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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又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以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点看来，他似乎认清了军事力量是要以经济为基础的。可是令人想不通的，就是一方面，他认清了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使德国感受到极大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还是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关于这一点，他却认为德国的老教主，是应该加以赞扬的——“克劳塞维茨一心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鲁登道夫认为，这是一条“永远不变的真理”——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一个战争领袖的真正目的，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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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法似乎只是他1918年攻势的放大而已——这个攻势，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声势骇人，可是到了终结的时候，却不免“秀而不实”。对于他而言，这个攻势仍然还是一个“战斗的程序”，在火炮、机枪、迫击炮和坦克的支援之下，步兵逐渐前进，一直到最后使用“肉搏战把敌人征服为止”。一切的运动都是为了达到战斗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使兵力能够迅速的送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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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对于战争的推广形式，从来不曾加以反对，无论是在道义上和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明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对于凡是想要开入敌方港口的一切船只，在将来战争中，飞机应与潜艇相配合，一律将其击沉——“即使悬有中立国旗帜者亦不例外。”至于说到直接攻击平民人口的问题，他强调说：在将来“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更重视的是在纯粹军事方面，所以空军应首先用来帮助攻击对方的军队。等到这个目的达到之后，行有余力，才可以用它来向敌国内部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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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固然对于每一种新兵器和新工具，都表示欢迎，但是他只是盲目地把它们添加在他的兵器表上，而并未有意地拿它们和任何大战略做配合。他对于战争中各种不同因素间的关系，也殊少明确的认识。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他的见解是你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各种不同种类的力量，于是你就可以达到某一种境界，至于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他是既不想追问，也不想考虑，他所肯定说明的只有下述这点：“军事上的总司令，应该训示政治领袖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以求为战争作出贡献。”换言之，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应该把一张空白支票给予他，好让他可以无限制地支取这个民族的现有资源和未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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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都是相同的，例如种族、国家和德国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项观念。可是他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尤其是在“方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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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曾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认为战略应该控制政策——那就是说工具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却采取了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把这两种工作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和古代的亚历山大、恺撒，后代的腓特烈和拿破仑一样，享有同样的优势。这使他获有无限的机会，来准备和发展他的工具，以达到他心里所想到的目的，这是任何纯粹战略家所未敢梦想的权利。同时，他也早已把握住其他军人，由于职业性的偏见，故不易于认清的真理——军事性的武器只不过是达到战争目的的许多手段中之一种而已，也不过是大战略的一方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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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要使它的政策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而对方的国家却正决心追求一种相反的政策。冲突的来源和主因埋藏在人类意志之中。一个国家若要想在战争中达到它的目的，那么它一定要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能符合它自己的政策。若能认清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最重要的军事原理——“在战场上毁灭敌军的主力”，就会和大战略中的其他手段，列于平等的地位，并作适当的配合。这些所谓其他手段者，包括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上的压力和外交手段。绝不可以过分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可能有时会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并用各种手段，以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言之，当屈服敌人意志的时候，应该设法使战争成本减到最低限度，而且更应使其对于战后的前途，只造成最小量的伤害作用。因为假使一个国家自己已经受到惨重的牺牲，那么虽然能够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还是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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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在敌方政府的作战能力上面，找出阿基里斯的脚后跟，并且一针扎到那个要害上。至于战略，就是要在对方战线上面，找到一个接头的地方，而从那里穿透进去。