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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深入敌后的时候，一方面足以切断敌方的交通线，和扰乱他们的控制体系，同时也可以动摇敌方人民的精神，和破坏他们的民政组织。这两方面的效力似乎是很难分开的。所以至少有一部分足以说明其对于非军事性目标，是同样的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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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德军征服巴尔干，其行动似乎还更迅速。这又再度足以证明这种新工具的瘫痪效力，和它们在战略上应用价值。“会战”在相形之下，可以说是毫无意义；而这种获得决定性结果的方法中，根本就不曾有“毁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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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德军侵俄的时候，他们又尝试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有许多德国的将领——尤其是参谋总长哈尔德——都抱怨希特勒太重视经济目标，而忽略了军事目标。但是从作战命令和他们自己的证词中加以分析，却发现他们的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尽管希特勒也许认为攻击经济目标，是更为有效，可是在1941年战役的紧张阶段，他却还是同意德国参谋本部的见解，以“会战”为第一目标。对于这种目标的追求，并未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不过却产生几次巨型的胜利，每次都把敌人兵力击毁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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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集中全力去争取经济目标，即可以获得更具有决定性的效果，这固然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但是有些最杰出的德国将领，却认为“征苏之役”之所以失败的主因，就是因为德国人是遵照“传统典型”的形式，去追求会战的目标。假使他们肯尽量向前疾驱，直趋精神与经济并重的目标，例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则他们也许已经获胜。机动战争新派的领袖古德里安，即力主此种见解。可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希特勒却反而倒向正统派方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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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人这一连串的迅速胜利之中，空军也和地面上的机械化部队相配合，以使敌人和敌国发生瘫痪和瓦解的现象。空军的效力也很惊人，其重要性与装甲兵相较，似乎是在伯仲之间。两者之间在评价时是很难分开的，结合在一起，遂造成这种新型的闪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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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后期，英美两国的空军对于盟军陆海军的成功，更是具有极大的贡献。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因为有了空军的力量，盟军才有攻入欧陆的可能性，接着在通往胜利的进路上，它也始终是一个必要的保证。因为他们对于军事目标的打击——尤其是交通方面——才使德军受到了极大的障碍，而无法向登陆的盟军作有效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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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空军方面，对于这一类的作战，却没表现出同样的热忱，他们宁肯以敌国的非军事性目标——即工业中心——为攻击对象。他们的目的是想对敌国作直接的打击，以同时摧毁敌人的经济和精神。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要比与其他军种合作，来对敌国的军事力量作联合的打击，可以具有更多和更快的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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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空军人员称这种行动为“战略轰炸”，实际上这个名词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目标和行动都是在大战略的领域之内。所以严格说来，似乎应该叫作“大战略轰炸”才比较妥当。若是这个名词显得太冗长，那么叫作“工业轰炸”也行，这个名词可以把精神和经济两方面的效力，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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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曾经有过多次的详细调查，但是这一类的轰炸，对于胜利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还是很难加以决定。对于数字的估计，也人言人殊，有些人主张工业轰炸，有些人却坚决的反对它。除了人工的雾幕以外，同时这些调查的记录本身，也非常有问题——比任何其他军事行动的问题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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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我们对于它的效力，是保持着一种合理乐观的看法，但是若说其效力的决定性，比不上对于战略性目标的空中攻击——专就军事领域而言——则似乎是非常的公平。无论如何，它们的决定性并不那么明显。同时，这也是很明显的，在战争中的每一个阶段内，它们的实际效力总是赶不上预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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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显的是工业轰炸对于战后情况所造成的过度伤害。除了物质方面的大量破坏，很难修复以外；还有比较不明显的，是在社会和精神两方面的影响，也许这个效力还更具有持久性。这一类的行动，对于一个基础比较浅薄的文明生活，无疑可产生更深入的危险。而有了原子弹之后，这种危险更是日益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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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又谈到了战略和大战略之间的基本差异。战略研究只是以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为限度，大战略却必须具有较深远的观念——它的问题是如何赢得和平。这一套思想并不是把“车放在马的前面”，只是要弄清楚马和车所要去到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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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非军事性目标为主的空中行动，都要算是属于大战略的领域之内。