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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浅说 军争篇第七 论普通战争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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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曰：“两军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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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篇论两军争胜之道也。庙算已定，财政已足，外交已穷，内政已饬，奇正之术已熟，虚实之情已审，即当授为将者以方略，而从事战争矣。宜分六节读之。第一节自首至“军争为危”，言军争之总方略，在乎占先制之利也。第二节自“举军”至“地利”，言军争虽以争先为第一要义，然而辎重、粮食、委积、敌谋、地形、乡导六者，亦不可不顾虑也。第三节自“兵以诈立”至“此军争之法”，论军争之动作也。第四节自“《军政》曰”至“变民耳目”，言治众之法也。第五节自“三军可夺气”至“治力”，言治气、治心、治力之法也。第六节自“正正之旗”至末，皆言治变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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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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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一节论军争之总方略也。军争之法，占先则利、落后则危，故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能先据其要害、先得其形胜，占先制之利，则可以与人争胜也，和军门也。“交和而舍”者，言与敌人对垒而舍也。“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者，谓所征之国，路由山险、迂曲而远，将欲争利，则当分兵出奇、随逐向导，由直路乘其不备急击之；虽有陷险之患，得利亦速也。“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者，迂远其途，诱以小利，使我出奇之兵，后人发、先人至也，此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之作用也。军争者，苟能明乎迂直之计，而能占先制之利，则军争为利矣；反乎此，则军争为危矣，可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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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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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二节言军争之时，虽宜先占制之利，然所当顾虑者，凡六事，不可不注意也。一曰辎重，二曰粮食，三曰委积，此大本营所当注意者也；四曰敌谋，五曰地形，六曰乡导，此前敌所当注意者也。假如举军中所有者而行，以争利，则军行迟滞矣；假如委弃辎重而争利，则军费缺乏矣。是以倍道兼行日夜百里者，则三军之将必为敌所擒也。何也？因其行军之时，强劲者在先，罢乏者在后，其能到作战区域者，不过十分之一耳。凡军行日三十里为一舍，假如日行五十里而争利，则所到者不过一半，故必蹶前军之将也。惟三十里而争利，则到者可三分之二，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利，庶几可以争胜也。综以上而观之，可知行军固贵乎占先制之利，然亦不可背乎行军原则。反乎此，则辎重、粮食、委积均不能携带，而军资匮乏矣，故此三者为大本营所当注意者也。不知诸侯之谋则不能伐谋伐交，盖不知敌谋则不能豫交也。不知山岭、险阻、沮泽之形则易陷入危险，故曰不能行军也。不用乡导，则不能知道路之利便，故曰不能得地利也。此三者，为前敌所当注意者也。此一节皆军争之时所当顾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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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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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三节论军争时之动作也。“以诈立”者，以变诈为本，使敌不知吾奇正之所在也。“以利动”者，见利乃动，不妄发也。“以分合为变”者，或分或合，以惑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然后能变化以取胜也。“其疾如风，其徐如林”者，出奇之兵，争先制之利，故宜疾如风也；本队行动，有种种顾虑，故宜徐如林也。“侵掠如火，不动如山”者，前敌宜侵掠如火，大本营宜安固如山也。“难知如阴，动如雷霆”者，大本营之计划，宜秘密不使人知，如天之阴云莫测；而前敌之行动，则当如雷如霆，著著争先，如疾雷之不及掩耳也。“掠乡分众”者，攻击得手，则当分兵为数道而搜索之，惧不虞也。“廓地分利”者，既得敌地，则当分地防御，守其要害也。“悬权而动”者，兵之主力握于总司令之手，如权衡之秤物，视敌人之弱点而攻之，视我军之薄处而助之也。凡此者，皆当预审迂直之计，乃能制胜，故曰此军争时动作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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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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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四节言治众之法也。军争行止，当整齐画一，故以鼓铎旌旗金火，以练军人之耳目，使其进退行止、昼战夜战均整齐画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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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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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五节言军争之时，既己整齐画一，尤必治气、治心、治力，乃能万全也。此三者，近乎明人戚继光练心之法。“三军可夺气”者，心之怯也。“将军可夺心”者，心无主也。“朝气锐”者，心力强也。“惰”与“归”者，心之灰也。“乱”者心不固也，“哗”者心之扰也，“远”者其心怠也，“劳”者其心散也，“饥”者其心怒也。