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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浅说 徐世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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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十三篇》自汉迄明，注者多至二十余家。其传于今世者，惟《孙子十家注》最为善本。是本为宋吉天保所集，名曰《十家会注》，乃阳湖孙渊如先生得自华阴道藏，校勘梓行于世，即今刘君邦骥《孙子浅说》所依据者也。孙子著书旨趣，刘君衡以今世情势既以发泄无遗。且于《九地篇》“重地则掠”，注家以为因粮于敌者，刘君谓与近时学说相违，行军要素，当定军用价目，招致商贾，则四民不扰，阻力潜消，而在敌地，尤为紧要。若肆行抄掠，则商贾裹足，是自绝其粮道也，此古法之不可行者也。其立论如此，尤非泥古而不适于今者可以伦比。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当群国竞争之世，莫亟于治兵。特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瞢于时事讳言军旅，盖两失之。予惟古之善治国而兼善治兵者，曰管子、曰商君、曰诸葛孔明之三人者，皆先求自治而后用以制敌者也。今观孙子之书，其第一之《计篇》有曰“主孰有道”，第四之《形篇》有曰“修道保法”。刘君揭明其为主德内政之纲要。然则孙子虽兵之权谋家，固亦以制敌之方基于自治，非徒诡道取胜侥幸一试，遂能长此自立于不败也。且世变相寻，学说之误人最甚。祭公谋父曰：“先王耀德不观兵。”老子曰：“佳兵者不祥。”讲学家视为格言，往往天下已定，上恬下嬉，人不知兵，一再传而遂至大乱。盖承平一统之世，军政弗修，其召祸且有如此者。昔者周公致政，作《立政》以戒成王曰“其克诘尔戎兵”，或犹谓殷难初平，成王始政则然也，乃成康之际，刑错四十余年。召公之诰康王也，曰：“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老成谋国，动辄谆谆于戎兵六师者，何哉？盖天下晏然，朝野相安于无事，不期而盗贼内发，不期而边衅偶开，故武备不可以废弛也。其曰“诘尔”，虑军械或不完军额，或不足也。其曰：“张皇”，虑军械虽完、军额虽足，而训练或不精、校阅或不勤也。后世人主用兵制敌者多矣，制敌得志则如卫霍之创匈奴，制敌不得志则如韩范之御西夏。论者犹以穷兵非之，不知汉宋之病在不先力求自治，乃并其力求制敌，而概以为不然。是皆误于偃武修文之一说，以故黄帝神明之胄陵夷积弱以至于今，几几不能自振也。《孙子》一书文字不多，文义亦非甚艰深，初学皆可以卒读。惟旧注随文解释，散漫无归。刘君依赵岐《孟子注》例，逐篇发明章旨。十三篇丝联绳贯条理井然，于学师讲授尤便自宜，颁之学校，专立为科。俾吾中华民国，知国势岌岌，非武力不足以自存。国家将竭全力以注意于兵，为民人者人人有征调之定期，为军人者人人晓韬略之大意，则此书有功于吾国甚伟。虽名之曰“孙子兵经”，盖亦未尝不可。抑予更有厚望者。古之所重者在军谋，今之所重者在军实。军实之费有百倍于孙子，所谓“兴师十万，日费千金”者。器不出于吾国则购用鲜良，财不裕于平时则制造无力，必自治不失其道而后财用可筹。财用不竭其源，而后军实可备。善读《孙子》者，不徒诩其制敌之神奇，务求其自治之巩固。医国之方，其在是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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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四年八月 天津 徐世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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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浅说 孙子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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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读十三篇，以主德始，以妙算终，此孙子之微言大义也。其每篇标题之字，亦不过如“学而”、“雍也”之类，勿庸刻舟求剑。他本《计篇》、《形篇》、《势篇》有作《始计篇》、《军形篇》、《军势篇》者，殊未当也。《势篇》之首以奇正虚实对举，而下文专论奇正，颇似制艺中上全下偏体裁。若欲与《虚实篇》对待标题，则即题为“奇正篇”亦可也。然古人决不如此板滞，亦“学而”、“雍也”之意而已。世儒见“九变”、“九地”两“九”字对举，遂指“九变”为九地之变。胶柱鼓瑟，滞碍甚多，均辞而辟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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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浅说 计篇第一 论军政与主德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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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于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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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篇论治兵之道在于妙算，而以“主孰有道”一句为全篇之要旨。盖主有道，则能用正道亦能用诡道，无往而不胜矣，所以篇末即专重于妙算也。宜分为四节读之。自首至“不可不察”为第一节，总论兵为国之大事，死生存亡所关，不可不察。自“故经之以五校之计”至“必败，去之”为第二节，论治兵之正道。自“计利以听”至“不可先传也”为第三节，论用兵之诡道。