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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史記》之説，自漢代以至隋唐，從未有疑義；只是在宋以後，有人鑒於《漢書·藝文志》裏所載的《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中的後者在《隋書·經籍志》裏未見著録，後又竟至失傳，於是懷疑孫武是否實有其人，或認爲孫武即是孫臏。此説曾引起學界長時間爭論。任繼愈先生主編之《中國哲學史》（第一册）也持此種看法，説：“現存的《孫子兵法》十三篇，歷史上一般都從《史記》的説法，認爲是吴孫子作；但《孫子兵法》所講的戰爭規模比較大，又有騎兵，倒像是戰國時期的戰爭情況。因此，可以認爲它導源於孫武完成於孫臏，是春秋到戰國中期作戰經驗的總結。”[3]（按：《孫子兵法》問世時主要是車戰，通篇無“騎”之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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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説爲臨沂漢簡的出土所擊破。此次出土的漢簡中既有《孫子兵法》，又有《孫臏兵法》，兩部兵法的出土證明了《孫子兵法》如《史記》所言，確爲孫武所著。至於前説《吴孫子》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據推斷當爲後學加入的兵學内容，與原著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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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孫子兵法》十三篇，歷代注本很多。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曹操的注本《孫子略解》。曹操作注時曾讚歎説：“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曹操集·孫子序》）此注本雖略顯簡約，但語言明快，見解卓越，爲後人所推重。除曹注外，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孫子的注本，尚有王凌、張子尚、賈詡、孟氏、沈友諸家；《新唐書·藝文志》又增李筌、杜牧、陳皞、賈林諸家；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復增紀燮、梅堯臣、王晳、何氏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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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説，由漢至唐，有關孫子的注本是以曹注本爲代表的諸家注本流傳於世。迄於宋代，吉天保搜集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宋梅堯臣、王皙、何氏、張預諸家編爲《孫子十家會注》，成爲孫子注本集大成者。學界大多將吉刊本稱爲孫子學研究的傳本或古本。可惜的是，吉宋刊原本已不可見，現存的有明《正統道藏》本和嘉靖談愷刊本，但多缺文脱簡，難窺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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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本相區别的注本是後起的《武經七書》本，或稱《武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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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於北宋神宗元豐年間由武學博士何去非校勘，國子司業朱服審定並由國子監頒行，是一套新的武學教本，稱《武經七書》。七書指《六韜》、《孫子》、《吴子》、《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此書的刊行是繼漢代三次兵書大編訂之後的又一次官方修訂，標誌着在古傳本之外出現了一個新的注本，即《武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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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本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取代了傳本在兵學研究中的地位，但傳本並未就此消失，而是與《武經本》並存，這樣，就出現了孫子學研究中的兩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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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傳本的狀況類似，元豐年間的武經官刻本也不可見。不同的是，另有一種與它類似的白文大字本（見《儀顧堂題跋》）保存下來，陸心源根據其避宋代諱的缺筆字定爲孝宗時刊本。此白文大字本與曹注本正文幾乎完全相同，刻本原藏陸心源皕宋樓。清光緒年間，皕宋樓藏書被日人岩崎氏購去，存東京靜嘉堂文庫，《武經七書》也隨之流落日本。1935年商務印書館所印《續古逸叢書》本《武經七書》即用中華學藝社借照靜嘉堂所藏皕宋樓故物影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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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七書》頒行後，宋時未發現爲全部七書作注的版本。元代的刊行本也已不存，到明代時，刊本迭多，但能見到的卻極少。明人爲《武經七書》作注的，最早當推劉寅。其著《武經七書直解》，簡明扼要，見解獨到，可謂同時代注本中之佼佼者。其次有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此書對孫子的思想觀點多有新見。此外，尚有鄭録《孫武子十三篇本義》、陳天策《孫子斷注》、李贄《孫子參同》等，也都對《孫子》學説作了有價值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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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吉刻本的《孫子十家會注》本來是十位注者，何來《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的十一位注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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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宋本》所謂十一家指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皙、張預、賈林、梅堯臣、陳皞、孟氏、何氏。其中包括了杜佑，是唐代注家中的一位。據考，杜佑没有專門注《孫子兵法》，只是在《通典》的引文中附以自己的意見。鑒於此，他被列於十家之外。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説：“自曹操至何氏，實十一家。鄭友賢謂之十家者，蓋注中引及杜佑，乃《通典》之説，佑本不注《孫子》，去佑不數，則只十家耳。”本書以《辨證》之説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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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説過，吉輯《孫子十家會注》原刊本已不可見，它與後來發現的《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又是何種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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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十一家注孫子》約刊於南宋寧宗時，初見録於尤袤《遂初堂書目》，此書曾經清代内務府收藏，並經《天禄琳琅書目》著録。