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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史記》之説,自漢代以至隋唐,從未有疑義;只是在宋以後,有人鑒於《漢書·藝文志》裏所載的《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中的後者在《隋書·經籍志》裏未見著録,後又竟至失傳,於是懷疑孫武是否實有其人,或認爲孫武即是孫臏。此説曾引起學界長時間爭論。任繼愈先生主編之《中國哲學史》(第一册)也持此種看法,説:“現存的《孫子兵法》十三篇,歷史上一般都從《史記》的説法,認爲是吴孫子作;但《孫子兵法》所講的戰爭規模比較大,又有騎兵,倒像是戰國時期的戰爭情況。因此,可以認爲它導源於孫武完成於孫臏,是春秋到戰國中期作戰經驗的總結。”[3](按:《孫子兵法》問世時主要是車戰,通篇無“騎”之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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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説爲臨沂漢簡的出土所擊破。此次出土的漢簡中既有《孫子兵法》,又有《孫臏兵法》,兩部兵法的出土證明了《孫子兵法》如《史記》所言,確爲孫武所著。至於前説《吴孫子》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據推斷當爲後學加入的兵學内容,與原著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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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孫子兵法》十三篇,歷代注本很多。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曹操的注本《孫子略解》。曹操作注時曾讚歎説:“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曹操集·孫子序》)此注本雖略顯簡約,但語言明快,見解卓越,爲後人所推重。除曹注外,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孫子的注本,尚有王凌、張子尚、賈詡、孟氏、沈友諸家;《新唐書·藝文志》又增李筌、杜牧、陳皞、賈林諸家;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復增紀燮、梅堯臣、王晳、何氏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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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説,由漢至唐,有關孫子的注本是以曹注本爲代表的諸家注本流傳於世。迄於宋代,吉天保搜集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宋梅堯臣、王皙、何氏、張預諸家編爲《孫子十家會注》,成爲孫子注本集大成者。學界大多將吉刊本稱爲孫子學研究的傳本或古本。可惜的是,吉宋刊原本已不可見,現存的有明《正統道藏》本和嘉靖談愷刊本,但多缺文脱簡,難窺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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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本相區别的注本是後起的《武經七書》本,或稱《武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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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於北宋神宗元豐年間由武學博士何去非校勘,國子司業朱服審定並由國子監頒行,是一套新的武學教本,稱《武經七書》。七書指《六韜》、《孫子》、《吴子》、《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此書的刊行是繼漢代三次兵書大編訂之後的又一次官方修訂,標誌着在古傳本之外出現了一個新的注本,即《武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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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本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取代了傳本在兵學研究中的地位,但傳本並未就此消失,而是與《武經本》並存,這樣,就出現了孫子學研究中的兩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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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傳本的狀況類似,元豐年間的武經官刻本也不可見。不同的是,另有一種與它類似的白文大字本(見《儀顧堂題跋》)保存下來,陸心源根據其避宋代諱的缺筆字定爲孝宗時刊本。此白文大字本與曹注本正文幾乎完全相同,刻本原藏陸心源皕宋樓。清光緒年間,皕宋樓藏書被日人岩崎氏購去,存東京靜嘉堂文庫,《武經七書》也隨之流落日本。1935年商務印書館所印《續古逸叢書》本《武經七書》即用中華學藝社借照靜嘉堂所藏皕宋樓故物影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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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七書》頒行後,宋時未發現爲全部七書作注的版本。元代的刊行本也已不存,到明代時,刊本迭多,但能見到的卻極少。明人爲《武經七書》作注的,最早當推劉寅。其著《武經七書直解》,簡明扼要,見解獨到,可謂同時代注本中之佼佼者。其次有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此書對孫子的思想觀點多有新見。此外,尚有鄭録《孫武子十三篇本義》、陳天策《孫子斷注》、李贄《孫子參同》等,也都對《孫子》學説作了有價值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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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吉刻本的《孫子十家會注》本來是十位注者,何來《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的十一位注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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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宋本》所謂十一家指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皙、張預、賈林、梅堯臣、陳皞、孟氏、何氏。其中包括了杜佑,是唐代注家中的一位。據考,杜佑没有專門注《孫子兵法》,只是在《通典》的引文中附以自己的意見。鑒於此,他被列於十家之外。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説:“自曹操至何氏,實十一家。鄭友賢謂之十家者,蓋注中引及杜佑,乃《通典》之説,佑本不注《孫子》,去佑不數,則只十家耳。”本書以《辨證》之説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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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説過,吉輯《孫子十家會注》原刊本已不可見,它與後來發現的《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又是何種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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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十一家注孫子》約刊於南宋寧宗時,初見録於尤袤《遂初堂書目》,此書曾經清代内務府收藏,並經《天禄琳琅書目》著録。