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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丘吉尔也曾经有过下列的议论：敌人的同盟国应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近代化的发展已经使距离和机动力的观念，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其他任何战场上所作的打击，都可以相当于在敌人战略性侧翼上所作的传统性攻击一样。当时有许多人引证拿破仑的例子，以来说明应在西线方面坚持死拼下去，可是实际上，这种例证的意义似乎恰好相反。进一步说，这种性质的作战，又与英国的传统两栖战略不谋而合，它使英国人可以发挥他们的海上威力，这项重大的军事优势，却一向不曾为人所注意到。1915年1月，基钦纳勋爵提出了一个计划，准备在亚历山勒塔湾（Alexandretta）登陆，以切断土耳其的主要交通线。根据兴登堡和恩维尔巴夏（Enver Pasha）在战后所发表的意见，这个计划可以使土耳其完全瘫痪，但是却并不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此对于整个中欧同盟国而言，这并不算是一个有效的间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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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主张把英军的主力移转到巴尔干地区，因为那里是一条通到敌人“后门”的路线。但是西线上的英法指挥官们，却坚信在法国境内可以提早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强硬地反对其他战略。他们特别强调运输上和补给上的困难，并且照他们的看法，德国人一定可以很方便地调动他们的兵力，以应付其他地区的威胁。这当然也并非全无事实根据，不过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却不免有过度紧张之嫌。尤其是把这些反对的理由，应用在加耶尼的巴尔干计划上面，则似乎更不适当。他主张在萨洛尼卡登陆，以此为起点向君士坦丁堡进攻，其兵力的强度应以能诱致希腊和保加利亚两国也愿意倾全力参战为原则。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应该沿着多瑙河溯江而上，一直攻入奥匈帝国境内与罗马尼亚的军队相会合。这个计划与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所实际进行的作战，具有基本的相似之点。在1918年9月，德国军方认为这样一个攻击是具有“决定”性的意味。并且在11月初，虽然这个威胁还并未紧急化，但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足以促使德军提早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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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915年的1月，英法两国的大多数军人始终不肯放弃“西线第一”的见解，不愿意接受任何新的观念。不过反对派的意见也不甘沉默，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一个新的情况产生，于是所谓近东的计划又用另外一种形式借尸还魂了，虽然这个形式也许更脆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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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2日，基钦纳收到了俄国尼古拉大公爵的要求，要他设法解除土耳其对于高加索地区的压迫。基钦纳因感无法抽调部队，于是遂主张使用海军向达达尼尔海峡作一种示威的姿态。有幻想力的丘吉尔马上认为这个观念，可以具有更广泛的战略可能性，尽管并无陆军的援助，他主张把这个示威运动，改变成一个强迫通过海峡的企图。他的海军顾问们，虽然并不一定十分热心，可是并不表示反对，于是当地的英国海军指挥官卡登（Carden）遂奉命拟定计划。这一支海军兵力，主要是由旧式军舰所组成，另外加上一些法国人的协助，在准备射击结束之后，即于3月18日进入海峡。但是在一个料想不到的地点上，突然出现了一处新近布置的雷区，于是炸沉了几艘船只，结果这个企图就这样中途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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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要问：假使英军立即继续前进，那么这个行动是否可能成功？因为当时土耳其的弹药已经用完，若无巨炮的掩护，那种雷区并不难予以克服。但是新任的海军指挥官德罗贝克（Adm．de Robeck）决定除非能够获得陆军的援助，否则绝不再进攻。早在一个月以前，作战会议已经决定发动一次联合攻势，并且开始派遣一支陆军兵力，由汉密尔顿爵士（Sir Ian Hamilton）负责指挥。但是英法两国当局，不仅迟迟不肯接受新的计划，还迟迟不曾认清在执行时，需要多强大的兵力。等到兵力派遣好了之后，数量却是不足的，而且在亚历山大港又拖延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原因是为了重新分配运输船只，以期更适合于战术上的要求。可是最糟的，是这种迟疑不决的政策，使一切的奇袭机会都完全断送掉了。当2月实行准备性炮击的时候，土军在海峡地区中只不过2个师而已；到了海军攻击的时候，已经增到了4个师；等到汉密尔顿最后企图准备登陆时，却已经增加到6个师。