其中有十一家注者名，並附孫子本傳和鄭友賢撰寫的《孫子遺説並序》。一般認爲，《十一家注》就是《宋史·藝文志》所著録的吉天保輯《孫子十家會注》；至於爲什麽十家變爲十一家，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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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十家會注》本未見元刻。明正統年間，刻入《道藏》（南藏），涵芬樓於民國初年予以影印，是爲通行《道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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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大系統的版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和《武經》本，除了在篇名（如《武經》本標爲“始計第一”，《十一家注》標爲“計篇”；《武經》本爲“軍形第四”，《十一家注》爲“形篇”），及正文表述中若干差異外，其餘的注文基本相同。兩種版本可相互補充與印證，並無彼此排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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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補充説明的是，在中國古代，尤其宋代以後，儒家作爲主流意識形態，逐漸滲透於一切方面，作爲兵家的孫子，常常被看作異端，無形中受到貶抑。此時期有新的注者零星出現，但未形成大的氣候。清代中葉有較大變化，就是孫星衍新校本的出現，使孫子的研究又熱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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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星衍（1753—1818）是清代經學家。他以《道藏》中的集注本爲底本，另與《通典》、《御覽》等幾部書對照，對孫子十三篇正文進行了勘定，對傳本注家編排次序上的錯亂也作了訂正，並依據《宋志》直題爲《孫子十家注》。該本的出現，預示着《十家注》——《十一家注》——的注本系統取代了《武經》本系統在孫子兵學史上的地位[4]，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另一次學習與研究孫子的熱潮。這個注本成爲清中葉以來流行最廣也影響最大的孫子書。由於學術資料的散失（如孫未看到《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和學術觀點上的某些差異，該注本也存在若干不確與武斷之處，但總體上説，它的推出是該時期孫子研究中的突破性成就，爲後人研究孫子提供了一份可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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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專家考證，與孫校本同時或稍晚，尚有鄭達《孫子坿解》、鄭端《孫子匯徵》、魏源《孫子集注》（謹有序文存於《古微堂外集》中），以及王念孫、汪宗沂等人，對孫子學説也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5]，但傳播範圍有限，影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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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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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共十三篇，由《計篇》始，至《用間篇》終，近六千字，可謂言簡意賅，令人回味無窮，對用兵之各側面，諸多環節，論述得細密而周全。書中所提若干戰略原則，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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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裏的軍事思想，既廣且深。概而言之，孫子是從實戰需要出發，提出了諸如“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道、天、地、將、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及“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等諸多重要論斷，包舉了從戰略構思到戰術技巧等各個方面的豐富内容，成爲後世兵家取之不盡的智慧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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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是該兵法裏膾炙人口的名言，它指明了戰爭指導者對敵我雙方情況的瞭解，是戰爭中取勝的先决條件。所謂雙方情況指“道、天、地、將、法”五事，即五種决定戰爭勝負之因素，曾被譽爲“武經之綱”。意思是：假如這五方面都勝過對方，便可興兵作戰，有取勝把握；假如其中一項或兩項不合乎要求，又無相應之補償辦法，便不應興兵，即使興兵，也難以致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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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及“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是孫子對於戰爭的一種獨特看法，即“自保而全勝”（《形篇》，以下凡引用《孫子兵法》一書時，只舉篇名）。辦法是：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後尋找破敵之機，集中優勢兵力，全面擊敵。故而他又强調説：“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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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指：爭取以不流血的鬥爭方法，迫使敵方屈服，也就是孫子説的“兵不頓而利可全”，即不損傷我方的兵力、物力，也不破壞敵方的兵力、物力，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之害”。爲此，他詳舉戰爭之所費，陳利害之端，拳拳以速勝爲勉，以久暴爲戒，認爲殺人不事戰攻之力，不假歲月之久，惟於萬全爭於天下；並指出，所謂攻城拔寨等武裝衝突的辦法並非戰爭的理想形式，只是不得已而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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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勢篇》）此論斷將“奇正相生”，即特殊打法與一般打法的交替使用與並用，視爲作戰的基本模式，乃兵學史上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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