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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于战争的深入研究中，克劳塞维茨曾获得下述的结论：“所有的军事行动中，都充满了智力和它的效果。”可是在实际战争中，所有的国家总是为感情所驱使，而忘记了理智，因此完全忽视了这个结论的深意。他们还是不肯用头脑，而宁愿一头猛撞在最近的墙壁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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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负责决定大战略的当局，即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所以它也要负责决定在战争中，战略是用来获得军事性的决定呢？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一位外科医师的手术箱里面，可以装着许多不同种类的工具。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其他各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同样的为了达到战略的目的，会战也不过是许多工具中的一种罢了。假使条件适合时，会战常常是收效最快的一种工具，但是当条件不利的时候，勉强使用它却是一种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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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定有一位战略家，由政府授权给他去寻找一个作军事决定性的机会。他的责任就是在最有利的环境中，去寻找“决定”，以求能够产生最有利的结果。所以他的真正目的并非寻求会战，而是要寻求一个最有利的战略情况。这种情况即令它本身不能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可是若再继之以会战，则一定可以获得这种结果。换言之，使敌人丧失平衡，自乱步骤，才是战略的真正目标，其结果不是敌人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被击溃。要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是需要一部分的战斗压力，可是在本质上，这与会战却完全是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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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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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如何才能使敌人丧失平衡呢？在物质性的领域中，下述的几个行动都能产生这种结果：（一）扰乱敌人的部署，迫使他们突然的改变正面，使他们在兵力的组织和分配上，自乱步骤，发生混乱现象；（二）隔开（切断）他们的兵力；（三）阻挠他们的补给；（四）威胁他们的退路，使其与基地或祖国之间，丧失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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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方法中的任一种，都可以产生使敌人丧失平衡的效力，可是通常却是几种方法合用的后果。实际上，它们是很难分开的，因为一个趋向敌人后方的行动，即可以把这种方法都合并在一起。不过各种方法的影响作用，却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变化的轨迹，它与军队数量的大小和组织的复杂性，都具有密切的关系。当军队采取因粮于敌的办法时，用抢掠或征收的方式，来就地取得补给，那么所谓交通线者对于他们，实在没有什么重要性。甚至于在一个较高度发展的军事情况中，若是兵力愈小，则其在补给方面，对于交通线的依赖性也愈小。军队的体型愈大，组织愈复杂，其对于交通线的威胁，所感应的效力也就愈迅速而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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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依赖性不太大时，战略的运用当然受到相当的障碍，而战术遂居于较重要的地位，虽然如此，即令是受到障碍，有本领的战略家用威胁敌人退路，扰乱敌人平衡，和切断局部性补给等等手段，还是可以在会战之前，先产生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有利条件，而让会战来竟其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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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产生效力，则这种威胁在使用时，无论就时间和空间而论，都应该较接近敌人军队的本身，而非以他们的交通线为目标。所以在古代战争中，我们对于战略和战术性两种运动，实在是很难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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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心理方面而论，是由于我们以上所列举的物质性手段，在对方指挥官心灵上产生了一种印象，结果才使敌人发生“丧失平衡”的现象。若他是突然感受到他已经处于不利的境况之下，或者是他感觉到已经无力采取对抗的手段时，那么这种印象也就会特别的强烈。心理上丧失平衡的主因，即为他本人感觉到他已经陷入陷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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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我们向敌人后方，采取一种物理性的行动之后，敌人在心理上常常会感到丧失平衡，其原因即在此。军队也和人一样，除非回转过身来，把它的手臂（兵器）用在另一个新的方向上面，否则他就很难保护他的背面，不受到敌人的打击。当“转”一个身的时候，即可使他暂时丧失平衡，无论是军队或是个人都是一样的。不过军队要想恢复平衡，其所花的时间一定比个人还要长。所以“头脑”（指挥官）对于任何来自背面的威胁，总是最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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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言之，直接面对着敌人的行动，则在物理和心理上两方面，都不但不能摇动敌人的平衡，反而更巩固了他们的平衡，换言之即是增加了他们的抵抗力量。因为对于一支军队而言，正面攻击只能使敌人向后卷退，逐步接近他们的预备队、补给和增援，所以原有的正面在撤退中逐渐磨薄了的时候，在它的后面却又加上了“新层”。