而他所有的兵力一共只有4个师的英军和1个师的法军，因此在兵力上实在处于劣势地位。同时土军还占有地利，这里的地形足以使攻势比守势困难数倍。由于数量上的弱点，再加上任务上的限制——专以帮助舰队通过海峡为目的——逼着他只好选择加利波利（Gallipoli）半岛为登陆地点，而不能在大陆上或亚洲海岸上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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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他开始登陆，地点有二：一在半岛南端，希里斯角（Cape Helles）附近，二在格巴土丘（Gaba Tepe）附近，在爱琴海海岸上面，距离约为15英里。法军也同时在亚洲海岸方面的库门卡尔（Kum Kale）地方作临时性的登陆，以分散土军的兵力。但是等到最后阶段的战术性奇袭效力过了之后，土耳其人即能够召集他们的预备队实行阻击，于是侵入军对于他们这两个微小的立足点再也无法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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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到了7月间，英国政府决定加派5个师的兵力，去增援现在已经在半岛上面的7个师。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土耳其的兵力也增到了15个师。汉密尔顿决定采取一个双面打击的计划——一方面从格巴土丘增兵进击，另一方面在北面几英里以外的苏弗拉湾（Suvla Bay）作新的登陆企图，以求切断半岛的中部，并占稳控制窄海的高地。也许这个计划要比在布莱尔（Bulair）或亚洲海岸方面实行登陆更直接化，可是它的唯一优点，就是不在敌人的料想范围之内——因为土军的预备队都已经分别集中。在其他地区中，于36小时之内，一共只有一个半营的土军，挡住了英军的进路，此后土耳其的援军才开始赶到。由于登陆部队的经验太差，而在场指挥官的惰性又太重，所以才会使这样大好的机会白白糟蹋掉了。战局变成了僵持之后，许多人都感到失望，于是那些本来反对这个计划的人都纷纷发言，不久联军就撤出了这个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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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法尔根汉对于这个达达尼尔计划，却有下述的批评：“假使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不能永远的封锁住，则一切胜利的希望都会减低许多。俄国人可以因此解除被孤立的威胁……这比军事上的胜利具有更安全的保证。否则这个巨怪总有一天会自动跌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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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错误不在观念方面，而在执行方面。假使开战之始，英国人就把他们以后所零碎消耗掉的兵力，都集中起来以图一逞的话，那么根据对方指挥官的证词，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大有成功的可能性。虽然达达尼尔的攻击对于土耳其而言，是一条直接路线，但对于正在高加索作战的土军主力而言，却算是一条间接路线；而在较高的层次中，对于整个中欧同盟国而言，更是一条间接路线。从当时西线的黯淡情形可以得知，即使厚积兵力于有限的空间中，其结果还是无法获得决定的透入，因此，达达尼尔的观念似乎是很符合“调整目标以配合手段”的原理。不过在执行时，他们却完全违背了这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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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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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东的远征实不应列入研究范围之内。从战略方面来说，他们的距离太远，不可能获致任何决定性的效力。若当作战略上分散敌人兵力的手段而言，则在每一次作战中，所吸引住的英军，却要比敌人的兵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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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政策方面来看，它却有似乎值得一谈的价值。英国人在过去，常常用夺取敌人的海外领土为手段，以来抵补盟国在欧陆上的失败。当欧陆上的争斗主力不利或难于获得决定时，这种海外的行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足以帮助在和平谈判中，获得有利的条件。同时在斗争中，它们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品”。（注：一次大战结束后，许多人都反对把那些已经充分没收的殖民地归还德国人，他们认为德国人若保有这些殖民地，将来可能会构成祸根。这些人却不曾认清，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具有的间接价值。一旦到了战时，它们可使英国人有用武之地，使他们有提早获得胜利的机会，并且在敌人于欧洲战场上每战皆捷的时候，可以设法抵消一部分心理上的打击，使国家的威望不至于一落千丈。