故为将者必以练心为第一要义，其致力之方，则曰治气、治心、治力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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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要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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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六节言军争者固以占先制之利为贵，然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存亡所关，不可以不慎防其变，故以此十者列举于此，以免陷入危机也。“无要正正之旗”者，恐其有备也。“勿击堂堂之阵”者，兵力厚也。“高陵勿向”者，敌若据山陵、依险阻，有负隅之势，则不可仰攻也。“背丘勿逆”者，敌若背丘陵为阵，当引致之平地，不可迎击也。“佯北勿从”者，敌方战气势未衰，便奔走而却阵者，必有奇兵伏兵，不可从也。“锐卒勿攻”者，敌方强盛，则当避之，避其锐气，当待其惰而击之也。“饵兵勿食”者，敌若以小利来饵我士卒，不可贪也。“归师勿遏”者，敌既退却，必预定收容阵地，以掩护其退却，不可遏而止之也。“围师必阙”者，敌人既被我围，则必阙其一面，示以生路，以减少两军死伤也。“穷寇勿追”者，敌既失败以解散为主，不可迫之于危地，追之则反噬，胜负未可知也。此皆示为将者，以防敌情之变、趋吉避凶之方法，皆治变之道也。此篇所论皆两军争胜之原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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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浅说 九变篇第八 论临机应变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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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暂曰：“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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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篇论为将者当极其应变之能事。故亦以将受命于君发其端，言为将者既受君之种种方略，尤不可不极其变通，故略引古之战斗原则。关于地形者，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此战斗原则之不可变者也。然而事变之来，有时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极而言之，虽君命亦有所不受。君命可变，则因时制宜，无所不可变也。所以古之知用兵者，必知九变之利、九变之术。全篇主旨在于通九变之利，否则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在于知九变之术，否则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可见知地形而不知变，不可也；知五利而不知变，亦不可也。知变而不知所以必变之之术，亦不可也。总以知九变之利、知九变之术为要，此将将之要道也。宜分三节读之。第一节自首至“得人之用”，言选将之法，在乎选知变之将也。第二节自“智者“至”不可攻”，论任将之法，在乎用善变之将也。第三节自“故将”至末，论杀将之法，将不知变则有覆军杀将之灾也。细读全文，知所引五种地形，乃藉此原则以发其端，此其不可变者也；而不由、不击、不攻、不争、不受，则示人以变化之方。末复以五危杀将，为不知变者警告之。孙子之用意深矣。解者多指“九变”为“九地之变“，与《九地篇》强相牵合，殊不可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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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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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一节论选将之法，总以知九变之利、知九变之术为标准，与九地无关也。地形，即五种之地形也。然不曰“五地之形”而曰“地形”者，因此五种亦不过约略举之以为例，非必限定仅此五种地形也。况乎此五种地形，在《九地篇》仅列其四，而所谓“绝地”者，又不在九地之列而散见于九地之后；可见此篇“九变”，与“九地”无关也。其主旨在乎选将当知地形，然有时亦当知所变通。途当由也，然有时可以不由；军当击也，然有时可以不击；城当攻也，然有时可以不攻；地当争也，然有时可以不争；君命当受也，然极而言之，君命亦有时可以不受：此即所谓变也。故曰知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即可以为将矣。然苟不通九变之利，则虽知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之原则，仍不能得地之利也；苟不知九变之术，则虽知由途之利、击军之利、攻城之利、争地之利、受君命之利，而不知不由、不击、不攻、不争、不受之利，则仍不能得人之用也。孙子原文其义甚明也。五种地形之解释，详于《九地篇》，此处可不必赘也。“途有所不由”者，道有险狭，惧其邀伏，不可由也。“军有所不击”者，见小利不能倾敌，则勿击之，恐重劳人也。“城有所不攻”者，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为害，则不须攻也。“地有所不争”者，得之不便于战，失之无害于己，则不须争也。“君命有所不受”者，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此一节言为将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则可以得地之利、得人之用矣。若强将五地、五利硬作为九变，则分明十变矣，何得为九变哉，不可通者一也；若将五利中“君命”一句提出，而以五地及四利强列为九，则更支离破碎，不成文法矣，不可通者二也。总而言之，读此段文字，当以活眼观之；所举之五地，不过略举以见例，不以此五者为限也，不必与《九地篇》强为分合，以谬解乎九变也。吾故曰：九变者，极其应变之能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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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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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二节，此即发明九变之利、九变之术也。“杂于利，而务可信”者，在利之时思害以自慎，则众务皆信，人不敢欺也；“杂于害，而患可解”者，在害之时思利而免害，则其患解也：此皆极知利害之变也。“屈诸侯以害”者，致之于受害之地，则自然屈服也；“役诸侯以业”者，以事劳之，使不得休也；“趋诸侯以利”者，动之以小利，使之必趋也：此皆极知诸侯之变也。“恃吾有以待之”者，善攻也；“恃吾有所不可攻”者，善守也，言思患而预防也：此皆极知攻守之变也。故曰此一节即发明九变之利、九变之术也。任将如此，则无往而不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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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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