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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心灵中必须澄清的最紧急和最基本问题，即为所谓“新看法”的军事政策和战略。这个重要问题又与氢弹的出现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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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固然能够减少全面战争的机会，但却同样也能增加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敌人可以选择各种技术，这些技术在模式上虽然是各有不同，但其设计完全使我们难于使用核武器来作为对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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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略也许是采取有限的速度——即为一种逐渐侵蚀的程序。它又可能具有有限的深度，但速度却是很快——即很快地咬下一小块，然后立即继之以谈判。它更可能是只具有有限的密度——也就是采取许多质点的多方面渗透行动，那些质点是如此的微小，几乎构成了一种看不见的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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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言之，氢弹的发展已经减弱了我们对侵略的抵抗力，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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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这种威胁，我们现在也就变得必须依赖传统性兵器。不过结论的意义并非说我们应该退回到传统性的方法上，而是应能发展一些较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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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那是与那些旧时代的革命者、核空权的提倡者所假想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对手现在正在发展的战略是以一种二元观念为基础，即一方面闪避优势的制空权，另一方面又要割掉它的脚筋（hamstringing）。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于炸弹的“巨型”效力愈加以发展，则也就愈足以帮助此种新型游击战略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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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对此种观念的明白了解为基础，而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重新调整其方向。对抗战略还是有发展之余地，而我们也应有效的发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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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因素及其含意的认识是发展得很迟缓，直到1961年，肯尼迪总统上台时才突然的加速。那年5月，这位新总统在国会中致词时，曾经宣布说他正在“指导国防部长，与我们同盟国合作，迅速扩充现有的兵力，使其能应付核战争，准军事行动，以及次有限或非传统性战争”。新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先生也宣称“我们的反游击兵力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同时新政府也正在考虑对反共的外国游击兵力予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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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句格言：“早有警告也就是早有准备”（forewarned is forearmed），这对于游击和颠覆战争的应用程度远过于正规战争。对于此种战争的准备基础，就是首先应了解其理论和历史经验，再加上有关此种战争正在进行或将要发生的特殊情况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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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必须永远是动态的，并能不断维持其动量（momentum）。比起正规战的情形，静态的间隔更有害于它的成功，因为那可以使对方加紧其对于国家的控制，并使其部队获得休息，同时又足以减弱人民参加或帮助游击队的热心。在游击行动中是绝无静态防御的可能，除了暂时的埋伏狙击以外，也绝对不能有固定的防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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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方面来说，游击行动是企图避免会战，所以也就违反了一般战争的正常实践；而在战术方面，对于任何足以使其有遭受损失可能性的战斗，也都应力求避免。因为除了埋伏狙击以外，在任何战斗中，所可能牺牲的往往就是最优秀的领袖和人员，这样下去就会使整个运动受到打击，而终于油干灯熄。所以“打了就跑”（hit and run）是一个较好的观念，但却仍略嫌笼统。因为多数的小型打击和威胁所能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比少数大规模的打击更好——可以在敌军中产生累积的扰乱作用，使其士气颓丧，同时也可以在人民之间产生远较广泛的印象。无所不在（ubiguity）加上无影无踪（intangibility）实为在此种战役中求进展的基本秘诀。因此我们应该说：“轻轻地打了就跑”（tip and run），同时，这也常是一种达到攻击目的的最好方法，因为它可以引诱敌人进入埋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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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也违反了正统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则，那就是所谓“集中”的原则——游击与反游击两方面都是如此。在游击方面，“分散”为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他们应永远不构成一个目标，但在分成微小粒子活动时，又应能像水银一样的胶结成一大块，以压倒任何防御脆弱的目标。对于游击队而言，“集中”的原则是已为“兵力的流动性”（fluidity of force）原则所代替了——现在当正规兵力在核威胁之下作战时，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不过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同时对于反游击方面，“分散”也是必要的，正好像大铁锤打不死蚊虫一样，对于如此溜滑的游击队，狭义的兵力集中是毫无用处的。要想击毁这种兵力必须张开一顶精密的蚊帐，所包括的地区愈广阔愈好，这种控制网愈宽广，则反游击战也就愈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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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兵力的比例在游击战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劳伦斯对于阿拉伯革命所作的数字计算是一种很生动的例证，他认为土耳其人要想控制这个革命，则必须每4平方英里就要建立一个要塞化的据点，而一个据点又至少需要20名守兵。照这样计算，土耳其必须要有60万人，始能控制其所想尝试控制的地区，但实际上它只有10万人可以运用。所以劳伦斯说：“我们的成功是可以断言的，因为只要了解空间与数量的比例之后，则马上就可以用简单的计算来加以证明。”