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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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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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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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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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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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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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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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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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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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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第二章 四角的军事地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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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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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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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司马迁的观点是对他之前历史趋势的总结；在司马迁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历史的演变仍在证明着这个观点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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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兴自关中，会盟天下诸侯以灭商，代商而为天下共主，迄四百余年。周室东迁后，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秦居关中形胜之地，与东方大国争霸，秦穆公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战国兼并战争兴起，秦列名“战国七雄”，东逼六国。苏秦在组织合纵之前，先持连横之策到秦国游说秦王：“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2]秦以刚诛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苏秦之策，苏秦才东走六国，策划合纵。到秦昭襄王时，范雎入秦，游说秦王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3]秦用范雎，采其远交近攻之策，东侵六国，依次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自秦以关中为基础，凭武力兼并天下，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中的地位为经营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统治不久即为农民起义所推翻。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号令天下，分封诸侯。有韩生建议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4]项羽未从，还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而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降将，号为三秦。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据有关中，遂以关中为基础，东向以争天下。历时五年，卒灭项羽。刘邦统一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5]娄敬的建议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张良分析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6]刘邦遂定都长安。刘邦计擒韩信后，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届高屋之上建领水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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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的混乱使关中破坏较大，故东汉、曹魏、西晋都洛阳而未都长安。但东汉行三京之制，曹魏行五京之制，均以长安为西京，西晋晋武帝则作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亦可见对关中的重视。在两晋末年，匈奴刘汉大将刘曜入攻关中，俘晋愍帝，西晋灭亡。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徙移关中，定都长安。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后赵统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关，建立前秦，定都长安。前秦在苻坚的时候统一北方。肥水之战后，前秦瓦解．羌人姚苌略定关中，建立后秦，定都长安，改名常安。后秦覆亡后，关中又为赫连夏所据。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河阴之变？”后，北魏陷入动荡，高欢继尔朱荣崛起，欲召关西大行台贺拔岳？关中。贺拔岳部下薛孝通劝岳不赴召，说：“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而受制于人！”[8]贺拔岳从其计，遂与宇文泰抚定关陇。后来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关中，建立西魏，定都长安，与高欢建立的东魏对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长安。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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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北周，仍都长安。隋灭陈，统一天下。隋末杨玄感起兵，问计于李密，李密以隋炀帝远在辽东，主张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长安，他说：“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个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9]杨玄感未从，兵败被杀。后来李密、翟让在中原起兵，却迟迟未打开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议说：“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10]李密因顾虑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议李渊说：“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11]李渊从其计，西行入关，建立唐朝，平定关陇，剪除东方群雄，统一天下，定都长安，开创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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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赵匡胤西巡洛阳，隐然有迁都洛阳之意，群臣不同意。赵匡胤叹息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12]看重的仍是关中优越的山河形势。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梁，掳徽、钦二帝北去。赵构重建宋室社稷，在选择巡幸之所时，李纲建议道：“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又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13]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14]经营关中藉以恢复中原成为当时主战派的一种共识，亦可见自唐以后，政治重心虽已不在关中，但中原纷乱之际，关中对于中原局势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兴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直到明情之际，言天下大势者，亦无不极言关中形胜。清代华湛恩曾言：“雍州势居黄河上游，以一方阻三面，昔称天府，亦天下之大都会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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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关”来形容关中险要的说法，意思是以百万之众攻关中，二万人足以拒之。以两万之师挡百万之众，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势之险。关中对中原，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见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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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关中为古雍州之地。《禹贡》中称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纵横分布，利于灌溉，秦、西汉又都曾着力经营关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的开凿即是其表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围，畜牧业比较发达，《汉书》中称其“畜牧为天下饶。”[16]关中物产丰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17]关中周围的山中富藏铜、铁、金、银等矿产资源。丰富的物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古代社会，铜铁、上好的林竹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属重要战略物资。历代建都关中之时，出于强干弱枝的考虑，又常迁徙人口以充实关中，故关中之地人口殷实。司马迁描述当时关中的富裕，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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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王朝为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势必加强关中及其与外部交通的营建。周人营关中，关中道路畅通无阻。《诗经》中称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9]秦统一后，还大治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方。秦汉时屡治栈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汉中、巴蜀。立足关中的政权都曾利用渭水、黄河河道，经营漕运，转输东部地区的物资供给关中。唐代统治基础扩大，关中粮食需要量大增，对于漕运的经营尤为倚重。畅通的交通对于关中经济又能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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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开发较早，人烟稠密。自周人营关中以来。其民皆有周人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汉书》中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20]商鞅变法后，秦人以耕战为本，努力事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力耕足以富国，尚战足以强兵。遗风流披，影响深远，遂使关中地区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苏秦、范雎游说秦王时，都将关中民风与关中地利并提，视为秦国霸业的两个重要条件。苏秦看到秦国“士民之众，兵法之教”，认为“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范雎则将“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的泰国百姓称之为“王者之民”。秦汉时期流行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21]的说法。西汉时，（关陇）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出了不少优秀的将领。北朝后期，关陇军事贵族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这是关中历史地位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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