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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繼《計》與《作戰》兩篇後，集中討論軍事謀略。謀之本義爲商量，謀畫；謀攻即指謀畫如何作戰，怎樣取勝。曹操注：“欲攻敵，必先謀。”杜牧注：“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稻粱謀”原指雁尋覓食物。此處的謀攻則指人如何奪取戰場之勝利。篇中提出勝敵之四法，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確認“不戰而屈人之兵”，“必以全爭於天下”乃謀攻之最高原則。文中還貢獻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軍事戰略中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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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1]；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2]。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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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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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爲上，破國次之”一句，曹注：“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經查，多數注者從此説，但張文穆《孫子解故》存疑，認爲如此解釋，於義雖屬可通，但與《孫子》原文不符。《孫子》原文初無“敵”字，遂以“敵”釋之，殊違訓詁之法。又云，戰爭之目的，首在保存自己，次爲消滅敵人。由是，此處之“全國”應指“國全”，即國家之人力物力完全；“破國”指“國破”，即國家之人力物力破損。並説：“全國作此解釋，方能與下文中之‘不戰而屈人之兵’相契合。”（第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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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筆者所見，上説似有兩點缺陷。一、該篇主旨在“謀攻”，即謀畫如何作戰，怎樣取勝。攻擊之對象當然是敵，以原文無“敵”字爲由而否定“國”指敵國，似有不妥。況，假使於國、軍、旅、卒、伍前均以“敵”冠之，語義雖相通，但却悖於古人言簡意賅之行文規則。二、以此處之“全國爲上”與後文中之“不戰而屈人之兵”相互印證，亦屬牽强。原因是：通觀上下文，前文中之“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均爲“戰”之法，而“不戰而屈人之兵”乃“不戰”之法，分屬於兩個不同層次。涵義有别，難作混同，故此議可再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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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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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戰而屈人之兵”中之“不”，學界有兩解，一解爲“不”，即不必動用武力（而使對方屈服）；另一解，“不”解爲“未”，即未曾動用武力（備而不用，同樣使對方屈服）（見穆志超《孫子學文存》，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268頁）。從字面説，一解與二解似有别，但究孫子的原意，差别甚微。因爲，一解之“不”並非完全排除武力或武力準備；反之，二解之“未”，也是以武力作後盾，也不排除武力或武力準備，只是暫時不加動用。由是可知，孫子説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既非排除武力的和平主義，又非不講成本、不計代價的冒險主義。當時之所以如是觀，也同生産力水準低下，戰爭的消耗使人們難以承受有關，如《管子·參患》坦言：大體説來，三次驚擾敵人相當於一次出征，三次出征相當於一次包圍，三次包圍相當於一次作戰。由此計算一年之出兵征伐，要耗盡十年的積蓄；一次戰役的費用，多年的積累就用完了（“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積蓄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其中説的“驚”爲驚擾，“至”是出征，“軍”是包圍）。《孫子》這裏所説“不戰而屈人之兵”、“兵不頓而利可全”，便是鑒於戰爭有如此大的耗費，力主儘量不動用武力而使對方降服，即既不損傷我方之兵力、物力，也不去破壞對方之兵力、物力，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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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做法，必須有一前提，即是有充分的武力準備，也就是《孫子》中説的“威”勢。書中所言“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九地》）便指此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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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戰而屈人之兵”，在《孫子》前是否實有其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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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非子·五蠹》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有苗又稱三苗，是當時之少數民族），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干戚指盾牌與大斧），有苗乃服。”這是手執兵刃跳戰爭之舞，即進行大規模戰爭演練，迫使對方降服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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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元前六世紀曾有田穰苴奉齊景公之命嚇退晉、燕兩國軍隊之事件。《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載，田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受命後，身負重任，整飭軍紀，大有戰必勝、攻必取之氣概，尤其是他果斷誅殺了國君寵臣莊賈，使晉、燕軍首領聞之大驚，遂率軍迅即退出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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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上兵伐謀[4]，其次伐交[5]，其次伐兵[6]，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7]。修櫓轒輼[8]，具器械[9]，三月[10]而後成；距闉[11]，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12]，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13]。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14]，拔人之城而非攻也[15]，毁人之國而非久也[16]。