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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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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59頁。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黄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漢書》，第726頁）《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第36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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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067頁）或疑此六句爲注文，誤入正文。《史記·儒林列傳》在“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這段話後所列五經也是這個順序（《史記》，第3118頁）。而《漢書·藝文志》所列順序則是《易》、《書》、《詩》、《禮》、《春秋》。《白虎通·五經》曰：“《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8頁）《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相如《封禪文》云：“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司馬貞《索隱》：“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史記》，第3064—3065頁）周予同《群經概論》云：“六經的次第，今文學派主張（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而古文學派主張（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頁）《樂經》不存，故實際只有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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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漢書·張純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96頁。又，東漢熹平石經，或云五經，或云六經，或云七經，文獻記載不同。王國維《魏石經考一》云“當爲《易》、《書》、《詩》、《禮》（《儀禮》）、《春秋》一經，並《公羊》、《論語》二傳”，見《王國維遺書》二，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版，第376—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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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舊唐書·太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3頁。又，《舊唐書·顔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于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舊唐書》，第25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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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舊唐書·孔穎達傳》：“先是，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説，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舊唐書》，第2602—26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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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舊唐書·高宗本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舊唐書》，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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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舊唐書·儒學傳·谷那律傳》：“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黄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舊唐書》，第49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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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舊唐書》，第44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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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上兩條引文見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6—10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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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然據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石經孟子十四卷”下所云：“右皇朝席旦（一作‘益’）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成都學宫，云僞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知不足齋叢書》本，中華書局影印本第4册，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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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乾隆《重刻十三經序》曰：“漢代以來儒者傳授，或言五經，或言七經。暨唐分三禮、三傳，則稱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刻石國子學，宋儒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御製文》初集卷一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01頁）其所言未詳。以上所述，筆者除查閲《郡齋讀書志》及《讀書附志》外，又參考馬子雲、施安昌《碑帖鑒定》，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頁；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32—333頁；王錦民《古學經子》，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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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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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陳立《白虎通疏證》，第4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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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劉熙著、畢沅疏證《釋名疏證·釋典蓺第二十》，廣雅書局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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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326頁。後來有“六經皆史”之説，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内篇·易教上》，倉修良《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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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張舜徽集·漢書藝文志通釋》（與《廣校讎略》合刊），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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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漢代以來五經、七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的演變情況十分複雜，本文並非專論經學史，只就其大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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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宋史·選舉志》：“（熙寧四年）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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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漢書·武帝紀》班固贊語，第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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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參閲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56—4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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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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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舊唐書·禮儀志》：“丙申詔……改《莊子》爲《南華真經》。……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學生一百員。”（《舊唐書》，第926頁）《宋史》：“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内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宋史》，第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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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72、第3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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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4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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