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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的史学家而言，这似乎是一件再奇怪不过的现象：当时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估计到希特勒将要追求的路线。因为像他这样一个野心家，居然会把他的心事，都事先向大家说明，这也是旷古所未有的怪事——他甚至是故意采取这种做法。《我的奋斗》（Mein Kampf），再加上他所发表的其他各种言论，都可以提供充分的线索，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和后果。假使说这种特别清楚的“自白”可以当作是一种最好的证据，来说明他的成就既非偶然，亦非机会；那么它也同时足以构成一个更明显的证据，来说明下列的格言是如何的正确：“人们真是如何的愚笨呀！”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像他那样地藐视敌人，也不敢那样冒险地把他的意图完全明说出来。希特勒为什么敢采取这么随便的态度，其原因在于他认清了人们常常都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放在最明显位置的东西，反而最不易为人发现；有时最直接的路线反而是敌人所最料想不到的。正好像保密的巧妙就是尽量把大多数的事情都公开发表，于是便令人想像不到还有少许秘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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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此即指阿拉伯的劳伦斯）曾经说过：列宁是唯一一个曾经构思革命，实行革命，并且巩固革命的人。这个评语对于希特勒而言，也同样适用，而且还可以再加一句：他还“写出”革命。很明显，希特勒曾经研究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更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创造了下述的格言：“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希特勒也曾说过一句话，与这句话的意义非常相似：“我们真正的战争都是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就早已打过了。”根据劳希林（Rauschning）的《希特勒自供》（Hitler Speaks）书中的记载，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曾经宣称：“在战争尚未发生之前，如何设法使敌人的精神先崩溃，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有过战争经验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需要的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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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希特勒的思想就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镳了。一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会战”上面，同时也领导着多数的其他国家，在军事理论方面沿着同一狭窄的路线发展。因为他们奉普鲁士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为教主，于是对于他那些并未成熟的箴言，都一律盲目地生吞下去。其中有如：“对于危机的流血解决方式，毁灭敌人兵力的努力，就是战争的长子。”“只有伟大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就是胜利的代价。”“我不相信将军们可以不流血而征服敌人。”克劳塞维茨拒绝承认下述观念：“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即足以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制服敌人，而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正当趋势。”他痛斥这个观念是“慈善家”幻想出来的。他并不曾注意到事实上，这种观念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基于纯粹自利主义的立场，而并非仅是代表古代侠士之风。那些没有思想的信徒，应用他这些教训的结果，即足以促使将军们一有机会即去寻求会战，而再也不想创造有利的机会。所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艺术就退化成为一种大规模互相砍杀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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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的天才到底有多大的限度，希特勒至少是已经超过了这些传统的界线。劳希林引证他的话说：“唯有当无法使用其他的方式来达到目标的时候，人们才会开始互相砍杀。……有一种广义的战略，使用着智慧性的兵器。……假使我可以利用更好和更廉价的方法，来达到瓦解敌人士气的目的，那么我又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是从内部毁灭敌人，通过他们自己征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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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军事思想，带来了一个新的方向和较广泛的意义。只要把他的理论拿来和鲁登道夫的理论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希特勒思想的宽广限度。在上一次大战中，鲁登道夫是德国战争方面的总指挥，他在1923年也曾和希特勒合作，企图用“向柏林进军”的方式，来夺取政权，但不幸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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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国家建立之后，已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光阴，使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反省上次大战的教训，于是鲁登道夫开始作出他的结论，以作为未来“总体战”的蓝图。在书中（中译本名为《全民战争论》）他一开口就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大肆攻击，这本是1914年德国军事思想的基础。照鲁登道夫的看法，克劳塞维茨理论的最大错误不是因为它们不考虑成本，或过分偏重“无限制暴力”的观念，而是他这种“偏重”还不够彻底。他批评克劳塞维茨对于政策未免太过分重视，而并非太不重视。为了举例说明，他更引述克劳塞维茨的话：“政治目标就是‘目的’，而战争却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若先无一定的目的，则当然也无法考虑到手段问题。”照鲁登道夫的观点看来，这是已经落伍过时了。总体战争的原理，是要求一个民族应该把它的一切都贡献给战争；而在和平时期，也应把它的一切都用来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是民族“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所以政策应受战争行为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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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可以明了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主要差别，就是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无目的的手段——除非你说它的最后目的是要把国家整个变成军营。实际上，这种理论也并不像鲁登道夫本人所想像的那样新奇。斯巴达人在过去就尝试过，而最后只不过是使他们自己陷入瘫痪灭亡的境地而已。因为他的目的是发展一个好战的民族，是要创立一个超级的斯巴达，所以鲁登道夫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想创立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新宗教。根据它的教条，女人最光荣的任务就是生孩子，承受“总体战的负担”，而所有的男人都必须发展他们的力量以达到那个目标——简言之，人生的过程即为生育、教养和屠杀。