从它本身性质的试验上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健全的目标。即便它对于战争能具有更多的决定性，可是用它来当作军事性的目标，似乎还是很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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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对于理论的进一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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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想要修正某一种理论，或者是想重新调整它，以来获得更好的平衡，那么最好是先对这个问题的背景有所认识。据我所知，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主张把克劳塞维茨理论所引出有关于战争目的的理论，加以再检讨的人，似乎就是我自己。在发表了许多的杂志论文之后，1925年我又出了一本专书，书名为《巴黎，或者是战争的将来》（Paris， or the Future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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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小书的开端，即为对正统主义的批评，反对“在战场上毁灭敌人主力”的想法——这是一次大战中，大家所追求的目标。我指明出这是一种不具有决定性，而且又浪费精力的行动。接着我在这本书中极力陈述“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出两点：（一）一支装甲兵力可以对敌军的“阿基里斯脚跟”——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造成多么决定性的打击；（二）除了与这个战略性的行动相配合以外，空军还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神经体系——即工业中心——作具有决定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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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年之后，英国第一个试验性机械化部队成立的时候，英国的陆军参谋本部即订购这本书，以供那些军官们作研究教材。而空军参谋本部方面，对于这本书，更曾经作充分的利用——这是一点都不稀奇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一本研究空中战略的专门教科书，而这本书与他们思想的发展趋势，又恰好能够配合。所以空军参谋总长曾经把这一本书，广泛的送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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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却宣布这些见解又有加以修正之必要，那本书是在25年前所写的，经过了长期反省之后，发现它还是不免有一些错误。它表现矫枉过正之感。劳伦斯在1928年，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里面讨论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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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体系太完全了，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路——至少对于那些愿意用手打仗而不愿用腿跑路的人，尤其如此。你现在独力想把这种趋势扭转过来，那些以军事为职业的人对你却少有助力。可是当你成功之后（大约会在一九四五年左右），这个趋势马上又会倒到另外一面去。我们在前进的时候，总一定是走着“之”字形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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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5年时，我自己对于用空军攻击非军事性目标的利益，也未免太过分强调了。不过我还是曾经有过一个附带的限制。我也曾强调说明：当执行的时候，必须设法使永久性的伤害，减到最低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就是明天的顾客，甚至于还是未来的同盟国。所以我的信念是认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空中攻击，其对于战败国的全部损害，以及对于未来购买力的影响，都会比现有形式的延长战争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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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我才认清了对于工业中心作空中攻击，似乎很难获得立即具有决定性的效力，实际上所产生的只不过是另一种新形式的延长消耗战而已。比起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式，也许杀伤力略小，但破坏力却可能更大。可是当我指明出这一点之后，马上就发现空军方面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修正的意见，而宁肯坚持原有的旧观念。他们对于“速决”的观念，继续保持过分乐观的信念，当战争的经验逼得他们非得改变观念的时候，他们却模仿一次世界大战时陆军方面的态度，把他们的希望从工业消耗，移到了人力消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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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认清了用非军事性机构当作目标的缺点和错误之后，并不是说我们又要回到旧路上，仍然再用旧有的“会战”观念，来当作我们的目标。克劳塞维茨的公式，从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即足以证明它的缺点太多，不能再用。而二次大战也充分的表现出，对于一个军事目标采取战略性间接行动，是不仅有新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新的利益——与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预测，可以说是若合符节。即令在过去，虽然他们在工具方面是具有很大的限制，可是有某些伟大的名将，对于这种路线也曾同样的加以充分的发挥。时至今日，因为有了新工具的帮助，固然战术性的抵抗力也增加了它的强度，可是它的决定性却似乎更显著。新的机动性产生了一种新的弹性，在突击和威胁的方向上可以有多种的变化，这就可以“抵消”战术性的抵抗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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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条件，关于军事目标和政治目的的理论，似乎已经到了重新修正的时候。似乎应该从三军联合作战的基础上来立论，以求产生合理的解决——因为在目前，思想方面的矛盾冲突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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