必以全爭於天下[17]，故兵不頓[18]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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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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櫓，有兩説。一説，此處之櫓同於《作戰篇》所云“蔽櫓”。依曹注爲大盾，即用作遮罩的大盾牌，於大木輪類巨物外蒙以生牛皮。《左傳》襄公十年：“蒙之以甲，以爲櫓。”另一説，櫓同“樓櫓”或“樓樐”（《説文》：“‘櫓’或作‘樐’”），古時軍中用以偵察、防禦或攻城之高臺，又稱望樓。《後漢書·公孫瓚傳》：“今吾著營，樓櫓千里。”《三國志·吴志·朱然傳》：“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鑒於本篇篇名爲《謀攻》，將櫓解爲攻城器械“樓櫓”似較爲善，前一説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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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19]，敵則能戰之[20]，少則能逃[21]之，不若則能避之[22]。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23]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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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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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有兩説，一説，分，指奇正。曹操注：“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其他各家亦多以此爲解。《後漢書·袁紹傳》更有“敵則能戰”之語。另一説，不贊同此解，如杜牧注：“此言非也。……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迴圈相救，況其於他哉！”結論是贊同“倍則戰”。經查，《史記·淮陰侯列傳》確有“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説。《孫臏兵法·威王問》亦有“營而離之，我並卒而擊之”之説（意爲：迷惑並分散敵人，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鑒於此，有學者建議此句應改爲“倍則戰之，敵則能分之”。筆者以爲：關於“分”與“倍”，究竟設何處爲宜，不單屬理解之差異，更涉及原文之更動，宜慎重。另則，由於戰爭的發展變化，戰爭規律與戰爭指導規律亦在變化，有關某些戰術之應用，後世兵學與前賢持有異議屬情理之中。本書暫從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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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另有一解：小的對手如果能集中兵力，即使大的對手也可擒獲。有學者引證《荀子·議兵》“是事小敵毳（cuì）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涣焉離耳”以爲佐證。經查，荀子所言，是針對了齊國之“無本賞”（只看是否斬獲敵人首級來進行奬賞，而不問戰事之勝敗）而言，認爲此等單純用賞賜辦法，面對小戰役或弱敵，還勉强可以；如遇强敵或大戰役，便難免軍心涣散，四處奔逃。此處之“事小敵”與“事大敵”，同《孫子》中説的作爲用兵方式的“小”敵之堅戰與“大”敵之擒獲，似有不同。可再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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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將者，國之輔[24]也。輔周[25]則國必强，輔隙[26]則國必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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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27]三：不知軍[28]之不可以進而謂之[29]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30]；不知三軍之事而同[31]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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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33]者勝，識衆寡之用[34]者勝，上下同欲者勝[35]，以虞[36]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37]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38]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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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知彼知己[39]者，百戰不殆[40]；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41]；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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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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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名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歷代注者多有解讀。李筌云：“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梅堯臣云：“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張預云：“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趙本學更有盛讚孫子“知彼知己”之語：“始終以持重萬全爲戒，無一言詭譎之術，聖賢用兵之道，不過如此。”又云：“君之用將，將之用兵，萬全之理，舍孫子，其孰能言之哉。”毛澤東則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來評價孫子此語，説：“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説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説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决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説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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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説明的是，“知己”和“知彼”是指知曉敵對雙方的基本情況，而不是同戰爭有關的全部狀況。實際上，除“彼”、“己”之外，尚有天候、地利等環境因素。故此，在《地形篇》中，他又補充説：“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不殆”與“全勝”也是兩個相互聯結而又有區别的概念，“不殆”指不會失敗，但不敗不等於全勝。要達於全勝，照孫子所言，尚需有相關條件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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