此外，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鲁登道夫也主张采取古老的迫害手段，不准任何人有反对最高统帅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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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又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以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点看来，他似乎认清了军事力量是要以经济为基础的。可是令人想不通的，就是一方面，他认清了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使德国感受到极大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还是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关于这一点，他却认为德国的老教主，是应该加以赞扬的——“克劳塞维茨一心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鲁登道夫认为，这是一条“永远不变的真理”——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一个战争领袖的真正目的，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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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法似乎只是他1918年攻势的放大而已——这个攻势，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声势骇人，可是到了终结的时候，却不免“秀而不实”。对于他而言，这个攻势仍然还是一个“战斗的程序”，在火炮、机枪、迫击炮和坦克的支援之下，步兵逐渐前进，一直到最后使用“肉搏战把敌人征服为止”。一切的运动都是为了达到战斗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使兵力能够迅速的送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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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对于战争的推广形式，从来不曾加以反对，无论是在道义上和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明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对于凡是想要开入敌方港口的一切船只，在将来战争中，飞机应与潜艇相配合，一律将其击沉——“即使悬有中立国旗帜者亦不例外。”至于说到直接攻击平民人口的问题，他强调说：在将来“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更重视的是在纯粹军事方面，所以空军应首先用来帮助攻击对方的军队。等到这个目的达到之后，行有余力，才可以用它来向敌国内部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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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固然对于每一种新兵器和新工具，都表示欢迎，但是他只是盲目地把它们添加在他的兵器表上，而并未有意地拿它们和任何大战略做配合。他对于战争中各种不同因素间的关系，也殊少明确的认识。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他的见解是你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各种不同种类的力量，于是你就可以达到某一种境界，至于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他是既不想追问，也不想考虑，他所肯定说明的只有下述这点：“军事上的总司令，应该训示政治领袖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以求为战争作出贡献。”换言之，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应该把一张空白支票给予他，好让他可以无限制地支取这个民族的现有资源和未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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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都是相同的，例如种族、国家和德国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项观念。可是他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尤其是在“方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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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曾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认为战略应该控制政策——那就是说工具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却采取了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把这两种工作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和古代的亚历山大、恺撒，后代的腓特烈和拿破仑一样，享有同样的优势。这使他获有无限的机会，来准备和发展他的工具，以达到他心里所想到的目的，这是任何纯粹战略家所未敢梦想的权利。同时，他也早已把握住其他军人，由于职业性的偏见，故不易于认清的真理——军事性的武器只不过是达到战争目的的许多手段中之一种而已，也不过是大战略的一方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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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要使它的政策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而对方的国家却正决心追求一种相反的政策。冲突的来源和主因埋藏在人类意志之中。一个国家若要想在战争中达到它的目的，那么它一定要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能符合它自己的政策。若能认清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最重要的军事原理——“在战场上毁灭敌军的主力”，就会和大战略中的其他手段，列于平等的地位，并作适当的配合。这些所谓其他手段者，包括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上的压力和外交手段。绝不可以过分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可能有时会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并用各种手段，以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言之，当屈服敌人意志的时候，应该设法使战争成本减到最低限度，而且更应使其对于战后的前途，只造成最小量的伤害作用。因为假使一个国家自己已经受到惨重的牺牲，那么虽然能够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还是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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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在敌方政府的作战能力上面，找出阿基里斯的脚后跟，并且一针扎到那个要害上。至于战略，就是要在对方战线上面，找到一个接头的地方，而从那里穿透进去。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是使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而终至“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则必须打击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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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那么要比用硬打的方法来毁灭敌人，不仅较经济而且也更有效。因为“硬打”的方式，不仅成本太高，有两败俱伤的危险，而且兵凶战危，更会使“机会”成为战局的最后决定者。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以“瘫痪”为着眼点，而“岂在多杀伤”？