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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陷没后，秦王司马邺入关，重建西晋行台，张轨遣宋配将步骑二万至长安护驾。这时，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舆又据险断使，欲割据陇西。张轨再命宋配率军讨破之。在西晋末年北方纷乱的局面中，关陇一带稍稍安定，河西凉州更是流民避乱的一个乐土，其中，张轨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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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纷乱时，关陇局势又与东汉初年略略相似。李渊初入关中时，陇西有薛举建立的西秦政权，河西有李轨建立的凉政权。李渊刚克长安，薛举亦急谋东进以争关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举亲率大军在高墌城（今陕西长武县北）击败李世民所率唐军主力。唐军与战不利，被迫改取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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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为挽救颓势以图强敌，也采取了跟刘秀一样的策略，以河西制陇西。他遣使潜赴凉州，谋与李轨共图秦陇。唐、凉联袂，对西秦形成夹击之势。不久，西秦的临洮（今甘肃临潭）、枹罕（今甘肃临夏）、饶河（今甘肃临夏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对陇西的包围态势。唐军反攻，在浅水原大破西秦军，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灭亡，关陇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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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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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这种层层递推的逻辑在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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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其东进的过程中，仍未忘拓边西北，巩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尽并义渠之地为二十五县，置为北地和陇西二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加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将关中西北的防御推进到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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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天下纷乱，著名的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首次统一，称雄塞北。西汉初年，国力尚弱，只得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边郡的暂时安宁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但和亲政策只是缓和而未消除边患。匈奴仍不时攻掠西汉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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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帝之世，西汉已历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国力达到鼎盛，遂对匈奴采取大规模的出击。汉武帝前期的几次大的战役，除寻机直捣匈奴单于本部外，均以廓清关中西北外围为重点。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率军予匈奴以歼灭性打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余部降汉。这年，汉武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后来又设置了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后之筹边者，均以汉置河西四郡“断匈奴右臂”[74]。四郡的设置加强了西汉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使关中西北安全得到进一步巩固。（见图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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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又推进至西域。还是在大举击匈奴之前，汉武帝便派张骞出使西域，欲以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其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75]到汉宣帝时，汉廷派遣官员，监护鄯善以西数国。起初，西汉还只监护西域南道，未能尽并北道，匈奴形势已处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单于降汉，汉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降，汉廷“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都护治乌垒城，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76]这便是西域都护的源起。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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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开经营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后，东汉恢复设置西域都护、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明代设立哈密卫、清前期平定葛尔丹叛乱、后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设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于这种目的，以保障西北边疆的永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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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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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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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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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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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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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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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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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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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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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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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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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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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李纲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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