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是使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而终至“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则必须打击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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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那么要比用硬打的方法来毁灭敌人，不仅较经济而且也更有效。因为“硬打”的方式，不仅成本太高，有两败俱伤的危险，而且兵凶战危，更会使“机会”成为战局的最后决定者。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以“瘫痪”为着眼点，而“岂在多杀伤”？即使从战争的较低层次来说，一个人被杀死了只不过是损失了一个人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动的人，却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成一种恐怖现象。在战争的较高层次中，若能在对方指挥官的心里造成一种印象，那么其结果即可以抵消其整个部队的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层次中，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若能加以心理上的压迫，即足以取消他的所有作战力量——假使手掌本身瘫痪了，那么刀剑当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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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把本书第一章的要旨重述一遍：从对战争的分析中显示出，尽管一个国家的表面实力，是用它的数量和资源来代表，但是这种肌肉的发达却要依赖它的内脏和神经系统的强度——即控制力、士气和补给等项因素。直接的压力常常只会把对方的抵抗力压紧和变硬——正好像把雪块压成雪球一样，压迫得越紧，那么就融得越慢。在政策和战略两方面都是一样的——或者可以说它是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使敌人在心理和物质上都丧失平衡，而间接路线则是使敌人自动崩溃的最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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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对方抵抗的可能性。由此又引到了另一条公理——要赢获某一目标，便应该同时具有几个可以掉换的目标。攻击这个目标时，又可以同时威胁到另一个。唯有在目标方向具有这样的弹性，战略才可以配合得上战争的不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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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的真谛都具有深刻的认识，很少有军人能够达到他的水准。他把这种心理战略用在政治战役之中，因此才夺得了德国的政权——大肆攻击魏玛共和的弱点，利用人性上的弱点，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互相斗争，而坐收渔人之利。这样逐步使用间接性的手段，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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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933年，他获得了德国的统治权之后，这种同样的复合程序就有了更广泛的扩展。第二步，他首先和波兰签订了一个10年期限的和平协定，以保护他在东面的侧翼；接着在1935年，他又自动毁弃了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限制军备条款。1936年，他又冒险在军事上重占莱茵地区。同一年之内他与意大利合作，开始用“伪装战争”的手段来支援佛朗哥，去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这是一条间接路线，以攻入法英两国的战略性后方为目的，在大战略方面构成一种牵制作用。使英法两国在西面的地位削弱之后，他又在莱茵地区重新建立要塞，以增强他自己在西面的地位，此后他便可以反转身来向东发展了——这是一个富有间接性的行动，以打击西方国家的战略基础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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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间，他进占奥地利，因而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侧翼，完全处于暴露的地位。同时在一战之后，法国在德国周围所布置的防御网，也就从此冲开了一个大洞。1938年9月间，利用慕尼黑协定，他又不仅得到了苏台德区（Sudetenland），且更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方面陷入瘫痪的境地。1939年3月间，他占领了这个早已瘫痪了的国家，于是又包围住了波兰的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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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种一连串几乎完全不流血的行动，并且在巧妙的宣传烟幕掩护之下，他不仅毁灭了法国人原先在中欧的控制地位和对于德国的战略包围圈，而且更进一步使他自己居于控制的地位，而使法国反陷于包围之中。这种程序和先达到有利地位再行挑战的古训是不谋而合的，只不过范围愈广、计划愈大，而形式更近代化罢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德国的力量日益成长，直接方面，它本身的军备已经作了大量的发展，间接方面，利用剪除同盟国和砍断他们战略根本的手段，使其主要假想敌国的力量，日益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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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1939年春天，对于公开的决战，希特勒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正当这个紧急关头，英国人又做了一个假动作，更使他获益不少——英国人突然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保证，此时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都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只有苏联还可以对它们作有效的支援，可是英国事先却未向苏联寻求任何的保证。英国人一向都是采用安抚和退却的政策，这一个盲目的行动实不啻作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而在当时看来，这种保证的行为实无异于向德国挑战。就地点而论，因为那是西方国家力量所达不到的，更足以构成难以抵抗的诱惑。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在力量方面，既然处于劣势，这一个行动遂使他们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战略形式，也自毁其基础。因为既不能够在西面构成一道坚强的防线以阻止侵略，反而使希特勒获得了一个容易的机会，首先突破一道脆弱的防线，来一个“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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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劳希林所记载的，希特勒的计划总是以孤立脆弱的国家为奇袭的对象，而准备让他的对手去背起攻击的重担——因为德国人要比同盟国方面的任何军人或政治家，都更能够认清近代化防御力量的价值。