这样的攻击，充其量最多也只能使敌人发生紧张现象，而不能使其发生震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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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绕着敌人正面趋向他的后方时，其目的不仅是希望在途中能避免敌人的抵抗，而且还希望在最后的结局上，也同样能如此。用最奥妙的语气来说，就是要采取抵抗力最少的路线。若从心理方面来立论，那么也就相当于是期待性最少的路线。它们好比是一个铜钱的两面，能明白这个道理，则我们对于战略的了解，才可以更推广一层。假使我们所采取的路线，固然是抵抗力最少的，可是同时这种性质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能知则敌亦必能知，于是这一条路线马上即可能会变得不是抵抗力最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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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物理性的问题时，我们要永远记着心理方面的关系，而且唯有把这两方面融会贯通之后，才算得上是真正间接路线的战略，唯其能如此，才足以破坏敌人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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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向敌人作间接的行军，以达到他们的后方，这算不上是一种战略性的间接路线，战略的艺术没那么简单。也许刚刚开始行动时候，对于敌人的正面而言，是具有间接性的，但是因为它在前进时，是直接以敌人后方为目标，所以很容易让敌人看出这种危险，而抢先变换他们的部署，于是对于敌人的新正面而言，这个行动遂一点也不再具有间接性，而变成了纯直接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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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敌人既然有这种抢先变换正面的可能性，所以在采取这种直趋敌后的行动之前，通常势必还要先有一个或几个“预备性”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分散”敌人的注意和“牵制”他们的兵力。换言之，也就是想设法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权。无论在物理还是心理方面，都应该先使用这些手段。在物理方面，应该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使他去追求一些不相干的目标，让他们感到“备多力分”，而无力阻止我方的决定性行动。在心理方面，要设法欺骗敌人的指挥官，使他感到困惑和恐惧。“石墙”杰克逊对此种战略方法曾经有过下述的格言：“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引诱敌人走上错误的途径，然后再实行奇袭。”前两句也就是“分散”敌人注意和兵力的基本方法，而奇袭即为使敌人“丧失平衡”的先决条件。必先使敌方指挥官的注意力分散，然后才可以使他们的兵力也随之而分散。行动自由的丧失，也就是思想自由丧失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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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物理性的领域是受到心理因素的支配和影响这一点，有了一番较深切的认识之后，即更可以看出这种认识还自有其间接的价值。因为它无异于向我们提出一个警告，告诉我们那些想用数学的方法，来对战略作分析研究的人，其想法是如何浅薄可笑。照他们看来，只要能够在一个选定的位置上，集中了优势的兵力，即足以决定战局的胜负。实际上，这种定量观的战略思想，也正和过去那种几何观的战略思想一样，都是犯了同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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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教科书都有这种错误的趋势，把战争的主体，当作是“集中优势兵力”这一回事看待。这种观念与战争真理差距太远，因为照这种观念向前发展，其结果一定非钻入牛角尖不可。福煦对“兵力经济”的原理，曾经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他说：“这就是一种艺术，能够把全部的力量，于一个指定的时间中，投掷在一个指定的地点上。要想把全部的兵力，都用在一点上，那么所有部队之间，就必须要保持着永久性的联系，而绝不可以把他们分割开，使每一部分固定在某一个不变的任务上面。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当一个结果已经达到之后，马上又能把已经集中的兵力散开，去追求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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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采取下述的说法，那么或许可以更准确、更流利。那就是说当一支军队在分布兵力的时候，必须使它的各部分能够互相协助呼应，结合在一起对于某一点上，即足以产生最大可能的集中，而为了使集中能够成功，对于其他各处所使用的兵力即应以最小必要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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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集中全部兵力的观念，实在很不实际，即便是把它当作“口号”喊，也都未免具有危险性。而且在实际上，许多“最小必要”的兵力总和，在全部总兵力中所占的比例，也许还会超过所谓“最大可能”的兵力。甚至于我们还可以这样说，用来牵制分散敌人的力量花得愈多，那么那个集中的打击，也愈容易达到它的目标。否则，这个打击会碰在一个太强硬的目标上，而无法把它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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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在那个理想中的决定点上，保持着优势的重量还不够，一定更要设法使对方在那个点上，无法“适时”获得增援。同时在这个点上，敌人兵力数量处于劣势，并不能保证必胜，一定要他们在精神方面也是处于劣势才行。拿破仑有几次受到严重挫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忽视了这种保证条件。自从兵器的迟滞威力增大了之后，这种“分散”手段的需要遂更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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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战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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