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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伤病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当时粟裕也去青岛疗养，后又去苏联治病。粟裕曾先后6次负伤。头部两次负伤，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手臂两次负伤，在硝石与国民党军作战中，左臂负重伤留下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中，他右臂中弹，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子弹。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其中最严重的是水南战役中那次。1930年2月下旬，年仅23岁的粟裕作为支队政委与支队长萧克率部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15旅的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国民党军突如其来的一发迫击炮弹在粟裕身旁爆炸，使其头部受了重伤。粟裕治疗了三个多月后才伤愈归队。但是有三块未被发现的残碎弹片一直留在头颅内，直到54年后的1984年2月，粟裕逝世后遗体被火化时，他的家人才从他的头颅骨灰中发现。因此，战伤的后遗症和过度的劳累使刚到中年的粟裕就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经常头晕头痛，靠戴着健脑器工作。半年前的淮海战役中，战况紧急时，粟裕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血压高达180—200毫米水银柱，戴上健脑器也不起作用。警卫员只得反复给他摁头，或用凉水冲头以分散疼痛。实在支撑不住时，粟裕还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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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粟裕此前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一直在受命准备攻打台湾的战争计划。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开始，7月7日，粟裕就知道毛泽东点将让他作为入朝作战的主帅。7月13日，粟裕已经被中央正式发文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但粟裕几乎就是在刚一得知自己要作为入朝作战主帅的同时，就向军委和毛泽东请病假。7月14日，也就是中央正式发文的第二天，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这个时间点上如此的高度重合，难免不给人留下某些遐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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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伤病，并去青岛疗养，无疑会促使毛泽东重新更深入地考虑主帅人选问题。从逻辑上说有两个可能，一是粟裕的伤病的确已经达到不能作为主帅的程度；二是粟裕内心里认为他非常不适合作为入朝主帅的人选，他只是以请假去青岛疗伤而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以此促请毛泽东重新考虑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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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以上逻辑假设的话，就可能仅仅是假设，甚至变成一种无端的猜测了。因此，为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出一个题目：假设完全不考虑粟裕和林彪伤病，只以某个客观的能力模型来评价，粟裕、林彪和彭德怀三人谁是最合适的入朝作战主帅人选？我们以本书的战争理论和主帅能力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彭德怀的确是最合适的入朝作战主帅人选，而最不适合的恰恰是刚开始最被毛泽东看好的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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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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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必须首先解决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选择入朝作战主帅的主要标准，也就是其能力模型应当是什么？”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并且也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会得出谁是最合适人选的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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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作战的主帅至少应当满足如下4个最重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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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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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极为强大的战争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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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战术细节的高度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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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绝对避免大规模全军覆灭式惨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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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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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基本的标准。但解放军的将领中满足这个标准的人可以说是将星云集，大有人在。粟裕、林彪、彭德怀三人都是完全符合的。而且符合这个标准的在解放军的将帅中再找出10个也不难。因此，以这个标准来判断很难看出显著的差异。网上看到有些网友评价大兵团指挥能力50万人以上与20万人以上的重大区别，并以此对粟裕、林彪、彭德怀三人给出很大差异的评估，这有些过于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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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三个标准才是极为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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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极为强大的战争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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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战争都需要强大的战争意志力，而朝鲜战争尤其如此。毫无疑问，无论是支持入朝作战的毛泽东、陈毅、彭德怀，还是反对入朝作战的其他领导人，在“入朝作战必然面对巨大困难和极大伤亡”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认可的。当时面对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先进的陆海空武器装备。与这样的对手作战，和与之前的国民党军队，甚至日军作战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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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与日军非精锐部队作战时，共产党军队都打得极为艰苦。虽然经过3年解放战争，解放军武器装备和技战术能力提升突飞猛进，但要与把日军最精锐部队在太平洋战场杀得一败涂地的美军作战，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也是美国当时普遍地无法想象中国军队竟然敢于与其交战，并且还能给其造成远比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带给美军更大困难原因所在。但是，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中国军队将承受巨大的伤亡却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最初曾计划的伤亡数量准备是以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解放军伤亡之和20万人来考虑的。而最后实际，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为40.86万人，成倍超过了当初已经是把困难想得尽可能充分的估计。作为主帅，如果没有极为强大的战争意志力，在面对这种伤亡情况下，根本无法支撑把战争持续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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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战术细节的高度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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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强大的意志力还是远远不够的。美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技战术水平极高，而且其从将领到士兵，从军队到社会，都具有在战时根据战争进展持续改进技战术和武器装备的优良传统，根据对手实际情况的应变能力也非常强。众所周知的案例是，李奇微将军接任牺牲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之后，很快就发现了志愿军因后勤补给的困难，所携带的补给只够一个星期的进攻所需。因此，他迅速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磁性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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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星期志愿军进攻时有序撤退，每日只撤退15—20公里，这是志愿军一夜行军进攻的路程。这样有效保持接触，在第二天白天利用空中优势对志愿军进行大量杀伤。而在一个星期之后，志愿军陷入接近于耗竭型零击毁效率状态时，联军迅速组织大举反攻。此战术改变的确给志愿军造成巨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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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案例是砥平里战役之后，联军迅速总结经验，将其称为“环形战术”加以推广。这就是当被志愿军包围时，不要急于撤退，而是就地选择有利地形，利用汽车坦克等重装备，火炮，以及其他轻重火力组成一个环形阵地。以此在夜晚抵挡住志愿军的围攻之后，到白天在空中优势掩护下再突围。这种战术的确非常奏效。国共内战时，当国民党军队一旦被围，不是被歼灭，就是被打援。但在朝鲜战场，联军采用环形战术之后，即使被围，严重缺少重武器的志愿军往往也对其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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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志愿军一方没有技战术创新能力上更大的作为和把有限武器装备运用到极致的能力，很难平衡掉美军的武器装备优势、技战术优势和灵活机动的战场适应能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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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绝对避免大规模全军覆灭式惨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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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极高士气和战争意志，并不是靠承受大量被敌方歼灭的极大伤亡磨炼出来，而是靠让敌方承受这种伤亡的持续胜利积累起来的。客观地说，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和德国在苏德战场那种无论胜负，动则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伤亡，不是以师为单位全军覆灭，而是以集团军，甚至方面军规模全军覆灭，这样规模的伤亡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充分论证了在面对强大敌人时，宁可以持久战的消耗积小胜为大胜，也绝不可贪求速胜式的战役可能面对的极高伤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历史上只可见到极少量师一级规模、万人以下全军覆灭的败仗，几乎见不到万人以上的军一级规模，也从来没有一次战役中10万人级别以上、更别提几十万人全军覆灭式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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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毛泽东征求彭德怀意见时，彭德怀很大气地说道，如果抗美援朝打不赢，大不了就当中国晚解放几年。这种话说起来很豪迈，但这样的国之大事，其后果关系实在是太重大。在面对如此强敌时，如果打不好，受一定损失，甚至累积起来很大损失是可接受的。但如果面对一次战役中军以上规模，或达到十万人、几十万人这样级别全军覆灭式的惨败，则很难被接受。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但这样的可能性显然高度存在。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打赢可以理解，但避免这种大规模全军覆灭的惨败，主帅就负有极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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