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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专心对付关东群雄之时，对于西方的处理策略是以陇制蜀。当他洞察隗嚣的真实意图后，转而结好河西的窦融。与此同时，隗嚣也在试图拉拢窦融。隗嚣派辩士张玄去窦融处游说，宣扬其保境割据之谋：“方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宇，与陇、蜀合纵，高可为六国，下不失为尉佗。”[68]窦融与其部下倾向于刘秀，遣使至洛阳试探。刘秀礼遇来使，并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气概，赐书窦融，指明形势：“今益州有公孙子阳（述），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纵，亦宜以时定。”[69]窦融等为刘秀的气度、明见和诚意所感动，遂专心事汉。刘秀授窦融为凉州牧，专制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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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略定中原后，兴兵西讨。窦融则率河西五郡太守，厉兵秣马，耀兵河上，给隗嚣很大压力；后又亲率步骑数万，与刘秀会师于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嚣。隗嚣穷蹙无计，投靠公孙述，不久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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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秀取陇定蜀的过程中，河西的窦融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诸将初攻陇西之时，隗嚣部将王元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诸将仰攻陇坻，大败而还，不得已改取守势。足见陇西在地理上对关中所据有的优势。这也正是刘秀倾心结好窦融的原因所在。窦融拥河西归汉，遂改变了东汉面对陇西的战略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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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利用河西与关中、陇西的这种地理关系以安定西北的史实还有东汉中期平定羌乱过程中虞诩关于凉州的战略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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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期，陇西的羌人爆发起义。汉军镇压不利，羌族豪右乘胜深入关中、益州，进击河东、河内，汉廷震恐。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邓骘打算“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70]，放弃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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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中虞诩听说放弃凉州之议后，力反此议。他对太尉张禹说：“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此不可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二也；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兵所以推锋执锐、蒙石矢于行阵、父死于前、子战于后、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日：‘中国弃我于夷狄！‘虽赴义从善之人，不能无恨。如卒然起谋，同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挡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者三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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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诩反对放弃凉州，战略上的考虑是：若放弃凉州，则必以关中为西部前沿，以关中御陇西，形势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弃凉州很可能引起凉州的反叛，以“士风壮猛，便习兵事”的凉州，起而反汉，利用羌、胡鼓行而东，则关中亦必非东汉所有。以虞诩之意，不但不能放弃凉州，相反，还可利用凉州，以制陇西。他进一步建议：“收罗凉土豪杰，引其牧守子弟于朝，令诸府各辟数人，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72]在张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诩之议，安抚凉州。经过苦战，东汉王朝终于平定羌人，保持了国家西部边陲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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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未，张轨统制下的河西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张轨在晋末“以时方多难”，怀着与窦融一样的动机，“阴图据河西”，于永宁初出任凉州刺史。张轨到河西后，讨平了鲜卑的反叛势力和各地的寇盗，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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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时，北方纷乱。东羌校尉韩稚袭杀秦州（治天水）刺史张辅，欲以割据陇西。张轨自河西遣军讨之，韩稚被迫归降。事后，张轨遣使报镇守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司马模甚悦，以晋帝所赐之剑赠张轨，并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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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陷没后，秦王司马邺入关，重建西晋行台，张轨遣宋配将步骑二万至长安护驾。这时，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舆又据险断使，欲割据陇西。张轨再命宋配率军讨破之。在西晋末年北方纷乱的局面中，关陇一带稍稍安定，河西凉州更是流民避乱的一个乐土，其中，张轨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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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纷乱时，关陇局势又与东汉初年略略相似。李渊初入关中时，陇西有薛举建立的西秦政权，河西有李轨建立的凉政权。李渊刚克长安，薛举亦急谋东进以争关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举亲率大军在高墌城（今陕西长武县北）击败李世民所率唐军主力。唐军与战不利，被迫改取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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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为挽救颓势以图强敌，也采取了跟刘秀一样的策略，以河西制陇西。他遣使潜赴凉州，谋与李轨共图秦陇。唐、凉联袂，对西秦形成夹击之势。不久，西秦的临洮（今甘肃临潭）、枹罕（今甘肃临夏）、饶河（今甘肃临夏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对陇西的包围态势。唐军反攻，在浅水原大破西秦军，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灭亡，关陇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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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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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这种层层递推的逻辑在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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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其东进的过程中，仍未忘拓边西北，巩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尽并义渠之地为二十五县，置为北地和陇西二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加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将关中西北的防御推进到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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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天下纷乱，著名的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首次统一，称雄塞北。西汉初年，国力尚弱，只得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边郡的暂时安宁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但和亲政策只是缓和而未消除边患。匈奴仍不时攻掠西汉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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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帝之世，西汉已历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国力达到鼎盛，遂对匈奴采取大规模的出击。汉武帝前期的几次大的战役，除寻机直捣匈奴单于本部外，均以廓清关中西北外围为重点。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率军予匈奴以歼灭性打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余部降汉。这年，汉武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后来又设置了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后之筹边者，均以汉置河西四郡“断匈奴右臂”[74]。四郡的设置加强了西汉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使关中西北安全得到进一步巩固。（见图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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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又推进至西域。还是在大举击匈奴之前，汉武帝便派张骞出使西域，欲以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其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75]到汉宣帝时，汉廷派遣官员，监护鄯善以西数国。起初，西汉还只监护西域南道，未能尽并北道，匈奴形势已处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单于降汉，汉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降，汉廷“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都护治乌垒城，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76]这便是西域都护的源起。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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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开经营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后，东汉恢复设置西域都护、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明代设立哈密卫、清前期平定葛尔丹叛乱、后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设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于这种目的，以保障西北边疆的永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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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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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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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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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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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