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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知兵者：通曉用兵法則之將帥。兵，引申爲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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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動而不迷：言行動目標明確，不迷茫，不盲動。張預注：“不妄動，故動則不誤。”迷，迷惑、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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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舉而不窮：所採取之措施變化無窮，使對方難以捉摸。舉，舉動、舉措。窮，盡也。張預注：“不輕舉，故舉則不困。”劉寅本：“知兵之將不妄動，而動則無迷誤之失；不輕舉，而舉則無困弊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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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勝乃可全：謂取得完全的勝利。劉寅本：“知彼之虚實，知我之强弱，戰則必勝，不至於危殆矣。”此句《十一家注》爲“勝乃不窮”，《御覽》卷三二二引此作“勝乃可全”，孫校本依此將“不窮”改爲“可全”。從之。案：“勝乃可全”與“勝乃不窮”各有其論述方面之優點。“勝乃不窮”與前句之“舉而不窮”前後迭出，相互呼應，文辭斐然，只是不及“勝乃可全”，强調有“全功”之效，故以改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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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新注 九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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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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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敵之地有九，次於《地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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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指在九類不同地區作戰時之用兵原則。此篇之“地”與上篇《地形篇》之“地”略有差異。《地形篇》主要從地理位置與地形特徵來分析其對戰爭之影響；而本篇則除了自然地理狀況外，更突出了環境因素，如要考慮戰地是在本國還是敵國，在敵國，是深入較淺還是較深。由是，帶來了敵我戰略形勢及士卒心態方面的諸多差異，也决定了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不同之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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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還論及“兵之情主速”、“并敵一向，千里殺將”等諸多用兵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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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1]，有重地，有圮地[2]，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3]，爲散地[4]。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5]。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6]。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7]。諸侯之地三屬[8]，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9]，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10]。山林、險阻、沮澤[11]，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12]，爲圍地[13]。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14]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15]，爭地則無攻[16]，交地則無絶[17]，衢地則合交[18]，重地則掠[19]，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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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古之善用兵者[21]，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22]，衆寡不相恃[23]，貴賤[24]不相救，上下不相收[25]，卒離而不集[26]，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27]。敢問：“敵衆以整，將來[28]，待之若何[29]？”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30]。”兵之情主速[31]，乘人之不及[32]，由不虞之道[33]，攻其所不戒[3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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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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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孫子》裏是一極應關注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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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耻言利。《論語》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孟子·梁惠王上》曰：“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孫子卻反其道而行，在書中公開言利，曰“舉軍爭利”（《軍爭篇》）、“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作戰篇》），進而還宣稱“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火攻篇》）。粗略統計，《孫子》中，用到“利”字多達四十餘處。利與義是截然對立，還是輕重有别，當是取向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對“利”之態度，儒家與兵家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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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爲客之道[35]，深入則專[36]，主人不克[37]；掠于饒野[38]，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39]，併氣積力[40]；運兵計謀，爲不可測[41]。投之無所往[42]，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43]。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44]，入深則拘[45]，不得已則鬥[46]。是故其兵不修而戒[47]，不求而得，不約而親[48]，不令而信[49]，禁祥去疑[50]，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51]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52]，偃卧者涕交頤[53]。投之無所往者，諸、劌[54]之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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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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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曰“不令而信”，是繼論述將帥五條件“智、信、仁、勇、嚴”之後，再次用到“信”字；這裏的“信”指“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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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讀《孫子》之人，皆知其對“詐”有特殊重視；對“信”，則言之甚少。據查，全書中“信”字僅出現兩處，而《論語》中之“信”字則有三十八處之多（見楊伯峻《論語譯注》之《論語詞典》）。這成爲後世各家，尤其儒家詬病兵家的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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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孫子用信，雖只兩處，但卻開啓了在處理軍人内部關係時重視信譽之先河。他認爲，一名合格將帥須具備“智、信、仁、勇、嚴”五條件，而他所説之“信”即指言而有信，即將帥對士卒應“言出必從”。杜牧注“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賞也”，梅堯臣注“信能賞罰”，王皙注“信者，號令一也”，均切合原意。孫子關乎“信”的論斷對後世兵學影響極大，如《銀雀山漢墓竹簡【貳】》中有“賞不逾日，罰不還面”（見《論兵論兵之類·將德），《六韜》中有“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罰第十一》），《尉繚子》中亦有“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戰威第四》）等，皆可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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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兵兩家之所以對“信”與“詐”在處理方式上有如此之差異，皆因他們面對不同之課題。儒家多講“信”，主要是面對君臣、父子、親朋等同一團體“内部”之問題；而兵家多論“詐”，則是面對一集團與他集團形成敵對關係後所出現之“外部”問題。既然問題不同，處理方式和取向便難以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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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何人，只要走上戰場，便不能否認用“欺詐”手段之必要，如《荀子·議兵》中便有“隆勢詐”、“尚功利”之語。儘管當有人詰難他時，他承認，靠“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抓住對方弱點，伺機行使詐術，玩弄權術使敵人覆没）等手段者是“盜兵”而非“善兵”之所爲，但在戰場上，兩方殊死作戰之際，何者爲“善”，又何者爲“盜”，界限已變得很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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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之，兵家主張對敵應“詐”（《孫子兵法·軍爭篇》云“故兵以詐立”），但涉及自己軍内的上下級關係却不排除“信”，即認爲軍隊内部之上下級關係中應彼此信任。如《地形篇》便有“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之語，意在鼓勵士卒英勇獻身，前提是將帥與士卒需彼此關心信任；《九地篇》又有“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之説，謂當士卒聽聞上級命令時，個個躍躍欲試，激情異常，欲效命於疆場，原因雖是環境使然，但也表明，士卒已建立起對將帥的某種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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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善用兵者[55]，譬如率然[56]，率然者，常山[57]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58]？”曰：“可。”夫吴人與越人相惡也[59]，當其同舟而濟[60]，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61]；齊勇若一，政之道也[62]；剛柔皆得，地之理也[63]。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64]，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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