现在他可以有一个很轻松的机会，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环境之下，他的战略原理十分明白，必须先和苏联携手，始能确保苏联人不至于出面干涉。一旦这个保证到手之后，希特勒便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假使英法为了履行他们的诺言，而向德国宣战，那么他们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守势的利益，而被迫采取攻势——既无必要的资源，而又处于极不利的条件之下。假使他们碰到了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便不再前进，那也正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用，徒然丧失了威望。假使他们再继续硬攻，结果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等到日后希特勒再回师西指时，他们的抵抗力反而会相对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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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为了不使自己陷入这样进退维谷的窘境，为了不让希特勒可以完全如愿以偿，唯一可以采用的方法，就是经济上的制裁和外交上的绝交，并且同时把军火供给侵略中的受害者。这对于波兰而言，其功效并不会减低，但比起在这种不利条件之下实行宣战，对他们的威望和前途的伤害自然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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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法国所企图发动的审慎攻势，并未能使齐格菲防线发生任何动摇，因为事先“夸大”得太厉害，因此一旦失败之后，遂更使同盟国的威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德军在波兰的迅速胜利相比较，更使中立国对德国深感恐惧，而这对同盟国本身信心的打击，甚至要比另一次妥协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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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希特勒就可以开始巩固他在军事上的收获，在他西线要塞的后面，尽量发挥他在政治方面的优势，而那些自命为援救波兰的国家们，却根本无力突破这一道防线。于是他遂可以一直保持着安稳的守势，来坐候英法两国的人民，对于战争慢慢产生厌倦心理。但是联军方面的政治家，早在他们手里还并无工具以使理想变成事实之前，即已高谈“反攻”的理论。结果他们只是徒然的挑拨敌人，使其先下手为强，而他们自己却并没有招架的能力。因为他们这种说而不做的态度，才又使希特勒获得了一个新机会和一个新刺激来先发制人。当在英法两国，有许多人正在想利用邻近德国的一些中立小国，作为通到德国侧翼的道路时，希特勒却一口气侵入了五个中立国，达到联军的侧翼——这也正代表侵略者的本质，可以不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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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初期，希特勒本主张保留挪威的中立地位，以掩护他自己的侧翼，并且使德国运输瑞典铁矿石的船只，可以经过挪威在大西洋海岸上的港口纳尔维克（Narvik），而获得相当的安全保护。然而由于联军方面正在计划如何控制挪威的水面和港口，而使他立于不利的地位，于是才促使希特勒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将这个国家迅速地加以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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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这一部分而言，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观念。早在1934年，希特勒即曾经向劳希林和其他人公开表示过，他准备运用怎样的奇袭手段，来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面的主要港口，那就是使用小型的海运远征兵力，再加上空军的掩护，同时发动连串的突击。潜伏在当地的第五纵队会先为他们开路，实际采取行动时的藉口，即为保护这些国家不至于受到其他强国的侵略。这位战争“艺术”家还曾经这样说：“这是一个冒险而有趣味的企图，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前例的。”在1940年4月9日所执行的计划中，这种惊人的观念遂完全如愿以偿，其成功甚至于超出了原先料想之外。他原本的评估是认为在某几点上，这种突击会失败，但预计可以稳占大部分的战略要点。事实上，他却毫无阻碍地获得了所有的目标，且他的手指还贪心地伸展到了纳尔维克的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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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成功是如此的轻松，而联军的救援企图又是那样的容易击败，所以自然使他敢于大胆地作更进一步的尝试——他的下一次大攻势，早已计划好了。过去，当讨论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才会冒险挑起大战的问题时，他曾经明白表示，他的意图是在西面采取守势，而让敌人先发动攻势，之后他就会席卷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以来改进他的战略地位，然后再向西方国家提出和平的建议。他说：“假使他们不想要和平，那么他们就可以尝试把我赶出去。无论在哪一种条件之下，他们都一定要负起攻势的重担。”不过现在的环境却又已经不同了。在波兰被征服之后，他曾经作过一次和平的建议，但是已被西方国家拒绝。自此以后，他就决定要用实力来压迫法国人求和，并且把兵力调往西线，准备在那年秋天发动攻势。因为他的将军们，都不相信他们能有足够的实力，击败英法联军，所以都纷纷提出异议，再加上天气的阻碍，才使他暂时放弃了他的企图。但是这个犹豫使他日益感到不耐烦，而挪威的胜利——这一次他又是不听将军们的谨慎忠告而获胜的——更使这些将军们再也无法控制他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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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当讨论这种攻势可能性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我要不损失一兵一卒，而从马奇诺防线的右面，进入法兰西。”虽然这种说法不免过分夸张，但是以1940年5月时他的成就而论，他的损失与他的收获相较，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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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定计划中，主力放在右翼方面，由波克（Bock）集团军负责。但是到了1940年年初，这个计划又作了一次彻底的修改，重点转移了位置——依照曼施坦因将军（Gen．von Manstein）的意见（他是伦德斯特〔Rundstedt〕集团军的参谋长），若能从阿登地区进攻，则成功的机会会大得多，因为那是最不被预期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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