这样的计算，即便是不免过于简单，但仍能代表一项概括性的真理。空间对兵力的比例的确是一个基本因素，但其效果却因为下述各项因素而有所变化——地区的形势，双方的相对机动性和双方的相对士气。崎岖的山地或森林地带对于游击队是最有利的。由于有了机械化地面兵力和飞机的发展，沙漠已经减低了其价值。都市地区是利害参半，但平均说来，还是对游击战有不利的趋势，尽管对于颠覆活动，那是最好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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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山地和森林，就先天性质而言，可以对游击队的安全提供最佳的保障，同时也可以提供奇袭的机会，但是也并非完全有利无害。因为这样的地区，一定很难于获得补给，同时距离重要目标也一定较远。这些目标所包括的，又不仅是占领权力所呈现出来的弱点（尤其是交通线），而且还有应争取其合作的人民。一个游击运动若把自己的安全视为第一，则不久便会自动的熄灭，其战略应经常以打击敌人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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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兵力的比例所代表的为数学加地理的因素，但这又与心理加政治的因素分不开，因为游击运动的前途和进展，都与作战地区中人民的态度有极密切的关系。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应愿意帮助游击队，把情报和补给供给它；从消极方面来说，他们应不把情报供给敌人和帮助隐藏游击队。游击成功的主要条件即为应使敌人永远处于黑暗中，游击队则不仅了解当地的情况，而且对于敌人的部署和行动，也都有可靠的情报。因为游击队为了安全和奇袭的需要，大部分都在黑夜的掩蔽下行动，所以上述的条件也就至为重要。更进一步说，他们愈能获得迅速而详细的情报，则也就愈易于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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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是这样的一种战争，即真正从事于战斗的人很少，但必须有赖多数人的支援。虽然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最富有个别性的行动方式，但若欲作有效的行动和达到其目的，则又必须有群众的集体同情和支援。所以只有在配合着民族抵抗的号召、独立的要求和社会经济的不满心理时，这种作战才会有最高度的效力，因为这样可以使它变成一种意义远较广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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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游击战一向都是弱者的武器，所以主要是防御性的，但在核时代，它却逐渐发展成一种侵略的形式，特别适合于利用核僵持的情况。所以“冷战”的观念现在已经落伍了，而应该改称为“伪装战争”（camouflage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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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广泛的结论却也引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若是足够聪明，当在企图对此种战争发展一种对抗战略时，就应该向历史学习，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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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最近二十年间，这种战争会突然大为流行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丘吉尔领导之下，英国在1940年采取了一种在敌方占领国家内，尽量制造和培养民间抵抗运动的战争政策，希望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德国人——这个政策又延伸及于远东，以对付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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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于这种政策的推进是具有极大的热心，而且也视为毫无疑问，当德国的征服狂潮已经席卷了欧洲的大部分时，这也似乎是唯一足以抵抗希特勒控制的手段。同时，此种路线对于丘吉尔的心灵和脾气也最为契合，除了他的那种直觉性的固执，和一心只想击败希特勒而不计及任何一切后果的想法以外，他和劳伦斯也有密切的友情，而且也一向是他的崇拜者。他现在还认为有机会可以把劳伦斯用于阿拉伯相当有限地区中的技术，扩大用之于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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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若有人对于这种政策表示怀疑的话，就会显得他是缺乏决心，甚至于是不爱国，所以即便有人认为这种政策对于欧洲未来的复兴是有不利的影响，但却还是没有人愿意甘冒那种恶名而起来表示意见。战争常常是一方面做着恶事，而另一方面又希望这种恶事能产生很好的结果，所以若想严辨善恶，则没有不影响决心者。更进一步说，谨慎小心的路线在会战中往往是一种错误，但此种路线却常为人所采用，相反的在战争政策的较高阶层中，谨慎小心的路线是很少受到欣赏的，但事实上在这个阶层中，那往往是比较聪明的，尽管通常总是不负人望的。在战争的狂热中，公众意见所要求和拥护的都是一些最激烈的措施，而不考虑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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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结果又怎样呢？武装的抵抗毫无疑问的曾经给德国人以相当的牵制，以西欧而言，功效最显著的是在法国。此外，在东欧和巴尔干，也曾对德国人的交通线构成严重的威胁，最足以说明他们的功效者，是德国指挥官们所提供的证据。正好像在爱尔兰叛乱时的英军指挥官一样，他们对于应付游击性敌人的负担感到非常厌倦，因为后者能获得人民的掩护，并能作突如其来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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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正规兵力，正在与敌人作正面的搏斗时，游击队始能发挥其牵制的功效。若是没有强大的攻势吸引住敌方的主要注意力，则游击队的行动最多不过是产生一点扰乱作用而已，并无太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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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效力是远不如广泛的消极抵抗——而对于本国人民所造成的损害却远较巨大。他们所挑起的报复是远比敌人所受到的损失为严重，他们使敌方部队有了采取暴力行动的机会，对于一个驻在不友好国家领土上的部队，往往是一种放松神经的乐事，游击队所直接造成的，以及在报复过程中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害，只会使其自己的人民感受痛苦，而且最后又会变成未来重建国家时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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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严重的，也是最持久的创伤还是在精神方面。在爱国的号召之下，武装抵抗运动也吸收了许多的恶势力，使他们有好听的借口来无恶不作。这诚如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名语所云：“爱国心是一个恶棍的最后掩护。”更坏的是整个下一代的青年人也都受到此种恶劣的精神影响，在对抗占领当局的战斗中，使他们养成了藐视权威和破坏道德规律的习惯，以至于在侵入者已经离去之后，仍旧很难恢复正常的“法律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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