这种反击打动的心理价值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一个海权国家，更不可忽视这一点。反之，一个大陆国家若在海外占有领土，这时那些领地就会成为一种包袱，使它因为害怕与殖民地的联系被切断，而不得不约束它的侵略野心。所以当二次大战在1939年爆发的时候，意大利考虑了很久都不敢采取行动，一直等到德国似乎已经胜券在握，它才决定参加。这种基地性的威胁虽不一定能预防战争，但却至少可以约束侵略者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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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勒斯坦远征作战的局部战略，似乎也值得加以研究。开始的时候，它兼顾了直接和间接路线的双重原则。它所采取的不仅是一条众所预期的路线，而且也是最长的和最困难的，对于土耳其的任何重要目标而言，都莫不皆然。在1917年3月和4月间，英军在加沙（Gaza）曾经两度遭遇失败——这里正扼守着从埃及通到巴勒斯坦的直接沿海路线。到了秋天，英军又使用较多的兵力进攻，不过所采取的路线却比较没那样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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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是由切特伍德（Chetwode）所拟定，当艾伦比（Allenby）代替了默里（Murray）出任总司令时，他就决定采行这个计划。在水源供给和海岸与沙漠之间的窄路双重限制之下，这个计划在地理方面是尽可能地采取间接路线。土军的防线从加沙起，向内陆大约延伸到20英里远，而贝尔谢巴（Beersheba）则在内陆10英里远的地方，构成一个最远的守望哨，保护着可能前进地区的东西界线。英军利用保密和欺诈的手段，使土军的注意力集中在加沙方面，于是在没有设防的那一边上，英军用宽广而迅速的突击，夺取了毕夏巴和它的水源地。这个计划的第二步，就是一方面向加沙佯攻，以分散土军的兵力，而另一方面却又向土军主阵地的侧翼发动打击，同时骑兵也从贝尔谢巴绕道向土军的后方进攻。但是由于水源方面的困难，以及土军在毕夏巴以北作了一次逆袭的缘故，这个计划还是失败了。虽然他们曾经透入了土军的防线，但是却未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土军只是向后卷退，甚至退过耶路撒冷（Jerusalem），但是他们却并未能像原定计划那样被卷起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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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拖过了一年，直到1918年9月，才算是获得了最后的决定。此时，在东面和南面的沙漠中正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战役，它不仅足以减弱土军的作战力量，而且在战略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曙光。这个战役就是所谓的“阿拉伯革命”（Arab Revolt），由劳伦斯（Lawrence）所指挥发动。该战役应当归并在游击战争的范畴之内，所以它的本质当然是具有间接性的。可是它的战略却具有如此科学化的计算基础，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了它对于一般正规战争的参考价值。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间接路线，在它的工具限制之内，也是一种最经济有效的方式。阿拉伯人比之正规军队，一方面拥有较高的机动性，另一方面却比较禁不起死伤的损失。至于土军却是不害怕人员的损失，而只是吃不消物资上的损失，那是他们所最感缺乏的。他们所最拿手的是坐守在战壕里面，用火力来击退直接进犯的目标，可是他们对于流动性的作战，却不仅是穷于应付，而且也禁不起这样的长期消耗。他们很想守住一块广大的领土，可是他们的兵力在数量上却不够充足，一分散到遍布各地的据点网上，马上就感到手不应心了。而且他们所依赖的又是一条绵长而易于被毁的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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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假定，所以结果当然会产生一种与正统理论完全相反的战略。当正规军队寻求与敌人保持接触时，这些阿拉伯人却尽量避免与敌人接触。当正规军队以击毁敌人兵力为目的时，阿拉伯人却纯粹以毁灭敌方物资为目的——而且专门挑敌人没有兵力的地点攻击。不过劳伦斯的战略还不仅于此，它似乎发展得还更远。他并不想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来赶走敌人，他的目的是要把敌人羁留在原有的地方，让数量不够的粮食可以运到他们手里，这样他们停留的时间愈长，则力量愈弱，士气也愈低。一个打击可以诱使敌人集中他们的兵力，反而会使他们的补给和安全问题因而化简。这种针刺的方法却足以使他们的兵力日益分散。尽管这种战略是具有浓厚的非正统性，可是实际上，这也就是依照抵抗力最少的路线行走时，所必然能够获致的合于逻辑的结论。诚如劳伦斯本人所言：“阿拉伯人的军队从来不曾尝试保持或改进某一个有利之点，他们只是移开了，然后到其他地方再行打击。在极迅速的时间当中，使用最少量的兵力，打击在最遥远的地方上。他们一直继续行动，直到敌人被迫调动兵力来抵抗的时候，才马上又转换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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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略与1918年的西战场又有什么关系呢？