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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为了维持和平而来冒战争的危险，但万不要为了想获得胜利的结果，而在战争中面临国力匮竭的危险。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般人的习惯正好相反，但却绝对合于历史的经验。只有当你认为对于良好的目的，有良好的希望时，才值得继续打下去——因为和平的远景也许可以抵得过战争中所受到的痛苦总和。实际上，若对于过去的经验能作深入的研究，则我们可以获得下述的结论：一个国家若在战争当中，晓得利用喘息的机会即开始和平的谈判，那么也许要比用继续作战的方式，来追求“胜利”目标，还更容易接近它所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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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还显示出，在许多情形之下，唯有当交战国的政治家能对心理因素有较深的了解，在做和平“试探”时，才可能获得比较有利的和平。他们的态度正和在国内党争时完全一样；每一个政党都不愿意表示让步，即便其中有一方有任何愿意和解的意图时，他所使用的语言也还是太强硬，所以其他方面的反应也都很慢——一方面是受了骄傲和偏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把这种可能合乎常识的行动，当作是示弱的表示。于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居然就这样溜过去了，冲突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终于还是两败俱伤。假使这两方面若是注定了还是得在同一个天顶之下，继续生活的话，那么这样继续打下去，实在是毫无利益可言。对于近代化战争而言，这个原理似乎要比国内的党争，还更合用，因为自从各个国家都工业化之后，彼此就更是休戚相关。所以这实在是政治家的责任，当追求“胜利的幻影”时，却万不可以忽视战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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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双方因势均力敌，而不具提早获胜的可能性时，那么聪明的政治家，此时应可从战略心理学方面学会一点新的道理。这在战略学中也可以算是一条极粗浅的原则，当你发现你的对手正据守着一个坚强的位置，颇难加以硬攻的时候，那么你就得为他留下一条退路，这似乎是减弱他抵抗力的最快方法——围师必斗。对于政治而言也是一样，尤其是在战时更是如此，你要为你的敌人准备好一架梯子，以便他可以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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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发生了，这种以所谓“文明国家”间的战争历史为基础，所获得的结论，对于那种纯粹劫掠式战争的复活，或劫掠与宗教混合式的复活，是否也照样能够适用呢？前者的旧例为野蛮民族对于罗马帝国的袭击，后者的旧例为狂热的回教徒所发动的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任何谈判的和平所具有的价值，似乎要比其正常标准更低（从历史上看来，很明显的，很少有国家是守信用的，除非这个诺言与他们的利害一致）。但是每当一个国家愈不重视道义上的义务时，却往往是愈尊重物质上的力量——一个强大的阻吓力量，即足以使他们不敢轻于挑战。这正和人与人之间的经验是一样，一个恶人对于实力和他差不多相等的对象，往往不敢挑战，而当他面对着一个实力比他强大的对手，其态度反而不如秉性善良的君子那样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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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对于侵略成性的对手，如想用收买的手段——用摩登化的说法，就是所谓“安抚”——都实在是愚不可及。因为收买的价钱愈高，则对方的身价也必愈抬愈高。但是侵略者却是吃软怕硬的。因为他们所相信的只有力量，因此在实力的威吓之下，他马上就会自动低头了。除了对于纯粹疯狂的现象以外，这都不失为一个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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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和这种野蛮敌人，是很难建立真正的和平关系，但是要引诱他们接受一种休战的状况，也似乎并不太难。这要比想毁灭他们的企图，似乎可以节省不少的精力，因为他们也和所有的人类一样，具有困兽犹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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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可以供给充分的例证，显示出文明国家的丧亡，由于敌人直接攻击而造成者颇少，由于内在的腐化，再加上在战争中把国力用尽了的后果所造成者却颇多。一种拖延不决的局面固然是很难受——国家也和个人一样，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而宁肯走上自杀的途径。但是比起追求“胜利幢影”而使国力匮竭的话，则拖延却似乎还不失为中策。何况对于实际的敌国实行休战，也可以使我方的力量获得休息生长的机会，而警戒的心理也更足以促使一个民族奋发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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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言之，爱好和平的民族更容易惹起不必要的战祸，因为当他们一旦起而作战的时候，那么就比野蛮民族更具有追求极端的趋势。因为后者是把战争当作一种图利的手段，假使当他发现敌人太强大，而不容易克服时，他马上就会准备叫停了。可是那个为感情而非为理智所驱使的战士，虽然开始作战时感到很勉强，一打起来之后却反而有打到底的趋势。所以即便他自己不会直接战败，却往往会间接的把自己打败了。只有不战然后才能削弱野蛮主义的精神；而战争却只会更加强它——正好像是火上加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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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二十三章 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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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在我自己所著的一本书的前言中，我曾经杜撰了这样一句格言：“假使你想要和平，必须先了解战争。”照我看来这句似乎古老而过分简单的格言，与“假使你希望和平，必须准备战争”，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也更为适当。所谓准备战争者，往往被证明出来不仅为一种对战争的挑衅，而且也常是错误的。换言之，即一心只想准备再使用上次战争的老方法，而忽视了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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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核时代，我那句修正的格言可能应该再加以扩大。但并非像某些人所想像的，只是将“核”作为定语加在“战争”的前面而已。因为像目前所已有的核权力，除了保持阻吓作用外，根本上是不可以使用的，假使真使用起来，那么其结果就只是“混乱”（chaos），而不是“战争”（war）——因为战争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在混乱的状况中是不可能继续进行的。但是核阻吓却又无法阻吓较微妙形式的侵略，而且不仅不适用于此种目的，反而还更有利于刺激和鼓励这一类侵略的趋势，所以对于上述格言，现在必须要作的扩大注释如下述：“假使要想和平，必须首先了解战争，尤其是游击和颠覆形式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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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斗争中，游击战已经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而且也仅只是在这个世纪，它才在西方的军事理论中受到了相当的注意——尽管在过去的时代里，非正规兵力的武装行动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克劳塞维茨在其巨著《战争论》中，只用了短短的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是在其第四篇（讨论“防御”的各个方面）第三十章中快要结束的地方。