言，其战略纯粹是采取直接路线，结果根本不足以打开这个死结。不管我们对于消耗战的评价是怎样，也不管把这整段时间当作一个连续性会战的看法是否正确，总而言之，这种需要花四年的时间才能造成“决定”的方法，似乎是不值得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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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在新沙佩勒（Neuve Chapelle）发动的第一场攻势企图，虽然所采取的路线是直接的，但是至少曾具有战术性的奇袭作用。从此之后，由于采取了预先“报信”的准备炮击方式，以致所有一切的企图都变成正面的硬攻。关于这一类的攻击有1915年5月间法军在阿拉斯（Arras）附近的攻势；1915年9月间，英法联军在香槟（Champagne）和阿拉斯以北的攻势；1916年7月间，在索姆河（Somme）上的攻势；1917年4月间，在恩河和阿拉斯的攻势；最后，从1917年7月到10月间，英军在伊珀尔的攻势。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Cambrai）的攻势，由于使用突然放出大量集中坦克的方式来代替惯用的长时间炮兵准备射击，所以又重新取得了战术性的奇袭。不过这次小规模的攻势在开始的时候，固然很愉快，而结局却很不愉快，所以从战略方面看来，它很难算是一个间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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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军方面，战略几乎完全限于守势，除了1916年对于凡尔登的攻势，要算是唯一例外的插曲。那个攻势还是一条纯粹的直接路线——除了那个用一连串有限的“蚂蟥吸血”方法，以使敌人失血致死的观念，或许勉强可以算是具有间接性。但是这种方法本身的消耗也很大，结果也造成自己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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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间接路线的性质比较相似，但是在目标上却是纯粹守势的，那就是鲁登道夫（Ludendorff）在1917年春天所拟定的计划，该计划把一部分德军撤到了兴登堡（Hindenburg）防线。为了防范法英联军在索姆河上重整攻势，德军就在仑斯-那永-兰斯（Lens-Noyon-Reims）弧线的弦线上，构筑了一条非常牢固的新人工防线。在把弧线内的整个地区彻底破坏之后，德军就按计划分步撤退，退入这个缩短了的新防线上。忍痛放弃土地要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勇敢，这个行动破坏了联军春季攻势的整个计划。它帮助德国人获得一年的喘息时间，逃脱最危险的境况，使联军的任何联合攻势都无所施其技。这段时间也使俄国达到了完全崩溃的程度，并使鲁登道夫可以使用优势的兵力在1918年展开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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