其中有十一家注者名,並附孫子本傳和鄭友賢撰寫的《孫子遺説並序》。一般認爲,《十一家注》就是《宋史·藝文志》所著録的吉天保輯《孫子十家會注》;至於爲什麽十家變爲十一家,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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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十家會注》本未見元刻。明正統年間,刻入《道藏》(南藏),涵芬樓於民國初年予以影印,是爲通行《道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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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大系統的版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和《武經》本,除了在篇名(如《武經》本標爲“始計第一”,《十一家注》標爲“計篇”;《武經》本爲“軍形第四”,《十一家注》爲“形篇”),及正文表述中若干差異外,其餘的注文基本相同。兩種版本可相互補充與印證,並無彼此排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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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補充説明的是,在中國古代,尤其宋代以後,儒家作爲主流意識形態,逐漸滲透於一切方面,作爲兵家的孫子,常常被看作異端,無形中受到貶抑。此時期有新的注者零星出現,但未形成大的氣候。清代中葉有較大變化,就是孫星衍新校本的出現,使孫子的研究又熱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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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星衍(1753—1818)是清代經學家。他以《道藏》中的集注本爲底本,另與《通典》、《御覽》等幾部書對照,對孫子十三篇正文進行了勘定,對傳本注家編排次序上的錯亂也作了訂正,並依據《宋志》直題爲《孫子十家注》。該本的出現,預示着《十家注》——《十一家注》——的注本系統取代了《武經》本系統在孫子兵學史上的地位[4],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另一次學習與研究孫子的熱潮。這個注本成爲清中葉以來流行最廣也影響最大的孫子書。由於學術資料的散失(如孫未看到《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和學術觀點上的某些差異,該注本也存在若干不確與武斷之處,但總體上説,它的推出是該時期孫子研究中的突破性成就,爲後人研究孫子提供了一份可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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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專家考證,與孫校本同時或稍晚,尚有鄭達《孫子坿解》、鄭端《孫子匯徵》、魏源《孫子集注》(謹有序文存於《古微堂外集》中),以及王念孫、汪宗沂等人,對孫子學説也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5],但傳播範圍有限,影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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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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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共十三篇,由《計篇》始,至《用間篇》終,近六千字,可謂言簡意賅,令人回味無窮,對用兵之各側面,諸多環節,論述得細密而周全。書中所提若干戰略原則,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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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裏的軍事思想,既廣且深。概而言之,孫子是從實戰需要出發,提出了諸如“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道、天、地、將、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及“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等諸多重要論斷,包舉了從戰略構思到戰術技巧等各個方面的豐富内容,成爲後世兵家取之不盡的智慧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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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是該兵法裏膾炙人口的名言,它指明了戰爭指導者對敵我雙方情況的瞭解,是戰爭中取勝的先决條件。所謂雙方情況指“道、天、地、將、法”五事,即五種决定戰爭勝負之因素,曾被譽爲“武經之綱”。意思是:假如這五方面都勝過對方,便可興兵作戰,有取勝把握;假如其中一項或兩項不合乎要求,又無相應之補償辦法,便不應興兵,即使興兵,也難以致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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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及“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是孫子對於戰爭的一種獨特看法,即“自保而全勝”(《形篇》,以下凡引用《孫子兵法》一書時,只舉篇名)。辦法是: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後尋找破敵之機,集中優勢兵力,全面擊敵。故而他又强調説:“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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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指:爭取以不流血的鬥爭方法,迫使敵方屈服,也就是孫子説的“兵不頓而利可全”,即不損傷我方的兵力、物力,也不破壞敵方的兵力、物力,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之害”。爲此,他詳舉戰爭之所費,陳利害之端,拳拳以速勝爲勉,以久暴爲戒,認爲殺人不事戰攻之力,不假歲月之久,惟於萬全爭於天下;並指出,所謂攻城拔寨等武裝衝突的辦法並非戰爭的理想形式,只是不得已而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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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勢篇》)此論斷將“奇正相生”,即特殊打法與一般打法的交替使用與並用,視爲作戰的基本模式,乃兵學史上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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