自“夫未战”至末为第四节，总论胜负之故，仍以妙算为主，惟有道之主而后妙算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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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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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一节总论兵为国之大事，国之存亡、人之生死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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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经之以五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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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二节皆论治兵之正道也。五校之计，以道为最要。道，即仁义之谓也。故得其道，则民可与共生死而不畏危，道之时义大矣哉。天为阴阳、寒暑、时制也者。阴阳者，相其阴阳，以为驻军之预备，《行军篇》所谓“贵阳贱阴”、《地形篇》所谓“先处高阳”之类是也。寒暑者，审量寒暑，以为行军作战之预备。将欲北征，必筹防寒之具，将欲南征，必筹防暑之具，或冬夏兴师之时，则防寒防暑之具尤为紧要是也。时制者，因时制宜以筹兵器、堡垒之进步改良也。上古为白刃时代，中古为火攻时代，近古为枪炮时代，皆因时定制也。此三者皆关乎天之方向、天之气候、天之运会，故曰天也。地为远近、险易、广狭、死生者，即第十篇“地形”是也，所谓“用兵者贵先知地形也”。将为智、信、仁、勇、严者。能机权、识变通之谓“智”，刑赏不惑之谓“信”，爱人悯物之谓“仁”，决胜乘势之谓“勇”，威刑肃三军之谓“严”；此五德者，为将者所宜备也。法为曲制、官道、主用者。曲制为部曲之制，若今之军制司所掌者是也。官道者，任官分职之道，若今之军衡司所掌者是也；主用者，掌军之费用，若今之军需司所掌者是也。凡此五者，皆为将之要道，故为将者“知之则胜，不知则不胜也”。“校之以计”者，谓当尽知五事、待七计，以尽其情也。“主孰有道”，即五校之道也；“将孰有能”，即五校之将也；“天地孰得”，即五校之天与地也；“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者，即五校之法也；此七者乃五校之纲目也。将听吾计必胜者，吾即主也，主与将同心合德，则未有不胜者矣。然必有道之主乃能将将，吾故曰“主孰有道”为此篇之要旨也。此以上皆言治兵之正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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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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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三节皆论用兵之诡道也。“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者，计利既定，则当乘形势之便以运用于常法之外也。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者，因利行权以制之也。兵者，诡道也者，兵不厌诈之谓也。“能而示之不能”者，强而示之以弱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外示之以怯也。“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者，令敌失备也。“利而诱之”者，彼贪利则以货诱之也。“乱而取之”者，诈为纷乱，诱而取之也。“实而备之”者，敌治实须备之也。“强而避之”者，避其所长也。“怒而挠之”者，敌持重，则激怒以挠之也。“卑而骄之”者，示以卑弱，以骄其心也。“佚而劳之”者，多奇兵以罢劳之也。“亲而离之”者，以间离之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击其懈怠，袭其空虚也。“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者，临敌应变制宜，不可须言者也。此以上皆言用兵之诡道也。总而言之，正道诡道皆以庙算为主，故下文即申明庙算以总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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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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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四节本上文“道”字及“主孰有道”以立言，故推本于妙算也。妙算者，即主之道也。五校七事十二诡道，皆妙算也。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曰多算少算，不必泥乎数目之多少也。然妙算之多少，仍为有道之主言之。若无道，别无算矣。故曰全篇要旨，在乎“主孰有道”也。此“主”字，因时代不同，其解释亦不能不为之详说，以坚军人信仰拱卫之心，而奠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旷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所谓“主”者，专属之皇帝，无论其传贤也、传子也、官天下也、家天下也，亦无论其自称之如何，皇王后辟可也、甲乙丙丁亦可也，但使其尊无二上、遂群以皇帝目之，此中国历史之旧观念也。横览外国五大洲国体，则所谓“主”者，确有二义：传子之家天下，则谓之皇帝；传贤之官天下，则谓之大总统。其实皆尊无二上之代名词，有总搅全国主权、土地、人民之全权，而毫不受外国之干涉、牵制、侵夺、保护者。则无论其为皇帝、为大总统，均为全国之主。此地球各国之新解释也。在孙子当日，对吴王阖闾立言，则此“主”字，不过狭义而已。然兵学为立国之要素，而孙子之精义，古今中外，咸不能出其范围，则其所谓“主”之广义，即尊无二上之皇帝及大总统也。是故人民对于主，有当兵之义务，有纳税之义务，有神圣不可侵犯之义务，而主之对于人民，当以有道为标准。此天下古今万国之通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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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浅说 作战篇第二 论军政与财政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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