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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还曾经说过下面那个经常为人所征引的句子，使他对后代的将道衰微，更难辞其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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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家也许会很容易幻想到，可以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需要大量的流血，即能够克服敌人，解除他们的武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必须予以根本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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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当他写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停下来反省一下。因为他所深恶痛绝的东西，正是战争艺术方面的一切大师——包括拿破仑本人在内——所一致公认的“将道”的正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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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无数次的执行错误，都是用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话，来当作强辩的借口。甚至于当他们毫无意义的草菅人命，以来作狼奔豕窜式的攻击时，也似乎都是理直气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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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他总是不断地提到“数量”优势的决定性价值，所以这个危险遂更分外的增高。在另外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克劳塞维茨也曾指明出“奇袭”的价值。他说：“奇袭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因为没有它则不可能在决定点上获得压倒的优势。”但是他的门徒们，却惑于他那种惯于注重“数量”的说法，遂不免认定了，只有数量才是获得胜利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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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克劳塞维茨对于政治目的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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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坏的是由于他大肆赞扬“绝对”战争的观念，并且对它作理论性的阐明——他宣称着说，只有无限制的使用力量，才足以达到成功的道路——所以他的理论似乎是很矛盾。在开端的时候，他给战争所下的定义是：“战争仅仅是国家政策的延续，使用其他的手段而已。”可是结果却又使政策变成了战略的奴隶，这实在是一种恶劣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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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有下述的说法，更使这种趋势变本加厉：“在战争哲学的领域内，若引入一种调和的原理，那实在是大错而特错。战争是一种暴力的行动，向它的最大限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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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的总体战争所具有的夸大荒谬性，就是以他这种说法为基础的。他这种毫无限制，不计成本的暴力原理，只有对仇恨疯狂的暴民，才可以适用。它和明智的治术以及战略，是完全对立的。合理的战略必须以配合政策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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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诚如克劳塞维茨自己所说的，战争即为政策的延续，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就必须要注意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若使他自己的力量，扩张到濒临匮竭的程度，那么它自己的政策也将随之而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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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自己对于他的“力量至上”原理，也曾经加以限制。他也承认：“政治目的既然是战争的主动力，所以在决定军事力量的目标和分量时，它都应该是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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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义的是，当他谈到绝对逻辑的追求时，还曾经有一段更有反省意味的意见。他说：“这样，手段与目的间的所有关系都会丧失，在多数的情形之下，追求极端的努力，常常都会被它自己内部的阻力所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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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经典性名著《战争论》，是一部经过十二年深思的产品；假使它的作者能够活得再长一点，有更多的时间对战争再思考，那么他也许就可以获致更聪明和更清楚的结论了。在他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之后，他很可能会有另一种新的看法——比现有的更深入。所不幸的，是他在1830年患了霍乱而短命死矣，于是这个工作做了一半就中断了。一直等到他死后，他的寡妻才将他的著作出版。在几个封锁得很严密的纸包中，找到了他的遗稿，上面写着一句有预言意味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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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中途死了而使这个工作无法完成，那么后人所找到的，就只能算是一大堆尚未成形的观念……足以引起无穷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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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不是那个该死的霍乱，那么这个祸害也许就可以避免了。因为早已有征兆显示，他的思想正在逐渐演化之中，已经差不多要放弃他原有的“绝对战争”观念，而将他的整个理论加以全面修改，改采取比较合于常识的路线。可是正当此际，他却不幸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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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无穷误解”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着，甚至于远超过他本人的预测之上——因无限战争理论的被普遍采用，结果使文明受到了全面的破坏。因为缺乏适当的了解，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质，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个“理有固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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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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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和效果，可以供给充分的理由，使我们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实用性，感到怀疑，至少对于他的继承者的解释，是不能不作如是观。在陆地上，曾经作过无数次的会战，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曾经产生过所预期的决定性结果。可是负责的领袖人物对于如何使其目标与环境配合，以及发展新方法来使目标变为可能，这两方面都进步得非常的迟缓。他们不肯正视问题，而只拼命地推行理论，使其向自杀性的顶点发展，把自己的力量耗尽，远超过安全的极限以外，一心只想追求一个用会战来获得完全胜利的幢影，事实上，这却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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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其中一方面虽然最后崩溃了，但是其原因却是由于海权的经济压力之所致，使他们肚子吃不饱而饿倒的，并不是由于流血过多的缘故。不过1918年，德国人在那个流产的大攻势中，所流的血当然也很不少，结果使他们的精神涣散，认为胜利已经毫无希望，于是也就加速他们的崩溃。假使说这种现象可以使对方获得一种胜利的表面，那么他们为了争取这个胜利，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心理和物理两方面，都已经疲惫不堪。所以他们表面上，似乎是胜利者，但是却已经无力来巩固他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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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无论在战术、战略，和政策哪一方面，理论上似乎都有错误，或者至少在实行方面是如此的。尽管他们的损失是那样的惨重，可是结果却都是白花气力，根本上就达不到“理想”中的目的。这些名义上的胜利者，到了战后却无一不筋疲力尽，因此对于所谓“目的”和“目标”的问题，似乎都有加以彻底检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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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反面的因素以外，另外还有几个正面的理由，足以引起我们作新型研究的兴趣。其一为海权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在海上并无任何决定性会战，但是经济上的压力却足以使敌人发生崩溃。于是又引起一个新的疑问：专就英国而论，似乎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放弃了他的传统战略，而不惜浪费许多气力，和付出许多成本，以求在陆地上获得一次决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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