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运用时却达到了更进一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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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应用在正规战争上的时候，它就受到时间、空间和兵力等项因素的限制。就封锁而论，它要算是一个迅速而积极的形式，但是就破坏敌人平衡的战略而论，则它的效力很迟缓。所以假使情况许可的话，应尽量采取比较积极的战略，以求能达到速决的要求。不过除非在寻求速决的时候，知道如何使用间接路线，否则这种表面上的“捷径”，反而会比劳伦斯的战略更迟缓，成本更高，且具更大的危险性。缺乏运动的空间和兵力密度太大，也是一种障碍，不过并非不可克服。所以合理的判断应该是这样的：在一般正规的战争中，只要预料成功的希望颇大的时候，那么应该首先采取一种间接的路线，歼敌于陷阱之内，以求达到速决的目的。若是预料颇难成功，或者是尝试已经失败了，那么就应该改采消耗战略，这当然也是一种间接路线，以逐渐消磨敌人的力量和意志为手段，来达到最后的决定，总而言之，一切间接手段都要比直接手段更好，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以采取直接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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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革命中，并没有机会使这个间接战略完成它的使命，因为到了1918年9月间，当在汉志（Hejaz）铁路线上的土军，已经消耗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巴勒斯坦的土军主力，在英军的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打击之下马上崩溃了。不过在艾伦比的这一次攻击中，阿拉伯人也具有相当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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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作战，在分类上应该算是一个战役呢？还是应该算是一个会战再加上一个追击呢？似乎还是很难决定。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固然有兵力的接触，但是当接触尚未分开时，胜利即已经完全注定，所以似乎应该是属于会战的范围。但是胜利的获得，主要的却是依靠战略的手段，战斗的成分实在是非常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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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对于这种结果都不免估价过低，尤其是那些深信克劳塞维茨教条的人，往往认为血液就是胜利的代价，所以更是如此。虽然艾伦比在数量方面的优势，可能还不止二比一，甚至于有三比一之多，但是当初英军进攻巴勒斯坦时，其所占的优势实在比这个更大，而结果却还是不免于失败。同时在过去以及这次世界大战中，有许多其他的部队也具有类似的优势，但是其结果还是不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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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严重的“低估”要属其对土耳其士气的影响。姑且不论1918年9月间的条件是如何的有利，这些作战就它们的眼光和处理方式而论，都应该算是历史上的杰作。虽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困难，但是其景象却似乎很特殊，至少就其大致而言，可以算是一个完整的观念，并且也要算是完整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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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充分符合了威里森（Willisen）所拟定的战略定义，那就是战略即为“交通线的研究”。而拿破仑也曾经说过：“整个战争艺术的秘密，就是使你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而该战役的目的，就是使英国人成为土耳其一切交通线的主人。切断一个军队的交通线，便能够使它的物质组织发生瘫痪现象。切断敌人退却线，即能够使它的精神组织发生瘫痪现象。毁灭了敌人间的交通线，使命令和报告都为之断绝，这样头颅和身躯之间的联系也都完全中断。第三方面的效力可以用空军来维持。把敌人的飞机驱逐出空间之外，也就等于使敌人的指挥官成为瞎子；而炸毁艾弗里（Afule）的主要电报和电话枢纽，更足以使敌人耳聋口哑。这个行动的第二阶段，紧接在阿拉伯人切断德拉（Deraa）主要铁路线之后，它所具有的物质效力，为暂时切断土耳其物资的流通，在这里“暂时”即具有一切的价值。其心理上的效力是诱致土军指挥官，把他们微弱的预备兵力不断往这里分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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