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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战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蒲坂与潼关的关系。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可以径趋长安,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险在华岳,与黄河交会在于潼关,然必东南有宛、洛,东北有晋、绛,而后可以为固。无宛、洛则武关、崤函之险可入;无晋、绛则临晋之阻可入。”[34]临晋之阻即蒲津关,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所以潼关虽号称天险,但若无对蒲坂这个“侧门”的控制,则天险也说不上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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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四塞,可谓险固。但纵观历代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政治上发奋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闭关自守,则虽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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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取更积极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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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这种态势,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缓冲地带;以攻而言,则是在后方稳固的前提下可以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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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西汉都是在这种有利态势下统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时代取得晋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时代,占领宜阳,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时代,取得南阳、荆襄。到秦发动统一战争前夕,秦已据有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已有人谈到秦对东方的这种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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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统一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楚汉相争时,刘邦本人出函谷关在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相持,另遣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东下井陉,自己还不时由武关出南阳,以分楚军之势。后来这种态势更发展成为: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南面,促英布背楚归汉,令汉之势力延伸到淮南,从而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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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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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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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是以关中地形、地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分析这种模式,以便进一步认识关中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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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统一开了关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统一进程而言,这种模式也以秦的统一为最典型;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则以西汉的经营比较典型。这里,我们便以秦的统一天下的进程和西汉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为例,来看看关中模式的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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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卒练,开始走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秦兼并六国的扩张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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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时期,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关中内部的建设外,主要是向晋西南方向扩展,排除了秦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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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形势,魏国为中原霸主,又据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商鞅变法后不久,即向东方扩展。作为东进的一个步骤,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迁都咸阳。秦国与东方的齐国一起对魏的霸业发起挑战。齐、魏马陵之战的次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也趁机攻魏,他说:“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徒,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36]秦孝公从之,使商鞅将兵伐魏,商鞅设伏袭虏魏军上将公子卯?,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尽献上郡十五县。秦的左侧翼局面打开,东进的门户亦为之打开。数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苏秦开始组织合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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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来称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时,秦主要是在其右侧翼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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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顾虑蜀道险狭难至,又担心韩国乘机来侵,以此犹豫未决。大臣中,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先攻韩。二人当面进行了一场辩论。司马错说:“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37]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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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楚据汉中,对秦的右侧翼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楚国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从此无力再争汉中,这样秦的右侧翼的威胁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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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在秦,一直有向正东方的三川河谷扩张的主张。早在与司马错辩论时,他就说过:“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39]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对秦武王说:“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40]虽然张仪此议怀有自存之计,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秦武王后来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41]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之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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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秦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态势。我们从张仪组织连横时有恃无恐地威胁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可看到这种态势,从苏秦、苏代策划合纵时对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亦可印证张仪的话并非空口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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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国已经有人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态势,他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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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之秦犹如一只巨鹰,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击三晋在山西的战略要地,右翼席卷汉中、巴蜀,击楚之重心,正对中原,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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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一种很利的态势。秦昭襄王将利用这种态势,在兼并六国的道路上迈出在决定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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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范雎入秦,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选择中原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议昭襄王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怯矣。齐怯,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43]昭襄王乃拜范雎为客卿,主谋兵事,对范雎言听计从。范雎又进一步建议昭襄王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并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荣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则霸事因可虑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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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议,将东进重点转向中原的韩、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东伐韩,拔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次年,筑城于广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截断太行道;次年,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是后,白起分军略定太原、上党等地,尽占山西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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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秦在南翼对楚的战争中也取得重大进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从蜀地攻拔楚黔中,楚尽献汉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邓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为南郡。楚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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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昭襄王末年,秦国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态势。从地理形势来看,秦已控制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六国之亡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秦始皇灭六国之战只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见图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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