在分析“武装人民”（arming the people）这个主题时，他把它当作一种对抗侵入者的防御措施，他固然曾经列举基本成功条件及其限制，但却不曾讨论到其有关的政治问题。同时，他对西班牙人民向拿破仑大军所发动的普遍抵抗运动，也只是略为提到而已。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这实在是游击行动的最显著例证——而且“guerrilla”这个字变成正式的军事名词，也是由此而起。（译者注：“guerrilla”这个字的西班牙原意为“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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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后，对于这个主题才有较广泛和较深入的讨论出现，那就是劳伦斯（T．E． Lawrence）所写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这本书对于游击战理论的分析可以算是一个杰作，而以其攻击价值为讨论之焦点，那也是劳伦斯本人对于阿拉伯人的革命所获得的经验与反省结合而成的结晶，那个革命一方面是为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联军对土耳其战役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游击行动曾经发挥重要影响的唯一机会，就只限于这个在中东的外围战役，在欧洲战场上，它只扮演着不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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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游击战就变得是那样普遍，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凡是被德国人所占领的欧洲国家，都有游击战的发展；而被日本人所占领的亚洲国家，也多数是如此的。它的成长大部分是可以追溯到劳伦斯所造成的深刻印象，而尤以在丘吉尔的心灵上为然。德国人在1940年攻占了法国之后，遂使英国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利用游击战来当作对抗兵力的想法，遂成为丘吉尔战争政策的一部分。在英国，有特殊的部门专门制造和培养“反抗”（resistance）运动，以阻止希特勒建立其“新秩序”（New Order）为目的。在希特勒扩大了其征服范围，加上日本又以德国同盟国的身份投入战争之后，此种努力也就随之而推广。这些反抗运动的成功程度也各有不同，最有效的为铁托（Tito）在南斯拉夫所领导的克罗埃西亚（Croat）共产党民兵。同时，在远东方面，从1920年代起，共产党即早已在进行一种大规模的长期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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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南亚以及世界上的其他部分，游击战的发展更如火如荼，在非洲以阿尔及利亚为起点，在大西洋的彼岸还有古巴。这个战役很可能仍将继续发展，因为只有这种战争才能适合近代的条件，而同时又最能利用社会的不安，种族的纠纷和民族主义者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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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武器威力的扩大，这种发展也就变得顺乎自然。尤其是当氢弹在1954年出现时，美国政府也就同时决定采取所谓“巨型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的政策和战略，认为它可以阻吓任何形式的侵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曾经宣布：“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种新原则，我们不能让共产党在全世界用小战来把我们蚕食致死，我们在将来应依赖巨型机动化的报复权力。”这种要使用核武器以来击碎游击的暗示性威胁，其荒谬的程度正好像说要用大铁锤来击退一群蚊虫一样。这种政策是毫无意识可言，其自然的效果反而是刺激和鼓励那种侵蚀性的战争形式，因为核武器根本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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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是很容易预知的，尽管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决定依赖“巨型报复”政策和采取他们所谓“新看法”（New Look）时，显然未曾预料及此。要想说明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即为重述当时某一批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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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心灵中必须澄清的最紧急和最基本问题，即为所谓“新看法”的军事政策和战略。这个重要问题又与氢弹的出现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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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固然能够减少全面战争的机会，但却同样也能增加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敌人可以选择各种技术，这些技术在模式上虽然是各有不同，但其设计完全使我们难于使用核武器来作为对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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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略也许是采取有限的速度——即为一种逐渐侵蚀的程序。它又可能具有有限的深度，但速度却是很快——即很快地咬下一小块，然后立即继之以谈判。它更可能是只具有有限的密度——也就是采取许多质点的多方面渗透行动，那些质点是如此的微小，几乎构成了一种看不见的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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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言之，氢弹的发展已经减弱了我们对侵略的抵抗力，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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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这种威胁，我们现在也就变得必须依赖传统性兵器。不过结论的意义并非说我们应该退回到传统性的方法上，而是应能发展一些较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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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那是与那些旧时代的革命者、核空权的提倡者所假想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对手现在正在发展的战略是以一种二元观念为基础，即一方面闪避优势的制空权，另一方面又要割掉它的脚筋（hamstringing）。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于炸弹的“巨型”效力愈加以发展，则也就愈足以帮助此种新型游击战略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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