即使从战争的较低层次来说，一个人被杀死了只不过是损失了一个人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动的人，却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成一种恐怖现象。在战争的较高层次中，若能在对方指挥官的心里造成一种印象，那么其结果即可以抵消其整个部队的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层次中，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若能加以心理上的压迫，即足以取消他的所有作战力量——假使手掌本身瘫痪了，那么刀剑当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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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把本书第一章的要旨重述一遍：从对战争的分析中显示出，尽管一个国家的表面实力，是用它的数量和资源来代表，但是这种肌肉的发达却要依赖它的内脏和神经系统的强度——即控制力、士气和补给等项因素。直接的压力常常只会把对方的抵抗力压紧和变硬——正好像把雪块压成雪球一样，压迫得越紧，那么就融得越慢。在政策和战略两方面都是一样的——或者可以说它是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使敌人在心理和物质上都丧失平衡，而间接路线则是使敌人自动崩溃的最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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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对方抵抗的可能性。由此又引到了另一条公理——要赢获某一目标，便应该同时具有几个可以掉换的目标。攻击这个目标时，又可以同时威胁到另一个。唯有在目标方向具有这样的弹性，战略才可以配合得上战争的不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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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的真谛都具有深刻的认识，很少有军人能够达到他的水准。他把这种心理战略用在政治战役之中，因此才夺得了德国的政权——大肆攻击魏玛共和的弱点，利用人性上的弱点，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互相斗争，而坐收渔人之利。这样逐步使用间接性的手段，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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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933年，他获得了德国的统治权之后，这种同样的复合程序就有了更广泛的扩展。第二步，他首先和波兰签订了一个10年期限的和平协定，以保护他在东面的侧翼；接着在1935年，他又自动毁弃了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限制军备条款。1936年，他又冒险在军事上重占莱茵地区。同一年之内他与意大利合作，开始用“伪装战争”的手段来支援佛朗哥，去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这是一条间接路线，以攻入法英两国的战略性后方为目的，在大战略方面构成一种牵制作用。使英法两国在西面的地位削弱之后，他又在莱茵地区重新建立要塞，以增强他自己在西面的地位，此后他便可以反转身来向东发展了——这是一个富有间接性的行动，以打击西方国家的战略基础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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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间，他进占奥地利，因而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侧翼，完全处于暴露的地位。同时在一战之后，法国在德国周围所布置的防御网，也就从此冲开了一个大洞。1938年9月间，利用慕尼黑协定，他又不仅得到了苏台德区（Sudetenland），且更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方面陷入瘫痪的境地。1939年3月间，他占领了这个早已瘫痪了的国家，于是又包围住了波兰的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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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种一连串几乎完全不流血的行动，并且在巧妙的宣传烟幕掩护之下，他不仅毁灭了法国人原先在中欧的控制地位和对于德国的战略包围圈，而且更进一步使他自己居于控制的地位，而使法国反陷于包围之中。这种程序和先达到有利地位再行挑战的古训是不谋而合的，只不过范围愈广、计划愈大，而形式更近代化罢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德国的力量日益成长，直接方面，它本身的军备已经作了大量的发展，间接方面，利用剪除同盟国和砍断他们战略根本的手段，使其主要假想敌国的力量，日益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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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1939年春天，对于公开的决战，希特勒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正当这个紧急关头，英国人又做了一个假动作，更使他获益不少——英国人突然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保证，此时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都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只有苏联还可以对它们作有效的支援，可是英国事先却未向苏联寻求任何的保证。英国人一向都是采用安抚和退却的政策，这一个盲目的行动实不啻作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而在当时看来，这种保证的行为实无异于向德国挑战。就地点而论，因为那是西方国家力量所达不到的，更足以构成难以抵抗的诱惑。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在力量方面，既然处于劣势，这一个行动遂使他们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战略形式，也自毁其基础。因为既不能够在西面构成一道坚强的防线以阻止侵略，反而使希特勒获得了一个容易的机会，首先突破一道脆弱的防线，来一个“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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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劳希林所记载的，希特勒的计划总是以孤立脆弱的国家为奇袭的对象，而准备让他的对手去背起攻击的重担——因为德国人要比同盟国方面的任何军人或政治家，都更能够认清近代化防御力量的价值。现在他可以有一个很轻松的机会，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环境之下，他的战略原理十分明白，必须先和苏联携手，始能确保苏联人不至于出面干涉。一旦这个保证到手之后，希特勒便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假使英法为了履行他们的诺言，而向德国宣战，那么他们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守势的利益，而被迫采取攻势——既无必要的资源，而又处于极不利的条件之下。假使他们碰到了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便不再前进，那也正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用，徒然丧失了威望。假使他们再继续硬攻，结果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等到日后希特勒再回师西指时，他们的抵抗力反而会相对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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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为了不使自己陷入这样进退维谷的窘境，为了不让希特勒可以完全如愿以偿，唯一可以采用的方法，就是经济上的制裁和外交上的绝交，并且同时把军火供给侵略中的受害者。这对于波兰而言，其功效并不会减低，但比起在这种不利条件之下实行宣战，对他们的威望和前途的伤害自然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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