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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讨论到用会战为手段，以来达到战争的目的时，克劳塞维茨又再度显示出，他这种趋向极端的态度。他一开口就说出一句惊人的大话：“只有一个唯一单纯的手段，那就是战斗。”为了证明这条“真理”是正确的，他又引经据典地作了一段极冗长的辩论，以来说明在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中，战斗观念都一定是它的基础。在这一番大道理之下，似乎已经足以说服多数的人，愿意诚心的接受他的教条。可是克劳塞维茨却突然作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又说：“战争的目的并不一定都是为了要毁灭敌人的兵力……甚至完全不经过战斗，常常也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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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克劳塞维茨也认清了：“在其他各种条件完全相等的机会之下，假使我们愈以毁灭敌人力量为目标，则我们自己军事力量的浪费也就愈大。它的危险就在这里——其进锐者其退速，一旦失败之后，所受到的挫折便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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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用他自己的嘴巴所说出来的预言，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追随他自己的教条，所得来的后果，可以说是十分的灵验。因为他那些有关会战的教训，所流传下来的只是理论方面，而并非实际方面。因为他曾经辩论着说：只有为了避免会战的危险，才会采取其他的手段，所以又增多了一层误解。更因为他斤斤计较于理论观念的说明，更使他的门徒们，在心灵上发生了歪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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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读者当中，能够在这种哲学化的迷宫中，认清他的真正逻辑路线，而不迷失途径者，可以说是百不获一。但是任何人对于他的那些漂亮话，却很容易把它们来当作口头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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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手段——会战。 对于危机的流血解决，为了毁灭敌人力量的努力，就是战争的长子。 只有伟大而全面化的会战，才能以产生伟大的结果。 千万别相信将军们可以不流血而达到征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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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克劳塞维茨把这些词句，一再的重复，结果使他那个本已经不太清楚的哲学，更增添了模糊的轮廓。它变成了普鲁士人的“马赛进行曲”，它能够使血流沸腾，令心灵中毒。这样一来，他这种教条就只配产生军士，而不配产生将军了。因为当他使会战似乎变成了一个唯一的“真正战争行动”时，他的教条即剥夺了战略的桂冠，而使战争艺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机器了。尤其是，他更促使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思先创出一个有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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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还曾经说过下面那个经常为人所征引的句子，使他对后代的将道衰微，更难辞其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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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家也许会很容易幻想到，可以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需要大量的流血，即能够克服敌人，解除他们的武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必须予以根本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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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当他写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停下来反省一下。因为他所深恶痛绝的东西，正是战争艺术方面的一切大师——包括拿破仑本人在内——所一致公认的“将道”的正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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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无数次的执行错误，都是用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话，来当作强辩的借口。甚至于当他们毫无意义的草菅人命，以来作狼奔豕窜式的攻击时，也似乎都是理直气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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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他总是不断地提到“数量”优势的决定性价值，所以这个危险遂更分外的增高。在另外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克劳塞维茨也曾指明出“奇袭”的价值。他说：“奇袭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因为没有它则不可能在决定点上获得压倒的优势。”但是他的门徒们，却惑于他那种惯于注重“数量”的说法，遂不免认定了，只有数量才是获得胜利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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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克劳塞维茨对于政治目的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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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坏的是由于他大肆赞扬“绝对”战争的观念，并且对它作理论性的阐明——他宣称着说，只有无限制的使用力量，才足以达到成功的道路——所以他的理论似乎是很矛盾。在开端的时候，他给战争所下的定义是：“战争仅仅是国家政策的延续，使用其他的手段而已。”可是结果却又使政策变成了战略的奴隶，这实在是一种恶劣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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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有下述的说法，更使这种趋势变本加厉：“在战争哲学的领域内，若引入一种调和的原理，那实在是大错而特错。战争是一种暴力的行动，向它的最大限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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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的总体战争所具有的夸大荒谬性，就是以他这种说法为基础的。他这种毫无限制，不计成本的暴力原理，只有对仇恨疯狂的暴民，才可以适用。它和明智的治术以及战略，是完全对立的。合理的战略必须以配合政策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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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诚如克劳塞维茨自己所说的，战争即为政策的延续，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就必须要注意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若使他自己的力量，扩张到濒临匮竭的程度，那么它自己的政策也将随之而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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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自己对于他的“力量至上”原理，也曾经加以限制。他也承认：“政治目的既然是战争的主动力，所以在决定军事力量的目标和分量时，它都应该是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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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义的是，当他谈到绝对逻辑的追求时，还曾经有一段更有反省意味的意见。他说：“这样，手段与目的间的所有关系都会丧失，在多数的情形之下，追求极端的努力，常常都会被它自己内部的阻力所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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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经典性名著《战争论》，是一部经过十二年深思的产品；假使它的作者能够活得再长一点，有更多的时间对战争再思考，那么他也许就可以获致更聪明和更清楚的结论了。在他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之后，他很可能会有另一种新的看法——比现有的更深入。所不幸的，是他在1830年患了霍乱而短命死矣，于是这个工作做了一半就中断了。一直等到他死后，他的寡妻才将他的著作出版。在几个封锁得很严密的纸包中，找到了他的遗稿，上面写着一句有预言意味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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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中途死了而使这个工作无法完成，那么后人所找到的，就只能算是一大堆尚未成形的观念……足以引起无穷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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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不是那个该死的霍乱，那么这个祸害也许就可以避免了。因为早已有征兆显示，他的思想正在逐渐演化之中，已经差不多要放弃他原有的“绝对战争”观念，而将他的整个理论加以全面修改，改采取比较合于常识的路线。可是正当此际，他却不幸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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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无穷误解”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着，甚至于远超过他本人的预测之上——因无限战争理论的被普遍采用，结果使文明受到了全面的破坏。因为缺乏适当的了解，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质，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个“理有固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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