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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孫子吴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吴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30]《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於兵權謀家著録云“《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顔師古注:“孫武也,臣於闔廬。”[31]中國古代典籍中兵家的著作是一大筆寶貴的遺産,而《孫子》是兵家中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曹操《孫子序》指出其“審計重舉,明畫深圖”的特點[32],這已不限於用兵。《孫子》不僅有豐富的軍事思想,也有深厚的戰略思維,對人才、行政和經濟管理,乃至外交,都有啓發借鑒的意義。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葬出土的竹簡本《孫子兵法》十三篇,帶動了《孫子》的研究,今天看來,完全有理由將之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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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法家的一種:《韓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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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藝文志》曰:“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33]在韓非子之前,法家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韓非子綜合法、術、勢,成爲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一書也就成爲《新編新注十三經》的必選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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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佛教自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傳入中國以來,經過魏晉南北朝這個戰亂時期,在社會上逐漸傳播開來,到唐代取得與儒、道兩家並立的地位。《新編新注十三經》是否選入佛經,成爲筆者反復考慮的一個問題。考慮到新編乃着眼於那些中國本土文化中原生的、時代最早的、處於中國文化源頭的、在當時或後代具有廣泛深遠意義的典籍,而佛經是從印度翻譯過來的,唐代盛行的禪宗及其典籍雖然已經本土化,但時代晚了很多,因此佛經暫不入選爲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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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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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新注十三經》必須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參考古代的各家之言,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文獻資料,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成爲值得信賴的學術著作。我們的宗旨是爲讀者提供中華文化的元典,便於讀者從文獻的角度追溯中華文化的源頭,探尋中華文化的要義。編纂這套書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建設和學術建設工作,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意義重大,而且現在編纂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原則是取精用宏、守正出新。取精用宏對於這套書來説格外重要,因爲歷代的版本和研究成果浩如煙海,我們既要充分掌握已有的資料,又要去僞存真,去粗取精。守正出新是我在1995年主編《中國文學史》時提出來的,實踐證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謂守正就是繼承優良的學術傳統,所謂出新就是努力開拓新的學術格局,充分吸取新的研究成果,適當採用新的研究方法,使這套書具有時代的特色,以適應時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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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古籍善本的普查和影印工作有了很大進展。以前的學者看不到的一些善本,我們有機會加以利用,這爲我們選擇底本和校本提供了很大方便,從而使新編工作有了堅實的基礎。自漢代以來,學者們圍繞這些經典所作的校勘、注釋和研究工作很多,成就卓著,爲《新編新注十三經》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參考。此外,自二十世紀以來特别是近幾十年來出土了大量的文獻和文物,又爲經典的整理研究開拓了新的局面。例如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荆門郭店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都向我們提供了大批極爲寶貴的新資料。由於這些新資料的出現,一些傳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錯誤得以糾正,古籍中的一些難點得到解釋[34]。充分利用這些新發現的資料,可以提高我們的工作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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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之後的學術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借用西方的哲學、宗教學、文學、史學和人類學等方面的觀念來解釋中國的典籍,已經取得不少成績。陳寅恪先生所謂“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35],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也爲《新編新注十三經》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從而保證了“出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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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以前的學者整理經書,各有其家法,而且經今古文之争十分激烈,各個門派互不相容;宋儒與漢儒又有所不同。今天我們重新整理,可以超越這類紛争,兼容並蓄,擇善而從,從而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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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想將這套書編好還存在許許多多的困難。一是資料浩繁,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搜集完備並加以消化;二是每部書都存在不少難點,聚訟紛紜,要想取得進展,提出新見,並經得起考驗,實在很難;三是這套書既定位爲學術著作,又希望有較多的讀者使用,如何在專家與普通讀者之間找到平衡點,需要認真摸索。但是我們相信,依靠參加工作的各位學者刻苦鑽研,虚心聽取各方面專家的意見,集思廣益,反復討論,有希望達到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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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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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蓺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197頁)至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531—532頁)其中講到了“六經”,但此篇屬於《莊子》之外篇,其時代難以確定,僅録以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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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店楚墓竹簡·六德》:“觀諸《詩》、《書》則亦才矣,觀諸《禮》、《樂》則亦才矣,觀諸《易》、《春秋》則亦才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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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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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59頁。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黄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漢書》,第726頁)《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第36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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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067頁)或疑此六句爲注文,誤入正文。《史記·儒林列傳》在“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這段話後所列五經也是這個順序(《史記》,第3118頁)。而《漢書·藝文志》所列順序則是《易》、《書》、《詩》、《禮》、《春秋》。《白虎通·五經》曰:“《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8頁)《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相如《封禪文》云:“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司馬貞《索隱》:“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史記》,第3064—3065頁)周予同《群經概論》云:“六經的次第,今文學派主張(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而古文學派主張(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頁)《樂經》不存,故實際只有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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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漢書·張純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96頁。又,東漢熹平石經,或云五經,或云六經,或云七經,文獻記載不同。王國維《魏石經考一》云“當爲《易》、《書》、《詩》、《禮》(《儀禮》)、《春秋》一經,並《公羊》、《論語》二傳”,見《王國維遺書》二,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版,第376—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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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舊唐書·太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3頁。又,《舊唐書·顔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于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舊唐書》,第25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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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舊唐書·孔穎達傳》:“先是,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説,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舊唐書》,第2602—26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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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舊唐書·高宗本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舊唐書》,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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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舊唐書·儒學傳·谷那律傳》:“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黄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舊唐書》,第49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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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舊唐書》,第44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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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上兩條引文見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6—10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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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然據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石經孟子十四卷”下所云:“右皇朝席旦(一作‘益’)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成都學宫,云僞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知不足齋叢書》本,中華書局影印本第4册,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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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乾隆《重刻十三經序》曰:“漢代以來儒者傳授,或言五經,或言七經。暨唐分三禮、三傳,則稱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刻石國子學,宋儒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御製文》初集卷一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01頁)其所言未詳。以上所述,筆者除查閲《郡齋讀書志》及《讀書附志》外,又參考馬子雲、施安昌《碑帖鑒定》,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頁;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32—333頁;王錦民《古學經子》,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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